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猎和唱歌中度日

人们所熟悉的杜甫——生活颠沛流离、体恤民间疾苦的诗人,其实仅是他人生的一个片段。实际上,杜甫59年的人生不都是人们印象中那般穷困潦倒、艰难苦恨,至少他的前半生,是跟其他太平盛世中的公子哥一样度过的。

杜甫出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官僚家族。先祖为晋代大将军杜预,也是著名学问家。祖父杜审言为武则天朝的著名诗人,因此杜甫曾经自豪地说过“诗是吾家事”。父亲杜闲历任兖州(今属山东)司马,奉天县(今陕西乾县)县令。富裕的家境为杜甫提供了良好的教育和优渥的成长环境。

在杜甫两岁多的时候,母亲过世了,但是幼年的杜甫并不缺少母爱。忙着做官的父亲把他寄放在洛阳的姑母家,姑母待她胜过亲生。大约在杜甫三岁的时候,他和姑母的孩子同时染上了疫病,姑母尽量照料他,自己的儿子却丢了性命。长大后,杜甫与人谈起,常常泪流满面。

杜甫早慧,六岁时跟随父亲观看过公孙大娘的剑器舞,令他印象深刻。公孙大娘是当时著名的舞蹈家,书法家张旭看过她的演出后,草书大进,被后世尊为“草圣”,而杜甫最后也被人称为“诗圣”。

杜甫七岁就会写诗,他曾在诗中自述:“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十四五岁的时候,他开始与文士及官员交往,出入翰墨场所,得到前辈褒扬。不过,那时的杜甫,可不是一个只会摇头晃脑背诗的“书呆子”。他自己写诗说:“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可见,那时的他是多么顽皮好动!

20岁以后,杜甫过着漫游的生活,那是唐朝文人的风尚。他先是在南方吴越等地,后在山东、河南一带,结交名流,张扬声名,对自己的才能相当自信,自谓“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此时,大唐社会欣欣向荣,年丰物足;年轻的杜甫雄心万丈,他登上泰山,写出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样豪气万千的句子。

那时的杜甫,家底雄厚,虽然没做生意没做大官,也不愁生计。他到了洛阳,在自家祖陵所在的首阳山下,建了一座庄园,一边读书一边与当地人士交往。

744年三月,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经过洛阳,与杜甫相识。闻一多先生有一段非常诗意的论赞:“我们该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

其实,“李杜”并称是杜甫身后很多年的事情。实际情况是,李白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比杜甫大11岁;杜甫只是名不见经传的后生小子,对李白十分仰慕。他追随李白一起漫游,访道士,登慈恩寺塔(今西安大雁塔)。后来,高适也来了,三五友人一起,追鹰逐兔,纵酒高歌。“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从他晚年这些回忆的诗里看,这段时间他过得相当轻松自在,好像就是在打猎和唱歌中度过的。

难得的模范丈夫

富裕闲适的生活中,爱情也如期降临。29岁时,杜甫娶了弘农县(今河南灵宝县)司农少卿杨怡19岁的女儿为妻。司农掌管钱粮,通俗地说,杜甫的岳父是县财政局副局长。杨氏的名字我们不得而知,但婚后他们夫妻非常恩爱。

在中国古代男权专制的社会里,男子纳妾是十分普遍的事,所谓忠贞不渝的爱情往往只是一时的甜蜜。杜甫却能做到与杨氏一人厮守一生,他们的爱情像潺潺的流水一样,虽然没有惊涛骇浪,称不上轰轰烈烈,却永无停息。

杜甫成婚之后没几年,他的父亲过世,经济来源一下子没了,生活日益穷苦。再后来,唐朝战乱,杜甫一家四处逃亡,贫穷、疾病、频繁的分别与担惊受怕成了这个家庭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但再苦、再穷,杜甫都没有抛下过杨氏,杨氏也始终以娇弱的肩膀扛锄头种地、背行囊逃难,夫唱妇随。

杜甫没写过传唱千古的情诗,但在历代诗人中,作品里出现“妻”字频率最高的可能就是他。他为妻子所写的最著名和感人的诗歌当属《月夜》。756年,杜甫在长安求官,将妻儿寄放在鄜州(今陕西富县)妻舅处。一天晚上,杜甫写下了《月夜》一诗,诗中后四句专门倾诉对妻子的思念之情:“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当时的杜甫已经44岁了,成婚多年,诗句却如同新婚燕尔中的人写的。

759年,关中大旱,饥荒蔓延,正在同谷(今甘肃成县)落脚的杜甫一家陷入从来没有过的饥寒交迫状态。他写了悲伤的诗句,催人泪下:“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天寒地冻,为了妻儿,杜甫不得不拣拾橡树果子为食,不然就去挖地里的野芋头。

还有一句,是杜甫晚年生活安定时所作,“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字字都是平淡的幸福。

