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手批六书索隐选》尹恒编：尹恒先生未曾谋面，他给我寄来了该书，以及此书的毛边本，另外还有另一本图册。翻看这几本书，由此而让我得知，图录中所说的原本有他本人的所藏，也有他朋友的藏品。而这册傅山手批的《六书索隐》乃是他个人的藏品，而他的这部书受到了傅山研究专家白谦慎先生的首肯。白先生特意给本书书签，由此可见，该书之精审。

对于何以要选择性地影印傅山所批，尹恒在该影印本的跋语中解释道：“傅青主手批之书，公藏多有披露，私藏或有见说亦未曾有图可窥真身。然公布之傅批多是一图半葉，不得见其全豹。故今选取鄙藏傅青主手批明嘉靖刻本杨升庵《六书索隐》语约十余处，并放大影印，以便对傅山古文字学或书法有兴趣者赏玩。”

由这段跋语让我窥得：尹恒先生有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胸怀。他将自己的珍藏之物公布于世，这使得相关研究者能够便利地使用该书中的材料。为了能够让使用者看清楚傅山的所批，尹恒在图录中对这些批语进行了局部放大，这份体贴正是其难得之处。而该书在版权页注明，其印数为五百册，这其中的毛边本则为一百册。而我得到了其中的一毛一平，这当然要感谢尹恒先生的美意。

《云南古本经籍遗珍十种》陈璞 尹恒编：该书也是尹恒先生所赠，而图录中的一些善本却让我大有兴趣。尤其第一种大理国所刊《八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四十六，该经前附有精美的版画。

对于大理国的情况，我与不少的朋友一样也是本自金庸的武侠小说，其书中所谈的段誉可谓有着深入人心的形像。然该国所刊之书，流传至今者却十分地罕见。我仅在云南省图书馆一窥其芳容，然而对于该图录中所说的这册佛经却是第一次看到。

大理国是否刊刻过一部大藏经，历史资料未见记载，而本图录中引用了《南诏野史》中的一段话：“段智廉，南宋庚申庆元元年即位。明年，改元凤历。又改元元寿。使人入宋求《大藏经》一千四百六十五部，置五华楼。”

这段话中所说的段智廉乃是大理国第十九代皇帝，虽然他在位仅四年，然而在这期间他曾派人向南宋请求大藏经。这个时段相当于南宋明宗嘉泰二年，其所请大藏经据猜测应当是《圆觉资福藏》。然而，该图录中所收的一册却并非《资福藏》的零种，因为其千字文编号对不上。故该篇文章的撰写者“宝傅楼主人”猜测有可能是段智廉得到大藏经后进行了部分翻刻。为什么说要部分翻刻呢？该文中称：“若是大理国人力不逮，财力所限，刊刻技术不甚发达，不可翻刻全藏，选其要者刊刻印刷亦是佛藏流通中常有之事。此本《大方广佛华严经》乃‘经中之王’，以理论之，自是在择取翻刻之列。再者，此本每折六行，行十七字，与中原早期许多大藏版一致，亦可谓翻刻之痕迹。”

但何以证这则佛经是出自大理国所翻刻者，宝傅楼主人在文中又写道：“此本扉画右上端有墨笔题记‘为施主观音香造’七字，大理国所留文字中多有以‘观音’冠为姓氏而表信佛者，故此物为滇中古卷无疑。”

除此之外，本图录内所收十种佛经，基本都是与云南有关者，如此专业的收藏方式，使得我对收藏者有了强烈的好奇心。而该书的编者陈璞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元宁斋主人好古成癖，以搜罗滇南书画、碑帖、古籍、文玩为至乐。某年月主人偶得元初时忽必烈汗御赐云南‘圆照兴祖禅寺大藏经’普宁藏原本，考诸海内公私收藏皆无类此者，惊喜倍至之余，效前人以珍爱物名斋号之例，名吾斋为‘元宁’。积年来主人所得滇南古本经籍累至十种，古人有‘十全’之说，今人难抑急功之心，况乎滇南地僻，清以前故纸流传至今者实为罕见，成不易得，此十种经卷者早至大理国晚至明末，皆相关于滇南，且多有精美首见之版画，虽不及海内名楼大家所藏巨秩宏篇，然亦似有补漏拾遗之趣，故集成此册，以供同好者共赏研之。”

