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冯先铭（1921~1993）陶瓷鉴定专家。原籍湖北汉口（归武汉市管辖），1921年11月17日生于北京。1942年至1943年就读于北平辅仁大学西语系。受其父冯承钧（著名历史学家、翻译家）的影响，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1947年供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1956年以后，专门从事陶瓷艺术的研究，任陶瓷组组长；1978年在研究室工作，为副研究员；后升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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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中国陶瓷史》，冯先铭等编，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

《中国陶瓷》，冯先铭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初版，2001年重版

《故宫博物院藏中国古代窑址标本》（河南卷、河北卷），冯先铭、李辉炳/主编，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中心/编，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

《故宫博物院藏清盛世瓷选粹》，冯先铭、耿宝昌、叶佩兰/主编，紫禁城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

《古陶瓷鉴真》，冯先铭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12月初版，2009年1月重版

《中国古陶瓷图典》，冯先铭主编，文物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

《冯先铭中国古陶瓷论文集》，冯先铭著，紫禁城出版社、香港两木出版社1987年7月出

　图一北宋越窑青釉鹦鹉纹直径7.6cm

一谈到青瓷，人们首先淡到的总是浙江越窑。我们无论从文献记载，从传世器物，或者是从基建出土文物各方面采看，越窑也确实占据着青瓷发展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而且也有它悠久的历史。

青釉虎子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

虎子高约15厘米，前后长约20厘米，吴“赤乌十四年”款，1955年江苏省南京市赵土岗出土。虎子起源于战国，风行于汉及六朝，因器形似虎而得名，总体造型基本一致。

此器出于中国早期最主要的窑场——越窑，这种动物造型的大量出现和演变，改变了越窑瓷器风格单一的局面，形成了崭新的艺术风格，这也是当时社会正孕育着重大转型的鲜明特征。

一九五五年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于发掘南京赵士岡古墓时，出土一件带赤鸟十四年刻划铭文的虎子。如果不健忘的话还会记得早在一九二三年北京历史博物馆于发掘河南信阳游河镇擂鼓台汉墓时，在一座带有永元十一年墓砖的墓中出上过四系壶、圆洗和碗等六件器物。解放前浙江省曾出土过不少战国时代仿铜器式样的器物。一九五四年江苏省博物馆展出了几件丹徒烟墩山和吴县五峯山出土的豆。时周更上溯到了东周时代。以上这些器物从胎质、釉色和造型来判断，都是蜀于浙江早期越窑系的作品。有了这些出土器物，就难怪为什么人们一谈到青瓷就想到越窑的原因所在了。

北方青瓷又是怎样个情况呢?在以往的考古发掘里除安阳卜仁墓出土过几件青瓷以外就很少出土北方青瓷系统的瓷器。文献记载提到的最早记录当属陆羽茶经，茶经里曾这样品评过:“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这里提及的只有鼎州窑是属于北方青瓷系统，从陆羽的评语可看出鼎州窑仅次于越窑而名列第二位。这个位居唐代青瓷第二位的鼎州窑，它的釉色究竟青到什么程度，它与越窑究有什么不同，都烧制些什么器物，这些问题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人能作出答复，当然更谈不上做结论了。关于它的窑址所在也还有雨种不同的说法，一说在今陕西省富平县，一说在泾阳县。但在上述里两个地点也都还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因之鼎州窑的问题还有待于今后来解决。

其次，属于北方青瓷系统而又为人们所熟悉的北宋汝窑、官窑和耀州窑等，陈万里先生在“中国青瓷史略”一书中已做了较为详尽的阐述。我只对耀州窑、早期青瓷和新发现的两个烧制青瓷的窑址三个问题详谈我的一些粗浅看法。

