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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2月，

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界影响深远的大事，

成立清华国学研究院。

为此，清华国学研究院特聘四位导师。

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

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书等身的梁启超；

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归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

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

第四位导师名叫陈寅恪，

年龄才三十多岁，即无学历又无著作之人。

而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陈寅恪不仅得到了吴宓的极力推荐，

还称他是全国最博学的人。

同为博学院导师的梁启超也很尊重他，

还虚心的向人介绍说：

“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

没有学历，更无著述，

却得到名人学者的力荐陈寅恪,

究竟有哪些不同一般的才能呢？

时任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

陈寅恪少年时期留学日本，

因患脚病被迫回国。

在父亲的全力支持下，

陈寅恪从德国柏林大学，

瑞士苏黎世大学，

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

到美国哈佛大学游学十年。

在多种文化的熏陶下，

陈寅恪从一个懵懂的青年

找到了自己的学习方向。

那就是当时比较冷门的佛学、史学和比较语言学。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

他读书不修学分，也不考文凭。

对此，陈寅恪的解释为：

“考博士不难，

要是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所束缚，

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他所专注的是学问，他感兴趣的就会去听，

所以他慢慢就形成了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

青年陈寅恪

陈寅恪接到清华国学院导师聘书时，

刚刚年满35岁。

而就是这位年轻的学者，

后来享誉世界的中国近代最富盛名的历史学家，

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和诗人

于一身的百年难得一见的人物。

1925年，

结束了西洋留学生活回国的陈寅恪，

也把他对比较文学，宗教等课题的思考带回来中国。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暑期周刊》

曾发表过这样一篇文章：

清华国学院的上课铃响后，

一位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

头戴一顶遮耳皮帽，足下蹬着棉鞋，

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

相貌稀奇古怪，纯粹国货似的老先生，

准时出现在课堂上。

文中描述的这位国货老先生就是陈寅恪。

而在陈寅恪的一生中，

教书匠也是他最珍惜的一个身份。

他去课堂讲课时，

佛经、禅宗的书一定是用黄包袱皮包着的，

其他课程的书则用蓝包袱皮。

陈寅恪对教书这件事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和仪式感。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

近人讲过的我不讲，

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

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

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是个典型的说到做到的人，

这使他一辈子受累，

也使他永远站在学术的巅峰。

当时，

陈寅恪在清华教授的是历史和佛教研究等课程，

陈寅恪每次上课时，教室里都挤满了学生，

听课的人也常常有吴宓，

朱自清这样的文学大家。

清华园内，不论是学生还是教授，

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的，

都会向陈寅恪请教，

而且一定会得到满意的答复。

因此，陈寅恪也得到了“活字典”，

“教授的教授”的称誉。

1890年，

这一年用中国传统的纪年法是庚寅年。

7月，在湖南巡抚的后院里，

一个男孩降生了。

因为生在寅年，于是起名为寅恪。

对于陈先生的名讳，

有人读（que去声），有人读（ke去声）。

其实陈先生的读音异议由来已久。

当年陈先生还健在时，

就曾因为字典中没有（que去声）的读音，

清华有人特意询问名字的读音。

他却笑着说：“读什么并不重要。”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是当时的湖南巡抚，

父亲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

家学渊源的陈寅恪从年幼时，

就受到祖父和父亲开明而又严格的文化训练。

陈寅恪（左二）陈宝箴（中）陈衡恪（右二）

家学对陈寅恪的影响，

首先是在教育陈寅恪时，

使他形成一种很开阔的视野，

他像海绵吸水一样，

尽情的吸收着中外的科学文化知识。

不像抱残守缺的老古董，守旧派，

这也造就了他放眼看世界的眼光。

1898年6月11日，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推动戊戌变法，

但变法却遭到守旧派的强烈抵制与反对。

1898年9月21日，变法以失败告终，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

因为在湖南率先响应戊戌变法而被朝廷革职，

永不叙用。事件平息后，陈宝箴更是离奇死亡。

祖父陈宝箴被秘密赐死这一年，陈寅恪十岁。

面对家中发生如此世故，

陈寅恪父亲陈三立已无心从政，

而专注于诗歌创作。

从此，这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显赫门庭，

走向了于传统仕宦截然不同的道路。

而这样的变局也在年幼的陈寅恪

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

促使他走上了一生著书立说，

不问政治的教书育人之路。

陈寅恪夫妇

当同辈的孩子都在应科考，求功名时，

十二岁的陈寅恪和哥哥

被父亲送上了东渡日本的轮船。

但是陈寅恪的日本留学生活仅持续了三年，

就因为患上严重的足病，不得以回国修养告终。

陈寅恪的足病康复后，

母亲俞明诗让儿子再次东渡，

就让陈寅恪进入上海复旦公学读书。

这是上海的一座新式学堂，相当于现代的高中。

复旦公学就是现在复旦大学的前身，

而陈寅恪在复旦公学取得的文凭

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学历证。

1921年，陈寅恪筹措到学费后，

第二次来到柏林大学留学，

从国外求学归来，担任清华国学院导师期间，

他认为中国文化在世界学术中的地位很高，

跟当时中国政治地位低下的现实完全相反。

因此他明确主张中国文化应该吸收输入外来文学说，

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教学中，陈寅恪非常注重培养学生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他为中国培养许多优秀人才，