看来，这位陈璞就是本图录佛经的收藏者，而他在序言中也叙述了堂号的来由，由此可知，这也是一位痴迷的爱书人。

该书的后记乃是出自尹恒先生之手，他在后记中将目录版本之学分为内学与外学两个部分，这样的分法是我以往未曾耳闻者：“在汉代，经学有过内学外学之分。古籍之学，或也有内外之学。内学者，多是学院中人以正统而居，受国恩庇佑，得以有闲暇，有资源别版本，鉴真伪，统目录，究语言，考名实，皆为体制内供养，故谓之内学；外学者，无论商贩走卒，士工商农，有兴趣于古籍者，可自资以购籍钩沉，旁听充学，虽多无保障便利，然自由批点考玩处，亦非申请课题者可以想知，因在体制外故谓之外学。”

由此可见，尹恒先生不但有志于目录版本之学，并且他对传统上的固有说法也有着自己独立的认定在。

《平江新图——吕吉人作品集》：此书为周晨先生所赠，而该书也是他在设计上的精心之作，更为难得者，周晨还是此书的责编。

平江图

周晨先生告诉我，吕吉人先生乃是著名书装设计家吕敬人的哥哥。吕吉人在美多年，每次回国都感慨于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然而他却对苏州传统的老街巷有着特别的留恋。某次，吕吉人来到苏州，他想用自己的画笔来留住苏州老街巷美好的瞬间。而周晨建议他去画平江路，恰好周晨藏有一幅旧拓本的“平江图”。于是他建议吕吉人将这部画册起名为“平江新图”。周晨巧妙地将平江图融汇成了本书的封面，而书中的内容也不仅仅是吕吉人的绘画作品，里面还收录了多位江南作家对于平江路文字上的描写。

我在翻看本书时，在里面看到了苏眉、周音莹等熟悉的名字，而这些文章使得该书从内容上更为丰满。书的后半部分乃是周晨跟吕吉人之间的访谈，通过这些访谈，让我对吕吉人先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由此而让我得知，吕吉人在1958年拜著名山水画家贺天健为师，然而贺先生的作品则更多的是用传统的笔墨来描绘文人雅趣中的自然美景。吕吉人的绘画方式以我外行的感觉，他应当是融汇了西方绘画艺术的特点。我的这个猜测在该书中所收的徐明松先生所撰《吕吉人绘画小时》中的所言为证：“在他的绘画表现里，油画块画的肌理、干笔水彩的塑形敷色、传统笔墨的线条以及焦点散点透视结合的构图布局贯通融合，一体呈现。工而不匠，一扫板滞之气，可以说，他三十年持之以恒、孜孜以求，以独特的视觉表现建构当代工笔重彩的个人风格，气局卓然。”

而谢奕青在《平江路，吕吉人的归去来》一文中也有着这样的认定：“三十年前，传统绘画功底扎实的画家，从上海画到美利坚，看遍西洋经典，参透其中奥妙，打通中与西的界限，重又把水墨工笔呈现出新的华彩。”

吕吉人的绘画技巧我难以置喙，但其在绘画中所表现出的细腻却给我的视觉带来了莫大的享受。而这种享受正是靠周晨先生的巧妙安排，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今日店休》[日]坂本健一著 吴菲译：前几天见到了林妮娜女史，她一见面就送给我这本书，而后称因为这是谈书的书，所以她特意挑出此册来送给我。妮娜同时跟我说，她送给的朋友有不少读过此文后都流下来感动的泪水，看来她希望我也能重现这个场景，于是我将此书携回细读，看看它能不能作为我几年来未曾流泪的催泪弹。

说实话我读完此书后，并没有如妮娜遇到的那样泪飞顿做倾盆雨，也许是心里预期太高的原因，或许是过度酝酿感情的原因，使得我并没有像妮娜所言的那样。但是这本书读完之后，确实有着感动后的忧伤。这种忧伤色彩有类于西方感情丰沛的人所常说的蓝调blues。