(一)耀州窑尚题

去夏乘去四川调查之便去陕西铜川县黄堡镇耀州窑址作了三天的调查，共采集到六百多片瓷片标本。在整理过程中产生了一个疑问，发现这些耀州窑的瓷片与一九五三年在北京安门外工地采集的三百多片青瓷标本有很多相似之点，因而联想到它们之间可能有一些联系。产生这样一个疑问后，就急于要解决这个问题，把两处采集的标本放在一起对比后，这两批相距千里以外分别采集到的标本，竟出人意外的几乎完全相同。假使仅从胎土和釉子的色调来看是很难找出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之点的，唯一区别的地方在于装饰图案的不同。北京广安门外采集的三百多片标本，绝大部分部是模印和刻划龙凤花纹的盘碗之类的器皿(见图一)，这种花纹的标本在黄堡镇遗址里却一片也没有发现。而黄堡镇的丰富品种和活泼流利的模印缠技花卉纹的标本，北京广安门外采集的三百多片中也一片都没有。为什么胎土和釉色相同，而装饰花纹却完全两样呢？这个原因是不难求得解释的。从花纹和制做的精粗来看。黄堡镇采集的瓷器是供应附近地区广大人民使用的民间日用器皿。北京采集的龙凤花纹的器物是耀州向北宋宫廷专门烧造的进御瓷器，这种瓷器只有封建王朝的统治者们才能使用它。既然是专门烧制的进御瓷器，那么在烧造过程中即使出了废品，为了避免流于民间而把它毁弃掉是完全有可能的。景德镇明清两代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一九五四年调查景德镇窑址时，民窑青花标本散布的数量很多，官窑龙凤花纹的没有采集到一片。黄堡镇当然也不会例外的。

这个疑问搞清楚后，一方面认识了耀州贡瓷的真实面貌和它与民间用品的不同点。同时宋史卷八十七地理志“耀州…崇宁户一十万……贡……瓷器，县六华原、富平、三原、云阳、同官、美原”的记载也得到了证实。

耀州贡瓷问题解决后，对于它的造型我有这样的看法，采集标本中以大盘为多，盘的圈足轮旋得极为规整，盘心坦平，整个器型与宋定窑刻龙大盘基本上是相同的，从时间上说两个窑贡瓷都在崇宁大观前后，时间相差不很远，是按照宫廷所需烧制的呢?或者两者谁影响谁？目前还不能肯定这一点。

其次，为什么北京广安门外会出土了数量很多的耀州贡瓷呢?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有这样一段经历，徽钦二帝北虏后，宫中什物劫掠一空，宫中所用瓷器当也不会幸免。今广安门一带为金大都遗址范围，因之出土大量瓷片的大坑有很大可能是金代储藏瓷器的处所，否则决不会有此成千累万的瓷片。

附带说明一下陈炉镇问题，耀州志卷一与地黄堡镇条有这样的记载“在县南四十里……旧有陶场……今其地不陶，陶于陈炉镇，复庙祀德应侯如黄堡云”。这里明确指出黄堡不陶后陶于陈炉，为了系统的了解耀州窑，那么迁陈炉后究竟继续烧制什么器物也必须进行了解，因此也去陈炉做了一天的调查。

从县志记载看是黄堡不陶后才陶于陈炉，那么陈炉之烧瓷应当始于明代。调查结果判明陈炉镇之烧瓷最迟于北宋即已开始，从采集的青釉印花标本看，它的风格与黄堡镇相差不多，但稍粗糙而已。

在镇里还存在一座完整的窑神庙，庙里有五面清代重修窑神庙碑记，最早的一面是雍正四年题为“陈炉镇西社重修窑神庙碑记”，上面有关烧瓷材料有“同邑东南乡土少石多，大都以陶谋生。其先则始于黄堡，自彼窑厂发，而陈炉镇一方始习其业。神之爵实无从考稽，而庙之由来，阅梁间板记则创自周至五年，嗣大观二年、绍兴四年社人重修之。又越永乐二年、正统九年、万历三年及二十一年、天启三年凡五次重修。……”等语。

这里可注意是“其先则始于黄堡，自彼窑厂废，而陈炉镇一方始习其业”。碑记里有窑创自周至五年一语，在嘉庆二十一年和光绪七年两碑也有同样语，但是周至年号遍查历代纪元编都不见，这里暂且放下不谈。即以重修来讲最早为大观二年，这样的话，可以推论出来黄堡镇最迟亦应废于大观二年以前。因此碑记所载与耀州志记载是有矛盾的。

综合以上各材料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黄堡烧瓷在先这是可以肯定的，从采集的标本来看，黄堡镇采集到二十多片唐代典型底足的标本，陈炉镇的早期标本只采集到宋代的，因之从实物也可以充分说明黄堡是早于陈炉的。我认为北宋时两镇同时烧瓮，但陈炉镇地点偏僻，产量质量以及规模各方面都较黄堡为差。黄堡不陶后，制瓷工匠迁往陈炉，陈炉镇才得到了发展。