风中翻船的老头题

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悲天悯人的诗句中,人们也往往忽略了杜甫是个极风趣的人。

家境的困顿,让杜甫感到世态的炎凉。他在长安有时靠亲友接济,有时要去买政府的低价救济粮,有时还会将采来的草药拿到市场上去卖。他受尽了冷遇与白眼,生活渐渐露出残酷的本来面目。有时他甚至不得不乞讨:“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安史之乱后,杜甫带领家人逃难。他的坐骑被人抢走了,只能步行,不小心掉落到蒿草坑里。幸亏同行的表侄王砅走出去十余里,发觉不对,转身相救。他把自己的坐骑让给杜甫,然后拿起大刀,护卫着杜甫脱离了险境。若干年后,杜甫在诗中回忆,如没有王砅舍命相救,他根本不可能活着逃出去。

经历过如此生死关头,杜甫好不容易才到成都,在友人的帮助下,于浣花溪畔修建茅屋居住。看看一无所有的他做了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杜甫想在自己的茅屋边种植各种树木,又不想麻烦友人,就提笔给当地的那些官员、大户写诗,寻募花木。“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河阳县里虽无数,濯锦江边未满园”,这首要桃树苗的诗,写给了一位叫萧实的县令;“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这首要竹子的诗,写给了绵竹县令韦续……明明是乞要树苗,却没有丝毫的低声下气,落落大方。隔着千年,人们也会为他的浪漫情怀拍案叫绝!

这段寓居浣花溪畔的时光,成为杜甫苦涩人生中的一抹阳光。他在《绝句三首》中幽默地写道:“设道春来好,狂风大放颠。吹花随水去,翻却钓鱼船。”且想象一下那个有趣的画面——春日里,泛舟湖上,羞涩的花朵在水中映出美丽的影子。老头本想坐在钓鱼船上晒晒太阳,吹吹小风,看看风景,优哉游哉等鱼儿上钩。不想一阵狂风突如其来,花也落了,船也翻了,狼狈的老头恼羞成怒,跳着脚说:别以为春天来了什么都好,还有狂风这种东西“放颠”呢!

杜甫成长于开元盛世,盛唐对他来说,有着不可磨灭的记忆。只要拿他的诗和中晚唐的诗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杜诗在情调上、色彩上、信心和力量上仍然是一派盛唐气象。因此有学者说,杜甫是盛唐的最高峰,也是盛唐的谢幕。

被朱熹列上名单

作为成都人,我总是遥想,一千多年前在成都寓居的杜甫,过的是怎样的生活?我们只知道,成都从此有一个著名的景点——杜甫草堂。那里有历代文人留下的翰墨对联,有一个仿制的草庐,还有大片的梅花茶花和竹林。冬末,竹林依旧苍翠,梅花茶花次第盛开,不禁令人想起杜甫的那些诗句。

白居易写李白的诗句为人传诵:“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其实这句话用来概括杜甫更为精当。李白生前已经名满天下,得到唐玄宗的赏识,而杜甫生前却默默无闻。不过,杜甫有一点与李白非常相似,他也是天才的诗人,却热衷政治,对自己的政治才能非常自信。

杜甫一生中任官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三年,而且没有显示出精明务实的才干。他只有敏锐的诗心,博大的胸怀。白居易新做了一件布袍,写诗说希望大家都跟我一样暖和,如此由己及人,是常人的想法,但其境界与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之舍己为人,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杜甫是宁愿“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且并非大话空话。

杜甫是深情之人。他对亲朋好友、邻居路人、自然山川,哪怕是微细的花鸟草木,都怀有深情与热爱,懂得享受美好,懂得珍惜。《论语》上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认为不用网捕鱼和不射归巢的鸟便是“仁”的表现。杜甫也曾经面对江面上被密网困住的鱼发出“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的感慨。“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所以说,杜甫崇高。

北宋王安石曾写过一首题杜甫画像的诗,说:“惟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大意是:我推测杜甫先生您的这颗心灵,就连那圣人辈出的上古三代也是少有的,我多么渴望您能起死回生,和我成为朋友啊!

一生批评历史人物无数的南宋理学家朱熹,曾列举过中国历史上可称为“伟大”的五个人:诸葛亮、颜真卿、杜甫、韩愈、范仲淹。五人中,杜甫是唯一一位深处民间、在政治上无甚建树的人。朱熹评价说,杜甫是光明正大,磊磊落落,在人格层面堪称楷模的人。

杜甫写过战争,写过民生,被称为“诗史”,但仅仅真实地再现历史并不一定就是好诗,仅仅描摹穷人凄苦和社会黑暗的并不一定都能流芳千古,为什么杜诗让那么多高士仰望?说到底,还是杜甫强大的内心与情感。

人们甚至忘了青春年少时的他,也曾有过“一日上树能千回”的调皮时刻;忘了他纵马高歌、豪迈饮酒的潇洒生活;也忘了他与老妻幼子在杜甫草堂边下棋画画的平淡……他留给后人的标准形象,只是怜悯地看着天下苍生、在秋风中瑟瑟发抖的悲苦老人。

来源:《各界》2017年第08期 总第2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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