《今日店休》是一部平实的书，他是一位书界的长者以平实的笔调来描绘简单而平实的生活。作者坂本健一在其90岁的时候写出了这本书。我从书中了解到，他在1946年办起了一家旧书店，办店的原因显然跟二战有关。坂本原是位军人，二战结束后他退伍回家，因为战争的原因，使得其一家人都饱受饥荒，为了吃饭坂本在家中寻找任何可以卖的东西，他经过一番打量，发现家里唯一值钱之物乃是完整一百册的《岩波文库》。这部书是在其从军前上夜校时所买，他当年为了买这部书省吃俭用，其中有一百多天省下午饭的钱才凑齐了书款。而今为了吃口饭，他只能卖掉自己的心爱之物。

我在阅读此书时，其实最令我感动的一段话恰恰就是他为了买书竟然有一百多天不吃午饭，因为我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我为了买一部古书也曾经天天中午不吃午饭，因为饥饿难忍会想方设法偷蒸笼里面同学的饭食。而今读到了坂本健一的这段经历，让我瞬间产生了强烈的同感，我特别能体会他将自己心爱之书出卖时的心态。然而他的卖书经历却让自己走入了开旧书店这个特殊的行业，并且他在这个行业一走就是七十年，这份执着非寻常人可以做到者。

然而这部书所写的内容并非是他在经营书店过程中所经历的甘苦，而其主要视角谈论的是坂本到了晚年因为得了脑梗塞，使得他不能像前几年那样一年365天从早晨七点忙到夜里十二点，从来都是假日无休。因为脑梗塞使得他右眼失明，所以他把每周四和日定为休息日，每到休息日他就在书店外的卷帘门上贴出今日店休的告示。

贴告示对坂本健一是件纠结的事情，因为他开店几十年店门从来不关，而读书人也已经习惯于这样的营业方式，坂本觉得客人兴冲冲地赶来，却因他的休息而吃闭门羹，这让他觉得过意不去。于是，他就在自己的店休告示上写上自己的感悟，以及画上一些小画，而他的这种告示每次都更新，渐渐使得人们爱上了这种奇特的艺术品，口口相传使得很多电视台前来采访。坂本健一大半生的时间都用在了开书店方面，而在此之前却始终默默无闻，没想到到其晚年却因为这种海报而大火。这让他都感到意外，于是乎就有了这本小书。

以我的理解，本书之火并非是坂本画的多么高明，而更多的原因则是他对客人的真诚之情，他的真情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予以了表达，显然这种方式引起了读者心灵上的共鸣。人都希望得到尊重，人也希望看到对方的真诚，可惜在当今的社会中，真诚成为了稀罕物，正是在这种大氛围下，出现了这样一位表达真情的老者，他以这种方式唤起了人们对于真情的向往。至此时，我才猛然地感到，如果我读完此书未能感动落泪，正说明我的心灵上也包裹了多层铠甲。不流泪表现出我对真情的向往，于是我酝酿感情想努力地滴出两滴眼泪，遗憾的是经过了两番努力也还是未果。

《海豚人文书目》（2010-2017）：2017年的上海书展期间，海豚出版社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举办了一场作者聚会，我也有幸参加了这个聚会。本场聚会的地点，乃是上海福州路的百年菜馆——老正兴。此店处在福州路上，我在这个店门前路过了无数回，今日到达上海后，因为还有两个多小时的空余时间，于是我跟海豚出版社的于立业老师共同前往福州路，准备在此拍一些照片。恰好走到老正兴门前时，于先生的电话响起，他接到通知，今晚的聚会就在老正兴举办。

天下的事有时就是这么巧，这种巧合也无法解释，只能将其视之为缘分。老正兴虽然我来过多回，但我却从不知里面有这么大的包间：四个大圆桌，每个圆桌都能坐十六七位。而当晚也的确是高朋满座，旧雨新朋在这里相聚，平时令人厌烦的嘈杂之声，在这样欢愉的场合下都让人感到毛孔也舒坦。