(二)早期青瓷问题

青釉仰覆莲花尊

北朝（公元386年—581年）

高54.4、口径15.1、底径18厘米

1948年景县封氏墓出土

胎灰白细密，施化妆土，釉色青中闪绿。喇叭口，长束颈，椭圆形腹，圈足，莲花状盖。颈部饰三道凸弦纹和六个贴花团龙，颈、肩处有六个双环形系，肩部堆塑两周双瓣覆莲，腹部饰垂叶纹及仰覆莲各一周，足部为两周覆莲。莲瓣均丰满肥硕，向外微卷。造型端庄，装饰富丽，是北朝青瓷中典型的器物。

关于早期北方青瓷问题，陈万里先生在中国青瓷史略中也做了概括性的介绍。陈先生首先提到的是一九五五年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六系莲花大尊(见图二)。大尊共出土四件，一件保存于河北省博物馆，一件陈列于北京历史博物馆，另两件分别陈列于故宫博物院太和殿及陶瓷馆中。其中以太和殿展出的一件为最佳，体积也最大，全器约高七O公分。口部至头部堆贴花纹三周，上面一周六组飞天纹饰，中间一周宝相花纹饰，下面一周为四组兽面及两组蟠龙纹饰。肩部有六个系，尊身为上覆下仰莲花形。胎骨坚硬，釉色亦极润泽，润泽的程度与浙江越窑相较并不逊色。

封氏墓几件莲花尊的出土给我们指出了一个问题，说明北方青瓷也同样有它悠久的历史，正因为北朝时期北方制瓷工匠已熟辣的掌握了铁的还原，因此才有可能使唐代出现了鼎州窑，五代出现了柴窑和宋代耀州、汝官二窑，它们之间是一脉相承发展下来的。

除封氏墓出土的莲花尊以外，相类似的早期器物有下列五件:湖北省文管会于清理武昌钵盂山六朝墓葬中也出土过两件莲花尊，其中一件器形与封氏墓出土大尊基本上相同(见图三)，惜出土时已破碎残缺不全;同地周家大湾的一个带齐永明三年墓砖的墓里也出土了一件六系莲花尊，这件大尊时代较早，形制此较筒朴(见图四);此外流散于美国坎萨斯城美术馆一件四系莲花尊，从釉色上看可以肯定它出土于湖南省(见图五);流散于英国的另一件四系莲花尊，其造型与坎城者相类似，但足部已因伤磨去(见图六)。

上面的九个大尊，它们的造型都是同样雄伟，胎釉基本上相同，而周身装饰的主要部分又都是以凸雕莲花瓣纹为主，系的式样也相同，只不过是四个与六个的区别，而尊口外部也都有两个小系。有上面这许许多多的共同点，因之我认为它们是同属于早期北方青瓷一个系统的作品。

安阳卜仁墓出土的六件青釉器物是揭露北方青瓷面貌的最早材料。几年来基建出土的隋墓中也出土了与此相类似的大批器物。湖北省文管会于清理武昌周家大湾隋墓时出土了高足盘、四系小罐等器物;在另一个隋墓里出土的器物竟多到三百多件，其中高足盘、杯和四系罐等也有数十件之多。南京博物馆也收藏有一百多件与上述类似的器物。这几批出土物，其造型、胎土和釉色基本上是相同的，因之我也认为它们是一个系统的作品。由于这几个墓的墓主多是当时的统治阶级，因此陪葬品是相当丰富的，也联想到这个窑是为统治阶级烧制瓷器的一个场所。

(三)新发现的两处青瓷窑址

一九五七年于调查河北曲阳定窑及河南巩县唐代窑址时发现了烧制青瓷窑址两处:

1.曲阳涧磁村红土埝红土埝距涧磁村西南一里许，在山脚下散布着为数不少的青釉瓷片标本，从采集的三十多片中可以复原的有高足盘和不同形式的平底碗(见图七)。平底碗多系直沿，胎厚重，外部施半截釉，叠烧，它的形式与南朝墓出土碗约略相同。高足盘的口沿微向外撇。根据这些特点来推断，其时代应当属于北朝末期到隋这一阶段。

2.河南巩县铁匠炉村铁匠炉村在县城南十里白冶河右岸，在这里也采集到十多片青瓷高足盘(见图八)和平底碗的标本，高足盘和平底碗的形式与曲阳红土埝大致相同，因此它的时代也应属于同一个时期。

这两处烧制的青瓷都是采用叠烧法，盘和碗内都残留在三个支烧痕，这种支烧法在河南河北两地是常采用的。器物虽然比较粗糙一些，但是对于系统认识北方青瓷来说，还有它一定的价值。

版权声明：本文转载自古玩元素网 来源 作者 冯先铭 老师 - 《故宫博物院院刊》 - 1958，同行转载请声明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