其中不乏季羡林，蒋天枢这样的大师。

桃李满天下对陈寅恪来说当之无愧。

青年陈寅恪

1927年6月2日，

王国维在颐和园自沉绝世，

清华师生向其遗体三鞠躬。

唯独陈寅恪进行的是三拜九扣大礼。

王国维辞世一年后，清华大学为他立碑纪念，

陈寅恪慨然写下传诵至今的碑文:

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然而20世纪初叶的中国注定是不平静的。

1932年9月，

日本宪兵在辽宁抚顺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

3000多人惨遭杀戮。

也就是从那时起，陈寅恪谢绝了一切社交，

也不再穿西装，终年着长衫。

这一习惯一直保留到他去世。

1944年冬天的一个早晨，

成都的清晨雾浓阴冷。

陈寅恪呼觉眼前一片漆黑，

周遭的景物瞬间离他而去。

这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发女儿

陈流求赶紧去通知学生，

今天上不了课了。

早年已有一只眼睛失明的陈寅恪

现在又被诊断为视网膜剥离。

虽然做了手术却已经无法复明。

这对于一位学者来说，

无异于致命的打击，

陈寅恪也濒临崩溃的边缘。

青年唐筼

面对陈寅恪的状况，

比他更痛心的是他的妻子唐筼。

唐筼与陈寅恪的结缘颇为传奇，

1926年，陈寅恪任教清华时已经36岁，

却还未成家，也没有任何恋爱经历。

父亲陈三立好言催促无果后，

严厉警告说:

“你若再不娶，

我这个做父亲的就要帮你下聘了。”

陈寅恪只好请求父亲宽限时日。

一次闲谈中，陈寅恪的同事偶然提到

曾在一位女教师家中看到墙上的诗幅，

末尾署名南注生。

陈寅恪略显吃惊，沉吟一会说:

“此人定是灌阳唐公景崧的的孙女，

我要登门拜访。”

而正是这次拜访促成了

陈寅恪与唐筼相濡以沫的一生。

因为妻子唐筼有严重的心脏病，

医生建议心脏病人最好居住在

南方暖和的地方。

于是已进花甲之年的陈寅恪

携妻女前往岭南大学任教。

1947年，陈寅恪与王力在岭南大学

1949年1月19日，

陈寅恪一家抵达广州。

岭南大学也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

创办时间比清华还要早。

校园里绿树葱茏，建筑别有风貌，

但如此美景，双目失明的陈寅恪无法看到。

此时的他在黑暗中已经生活了五年。

由于陈寅恪视力只能微弱的辨别白色，

陶铸便派人在院子里修了一条白色甬道

使他在散步时不至跌倒。

故居二楼西面的大阳台是陈寅恪当年授课的教室，

从1953年到1958年，

这里就是陈寅恪最后的课堂。

失明后陈寅恪在自家阳台授课

陈寅恪晚年的代表作

《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

就是在这座故居完成的。

这两部著作成为陈寅恪第二次学术转向的代表。

也因此招来各界对陈寅恪学术研究的诸多疑问。

为何偏偏要为一个妓女作传?

柳如是是活动于明清更替之际著名歌姬才女，

她个性坚强，魄力奇伟。

论文学和艺术才华被称为“秦淮八艳”之首。

在以往的历史叙述中，

柳如是不过是一个烟花女子。

但陈寅恪研究发现，

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

在明清交替之际竟然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

于是陈寅恪便生出了借柳如是这个奇女子故事，

把明末清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出来的想法。

失明后的陈寅恪在口述

陈寅恪这部书从史学上来讲，

他不仅仅是给曾经一个妓女出生的这样一个人来立传，

其实写的是明清文化的“痛史”，是写明清文化史。

书里写了众多人物，

写了政治的变迁，写了文化的变迁。

这部书共85万字，陈寅恪从64岁写到74岁。

整整耗费了十年时间。

1969年10月7日，

已经卧床不起的陈寅恪骤发肠梗阻麻痹去世。

生死相随，生命相依。

陈寅恪去世后，

妻子唐筼平静的料理完他的后事

于1969年11月21日心脏病复发，

追随他而去。

这一天距离陈寅恪去世45天。

失明的陈寅恪目光如炬

陈寅恪以他一生的实践，

实现了他一直孜孜以求的

一匡当世之学风示人以准则的治学理想。

而在陈寅恪的墓碑上，

同样篆刻着他写给王国维的碑文: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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