这样的欢快场面到达酒酣之时，海豚社的朱立利老师请同事搬来了几包书，现场发放给每一位在座的，而所发者正是这本《海豚人文书目》。以本社的书目作为礼品赠送给朋友，这在其他社中颇为罕见，也可能是这个原因，在座的纷纷翻看此目。该目前有社长俞晓群所写序言，他在该序中首先讲述了海豚出版社出书方向的转变：“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始建于一九八六年，以出版儿童图书为主。二00九年六月，我来到该社出任社长，经过思考，在儿童图书出版的基础上，增加人文图书出版。至今八年过去，我已经到法定退休年龄。回顾这段时间走过的道路，点点滴滴，留给社会与读者的记忆，只有海豚出版社的那些好书，以及那些优秀的作者，还有海豚辛勤的员工。”

众人看到这篇序言后，纷纷议论，看来这部书目乃是俞社长到海豚社后经营人文书的一个总结。因为他已经到了荣休的年龄，他以此给自己留下一条“光明的尾巴”。但是为什么会以出书的方式，来对自己生命中的某个阶段做一个小节呢？相信有不少的人都会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于是俞社长在该序言中作了统一的回答，原来他去年在上海的一家旧书店内买到了几册民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第一集一千种目录》《丛书集成初编目录》和《万有文库第二集目录》（附万有文库第二集预约简章）。

俞社长将这些书目翻看一过，由此而给他以很大的启发，他觉得这些书目不仅仅是简单的书籍目录，而更多者，书目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一本有价值的史料。于是他决定以同样的方式致敬前贤，所以他就将自己在海豚社任职期间所出版的人文书目编了一部书，以此给后世的研究者提供一份准确而详实的资料。

我不知道得到书目的各位有多少人能够真实地体味到俞社长的良苦用心，然而我却在现场看到了另一番情形：众人迅速地翻看书目，而后从中找出自己的著作，一旦找得，脸上顿时展现出与有荣焉的幸福感。我当然不能免俗，因为在此之前我已在海豚出版了四部书，可是我在该书目中却仅翻得了一种，如此说来本书目结稿之时，我的另外三部书还没印出。看来，这本书目并非是俞社长在海豚期间，所出人文书的全部。更何况直到发书目的时间，他依然是海豚社的社长。既然如此，说不定若干年后，有人会出该书目的补编。

但这个小缺憾并未影响在座的热情，不知是哪一位发明出了一个办法：请在座的作者在书目中自己的作品旁签字。这个举措比流感还迅速地传染了所有人，于是众人纷纷离席不断地请在座各位签来签去，瞬间使得本场聚会又掀起了一个小高潮。面对此景，我走到俞社长跟前揶揄道：“没想到吧，您出的书目还有这样的功效！”俞社长淡定地回答道：“只要大家高兴，不就达到目的了吗？”

《阁楼人语——<读书>的知识分子记忆》沈昌文著：沈昌文先生乃是出版界的老前辈，老先生已经86岁高龄。二十多天前，我在海豚社遇到沈老，朱立利大声地在耳边问他：“上海书展您到底是否还要去？”沈老停顿了一下后说，他原本不想再去，但想了想还是愿意前去见朋友。于是在老正兴的酒桌上，我又再一次见到了他。

我坐在沈老的对面，而陆灏先生则坐其旁边，虽然他们二人相识多年，但陆兄身上始终有着职业报人的敏感。他坐在沈老旁边，不断地提出新老问题，因为上了年纪的原因，沈老虽然身体很好，看上去也就七十岁出头，然而他的听力却有着明显的下降，与之讲话必须要贴其耳边大声地喊出。可能沈老觉得陆灏这样的说话方式太累，他就命女儿拿出两个助听器分别挂在左右耳上。果真这个小物件颇为灵验，沈老说他瞬间听清楚了室内的嘈杂之语。但奇怪的是，他却听不到陆灏说的话。几经试验仍旧如此，老先生无奈只好把助听器又摘了下来。一瞬间他脸上的焦急之色就消失了，他说自己又能听到陆灏说话了。

这个奇怪的现象让在座者都感到有些惊异，纷纷探讨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而那一刻我想到了一句不恰当的成语——远交近攻。虽然如此，沈老欢愉如常，但陆灏还是担心时间长了老先生身体吃不消，于是他劝沈老尽早回去休息，然沈老却沉湎于这种欢快的场合，几经劝慰方才离去。

