鸣虫文化，一虫之微，一器之朴，其中所蕴含的民俗与文化意蕴却开掘不尽。蟋蟀、油葫芦、蝈蝈号称中国三大鸣虫。三大鸣虫中，玩得最好、最精彩、最有文化韵味的当数蟋蟀。古人玩蟋蟀讲究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叫“留意于物”。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南宋宰相贾似道，竟然因玩虫而误国；第二种境界称“以娱为赌”，把斗蟋蟀作为赌博手段；第三种境界叫“寓意于物”，这是最高境界，多为文人雅士所为。

“当年如隆福寺街之富友轩，大沟巷之至友轩，盐店大院之宝和轩，义懋大院之三和堂，花儿市之万历园，白塔寺内之喇嘛茶馆，皆养虫家聚会之所。如到稍迟，掀帘入门，顿觉虫声盈耳。”

“解衣入座，自怀中取出葫芦置面前。老于此道者葫芦初放稳，虫已鼓翅，不疾不徐，声声入耳，有顷，鸣稍缓，更入怀以煦之。待取出，又鸣如初。如是数遭，直至散去。盖人之冷暖与虫之冷暖，已化为一，可谓真正之人与虫化。庄周化蝶，不过栩栩一梦，岂能专美于前耶！”

这是王世襄先生追忆的旧京冬日里养虫家在茶馆聚会的盛景，读来宛若置身其中，而那热闹背后韵味悠长的传统鸣虫文化，以及与之相关的蓄虫葫芦制作工艺，更是令人心生好奇。

至于为何冬虫蓄养非葫芦莫之能当，王世襄先生的解释言简意赅：”以葫芦蓄养冬日鸣虫，取其体轻，便于纳入怀中；性温，离怀仍有暖意；质松，有助虫声振动，发出好音。“据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乾隆时养蝈蝈，即”以雕作葫芦，银镶牙嵌，贮而怀之“。晚清时，冬虫价值不斐，上好的蓄虫葫芦价格也令人咋舌，《燕京岁时记》里说：”冬月之聒聒葫芦，油壶鲁葫芦，佳者亦数十金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