接下来的几天活动可谓繁忙，我像赶场子一样在大上海奔跑几地，有时讲座有时被采访，另外还有每天的聚会。海豚社的几位朋友也有着他们的奔忙，直到最后一日我们各自忙完本人的应尽义务，而后共同乘高铁返京。在车上朱立利先生突然从包里拿出了一本书，他说此书是为了赶在书展上使用，所以只做了一百册的打样，现在送给我一本。仅印一百册的书，当然能够勾起我的收藏癖，于是欣然接下，立即开始翻看。

而该书的内容则是沈昌文先生在主编《读书》杂志时所写的一些随笔，从每篇文章的日期来看，其收录的范围则是从1984年到1995年。如此说来这是二三十年前的文字，为什么到今天才编辑出版呢？我在该书的后记中读到了沈老写出的原委：

蒙陆灏兄盛情，在一九九六年就将此类文字耐心收集起来，打算刊印。当时社会上对《读书》杂志的议论稍稍露头，我怕人们把这看成某种“新动向”，不得不央求陆兄暂停此事，让我销声匿迹。现在李辉兄又重提此事。眼下我确实住在一个真实的阁楼上，不免时常想起当年想象中的阁楼。遗憾的是，现在大概不会有人像当年那样“从屋外瞧见那灯火”。我无法天天收到那么多来信，让我知道我们正在彼此相望。此刻每日所为，无非再三诵读当年作者、读者写给“阁楼”的信，摭拾旧闻，回忆旧事。但这也好，好歹可以比当年的思路客观一些。现在思来想去，总觉得自己在编《读书》时的所为，乃至我的整个编辑出版经历，都逃不开基督教所说的“七宗罪”。《阁楼人语》中所表达的，无非是其中一二而已。由此说来，李辉兄是要我坦布罪状。我从这角度想开去，只得同意。

原来早在二十一年前陆灏先生就已提出将这些文章编辑出版，看来在那个时段有人对《读书》有了不同的声音，这让谨慎的沈昌文先生停止了此事，直到近期李辉先生又旧事重提才有了该书的出版。沈老究竟听到了怎样的声音而终止了陆灏的所为呢？这让我十分好奇，于是我跟朱立利说：“在老正兴你为啥不送给我这本书？显然你是送不出去了，拎回去又觉得沉所以才送给了我。”朱兄二话不说就从我手中抢夺该书，他边抢边称：“这样的书有的是人想要，还没舍得给，却没想到送给了一位狼心狗肺之人。”我对他的动作早有准备，当然不会让他夺回，我边躲边跟朱兄说：“如果你早给我这本书，我就在酒桌上能够分别问沈老和陆灏当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事情。”

《读书人家——董桥书房剪影》：今年两次去深圳，而两次都到尚书吧聚会，第一次是因为中华书局俞国林先生的安排，因为我在该社出版了《鲁迅藏书志——古籍部分》。深圳读书月乃是一场文化狂欢，俞兄跟组委会经过商议，让我在此期间举办一场讲座，而所讲内容正是鲁迅所藏古籍的方方面面。读书月期间，相关部门会接待许多前来与会的嘉宾，为此尚书吧的陈新建先生跟深圳出版发行集团的王磊先生到机场来接我。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王磊，乘他的车前往深圳市区时，一路上听他聊着书界之事，由此而让我得知，王磊虽然在出版发行部门工作，而他个人也同样痴迷于书籍的收藏。他说自己近几年对木版水印特别感兴趣，而这方面的近代出版物以荣宝斋的《韩熙载夜宴图》最为有名。

荣宝斋所制《韩熙载夜宴图》乃是中国木版水印史上的鸿篇巨著，为了制作此书，荣宝斋刊刻了一千六百多块版，如此数量众多的版片用来印一幅画，这在中国印刷史上可谓空前绝后。也正因为这种印刷方式十分地繁复，故此图以木版水印方式仅印刷出了三十五卷，为此该图成为了“好色”之人的追逐之物。而王磊先生有此爱好，于是我随口问他是否也得到了这样一卷，他淡然地回答说：“是的，我仅有一卷。”这句话让我大感吃惊，仅此一件就足以显现出他在这方面的收藏有着何等高的水准。

此次再来深圳乃是因为海豚社的安排，我在深圳书城办《上书房行走》一书的分享会，与我对谈者乃是深圳最有名的爱书人胡洪侠先生。因为这场活动安排在了晚上，而尚书吧正处在书城的侧旁，承蒙陈新建先生的美意，他请了一帮爱书人前往尚书吧用餐。我在此又见到深圳古籍收藏家易福平先生以及欧海先生，另外还有多位熟识的朋友，当然也再一次见到了王磊先生。

王先生一见面就递给我了这本装帧特别的《读书人家》，他说这本书乃是苏富比拍卖行给董桥先生举办专展的图录，虽然是图录，但这本书却不易得。他事先得知，本图录有精装和平装两个版本，精装编号一百册。他本以为这个图录的开售会在董先生签售的当天，而他当天赶到时方得知，精装图录在展览的第一天就开售了，几小时就已卖完，所以他只好买了几本平装以此来送给朋友。

我从图录上看到，这册平装图录的售价竟然高达三百港币。二十余年来，因为跟拍卖行的关系，我每年收到的图录有几十箱之多，其实大部分根本看不过来，所以这些图录除了我感兴趣的部分外，其他的都随手扔了出去。也正因为如此，我对图录一向不看重，而今王磊先生竟然花三百港币买了本图录送给我，这可谓是我所得到的最贵的图录，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他才好。

然而翻看这本图录，其果真与寻常不同，因为这并不是一本用来销售的目录，更多者则可以从各个侧面综合地体味到董桥先生的爱书之情。他的收藏不仅仅是文人字画，里面还有不少西式的洋装书，这些书一律装帧精美。特别引起我兴趣者，乃是1872年伦敦出版的《鲁拜集》。此书海豚出版社曾予以复制，如果以国内的印刷工艺而言，海豚复制本已然称得上精美。然而从这本图录上所看到者，虽然仅是书的影子，但也足以摄人眼目。而董先生有着如此广泛的兴趣，他能将中西珍物熔铸一炉，难怪他能写出那么多的漂亮文字。而想到这一层，更让我感谢王磊先生的美意。

《岳麓书院藏秦简》陈松长 李洪财 刘欣欣等编：我与朱旗先生相识多年，大概在去年他调到了上海人民出版社任副社长。虽然几次到上海，但均因各种各样的事情未曾与之谋面。承其美意，我在其社出版了一本《蠹鱼春秋》，为了能够赶上书展，该社突击印出了一批书，而其中有三百册毛边本。朱社长命我到其社签字，签字完毕后我前往他的办公室去聊天。在这里我看到了一些对自己有参考价值的书，于是我使用“熟人不讲理”的古话从中抽得数册，而后将其携归，这册《岳麓书院藏秦简》为我所得之一。

我对秦简没有研究，这其中的原因乃是因为简牍基本上属于出土文物，按照文物法的规定，地下文物属国家所有。虽然说简牍类的书也有传世之品，但收藏这类物品显然要费口解释，我是个简单的人，不愿意有这类的麻烦，因此只能因噎废食的不藏此类之物。

虽然如此，然而我对简牍却有着特殊的兴趣在，这不仅仅是因为爱屋及乌，更多者是因为我在写《觅经记》时涉及到许多文字与经学的关系，同时我的《芷兰斋书跋》也多有涉及到稿本及其批语的释读问题。而有些人，尤其是清代的经学家，他们特别喜好用古字来书写跋语和手札。释读这样的文字颇为费时费力，以往我每遇到难辨文字时，都会向艾俊川先生请教，他那扎实的功底令我十分地羡慕嫉妒恨。这让我早已有了见贤思齐的奢望，因此每遇到释读古文字之书，我都是想办法弄到手，就如鲁迅跟赵家璧所言：“试看绿林强盗，怎样不惜钱财以买盒子炮，就可知道。”

因此我虽然没有收藏秦简，但不防碍我要多增加几把盒子炮，而这其中一把乃是朱旗社长所赐，虽然这把盒子炮以强盗行径得来者，但我依然感谢他的美意。

《古书之美》庆山 韦力著：大概在五六年前，安妮宝贝对我进行了专访，阴差阳错的原因，那篇专访编成了一本书，书名是由她所起，就是后来颇为畅销的《古书之美》。当时出那本书使用的是一种日本特制纸，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这种纸张停止了生产，所以这本畅销书无法再版延续。

而后的几年，不断有人寻找此书，有不少的读者呼吁能够将此书再版。该书责编林妮娜女史响应这种要求，决定出此书的平装本。而在两年前，安妮宝贝已经更名为庆山，于是就以这个署名来重新出版该书。

在出版之前，林妮娜对该书进行了校改，除了改正一些错字之外，她还让我添补了一些初版本中没有的内容。其实这部分内容在初期采访时就已具备，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当时的采访大部分没有收录该书。而林妮娜选择了其中一部分专谈大藏经的内容增补书中，同时她命我写了篇跋语，讲述了该书的来龙去脉。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看此跋，从中可以了解到本书的来龙去脉，以及我改写此书的心态。

近几年书界变化之一，乃是书价的上涨，而本书的再版本虽然改成了平装，但书的内页依然是四色印刷，并且增加了多幅彩图。但林妮娜认为为了能够延续读者对该书的美好记忆，她决定压缩利润不涨价，依然以49.5元面市。

本月的26号，林妮娜安排我到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搞一场新书分享会，而其内容则是谈古书之美。而我讲述的方式则是以该书内的插图为线索，以此来简述中国古籍装帧与西方书籍装帧之间的区别。然而现场提问之人则颇为专业，其中一位听众让我确认线装书究竟是不是诞生于明代，还有一位读者问我：永乐大典中是否记载了郑和下西洋的内容。除此之外还有多个颇具专业性的问题，而这也正是让我感慨之处。原本我认为《古书之美》，乃是中国典籍常识的普及本，没想到由此而来的听众却能问出颇具专业性的问题，是我低估了他们对中国典籍的热爱程度。这由此而让我产生了新的想法：是否应当另写一本较具专业性质的《古书之美》呢？

《蠹鱼春秋》韦力著：该书乃是我在前两年所写拍卖点评之文，故该书内所谈及的只是我以个人之眼光而对古籍市场之评价，这样的评价是否妥当，当然是见仁见智之事。然而我在拍场中混迹之年，对一些拍品当然也有自己的看法在，蒙上海人民社朱旗社长不弃，认为这些拉杂之文有出版价值。经过一番整理而后呈上，朱社长亲自校刊此书，其自称离开出版行业多年，而今重操旧业，此为他再次调入出版社后责编的第一部书。他的认真让我大感惭恧，于是得到校样后认真核对，以期少一些错漏，不负朱社长之期许。

《觅诗记》韦力著：此书乃是传统文化遗迹寻踪系列之第二部，原本在写作之前，我按照四库分类法的归类方式分为诗文和词曲两个部分。然而在实际寻访过程中，以诗人遗迹为大宗，为阅读上的方便，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陈徵先生建议我将这部分寻访分为四个部分，而《觅诗记》为其一。即便如此，这部书依然部头最大，故在出版之时分为了上中下三册。

其实若按照《觅踪迹》的排列方式，这部《觅诗记》应该分为四册，因为该书依然是四色用纸精装本，若以四册出版其售价更为不便宜。鉴于此点，故美编将图片的尺寸缩小，才使得这部书编为了三册。

在该书的编辑过程中，仍然按照《觅踪迹》的所定方式，在书内附赠寻访地点图，同时为这三册书印制了三款藏书票，更为特别者乃是上海人民社为了该部书特意定制了一款邮票的副票，以此做为赠品，来增加该书的趣味性。

《觅诗记》为纸面精装，而布衣书局特意制作了五百套布面精装，如此典雅的制作方式使得本书大为增色，在此感谢胡同先生的美意。

觅系列的策划人乃是刘晶晶和肖海鸥两位女史，而该书封面的图案及其护封的图案均为刘晶晶所选择，因为正赶上肖海鸥休假，故其中途将稿件转给了胡远行先生，故此书的完成当然要感谢胡先生付出的辛劳。而美编胡伊莎、陈妍二位老师对于图片的处理也下了很大的工夫，因为我摄影水平太过业余，这给他们在图片处理上带来了较多的麻烦，在此一并表达我对他们所付出辛劳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