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最近，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发布《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简称《吉林报告》）。该报告由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领衔的课题组撰写，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对吉林省提出了关于产业政策的具体建议。《吉林报告》甫一发布就引起经济学界关注，也引起不少质疑。持反对意见的专家认为，振兴东北经济不能依赖产业政策，《吉林报告》忽视了体制机制的决定性作用。

据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去年8月，吉林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牵头与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就应用新结构经济学研究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达成课题合作协议。课题将新结构经济学的自主创新理论与政策分析工具应用到吉林省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研究和实践。2017年8月21日，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与吉林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在吉林省长春市联合举办“新结构转型升级政府论坛（第二站·吉林）”，并在论坛上发布了《吉林报告》。

针对近期《吉林报告》所引起的讨论，《吉林报告》课题组成员惠利在《中国新闻周刊》撰写文章，就有关争议予以回应。本刊希望通过更深入的建设性的讨论，对振兴东北提供良策和思路。

吉林省吉林市化工城。（资料图）

《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惠利

本文首发于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新媒体平台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推出的《吉林报告》（征求意见稿）一经发出，就引发了广泛的热议与讨论。短短几天，我们收到很多意见和建议，对此我们非常感谢。面对批评，我们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认真对待。真心希望通过这次大范围的讨论能够促进研究，集思广益，真正对推动吉林和东北其他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发挥积极作用。

对于东北经济为什么近年来发展落后，以及如何发展，我们觉得需要厘清以下几个问题。

要搞清因果关系

吉林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大量的人力资本，为何产业却没有发展起来，反而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呢？究竟是发展战略错误,还是体制机制落后造成的？大家常说的东北吏治腐败、政府低效、人情泛滥、法治松弛，这些到底是经济发展阻滞的原因，还是采取扭曲型的重工业发展战略导致的后果？如果是体制机制落后导致的，是否大规模进行体制改革，把政府的手砍掉，让其“袖手旁观”，等着产业自发升级，经济快速发展就“水到渠成”了？

我们认为体制机制问题的确是个问题，需要不断深化改革，但指望体制机制改革产业就会自发升级的看法不符合经验事实，有待商榷。前苏联、东欧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经验则表明，还可能造成更大的社会混乱以及去工业化的后果。东北经济发展滞后的关键在于，前期采取的重工业赶超战略导致资源错配促进了当时的经济发展，但后期市场经济放开时，仍然守着“共和国长子”的名号止步不前，未抓住第三次产业转移和转型升级的机会，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未发展起来，体制固化又阻碍了原有产业的发展。因此需要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同时解决各种软硬基础设施问题。

如果由于发展战略失误和软硬基础设施约束，企业不去投资，那么不管什么产业都不会发展起来的，那么东北就没救了。我们的做法是，看看东北现在有什么（要素禀赋）、能做好什么（甄别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诊断该产业发展面临的瓶颈性挑战），将其做大做强，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积极改善软硬基础设施，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协助私营企业遵循本地的比较优势发展，利用后发优势将潜在比较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必然能够取得经济的高速增长。

产业发展应该扬长补短

所有人都知道东北振兴必须要改革，“振兴东北”的口号喊了十几年，又一轮振兴东北计划也已开启，但这么多年过去，东北真的振兴了吗？光喊口号是没有用的，关键是要找到改革的抓手，使得上力。我们的看法是，结合产业发展趋势和东北的要素禀赋，找到东北地区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发挥政府的因势利导作用，落实到纠正错误的违反市场规律的产业政策上，克服阻碍产业发展的瓶颈因素，这才是真正的改革突破口。

产业发展需要人才，吉林发展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人才流失严重。且不论引进人才，吉林省连本地的人才都很难留住。2016年吉林省净流出人口20.29万，其中包括大量的高科技人才和熟练劳动者。吉林省有58所高等院校，每年培养的大学毕业生数十万计。以吉林大学为例，2016届16887名毕业生中，吉林省本地生源占比33.5％（其中本专科3369人，研究生2288人），然而留在本地就业的仅为18.9％（其中本专科1396人，研究生1798人）。也就是说吉林省一年净流出大学生数千多人。另外，一汽平均每天都有一名技术人员跳槽，每年有约300人（约占全部技术人员的1/10）流往外地。吉林的人才流失现象为何如此严重？这些人才都流向了哪里？为何不在本地发展？

有一种观点认为，东北经济问题积重难返，振兴无望，所以就应该鼓励并且促进东北人口尽快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等到东北人口都转得差不多了，人均拥有资源增多，问题也就自然解决了，而且那里还能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按照这种思路，东北问题的关键解决办法就是放开沿海发达地区的户籍管制，而东北地区的政府则什么都不用做，坐等“置之死地而后生”就行了。

我们虽然也主张应该尽量给百姓自由迁徙、自主选择工作与生活地点的权利，也充分了解集聚效应与现代都市圈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认为，这种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案过于消极，会导致当地错失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机会。如果所有欠发达地区的政府都是采用这个思路，把本地人口转出去，那么本地政府倒是省事了，但同时也就放弃了诸如浦东、深圳这些从落后地区变成富裕地区的可能性。显然这种方式不是东北地区政府可以接受的。

我们认为要区分一个地区不适合生存发展和人才“想留不能留”的区别。劳动力大规模背井离乡地单向流动，主要是因为在本地没有足够好足够多的产业可以吸纳这些劳动力。而现有的产业不能提供一定的“就业安全度”，因此又出现了为大多数人所诟病的“一编难求”、挤破头皮考公务员等现象。另一方面，健康的产业体系未形成，就导致区域竞争力不足，经济发展落后。看看那些人口净流入地区（如重庆、杭州、武汉等城市），并不是没有体制机制问题，而是采取了大量措施促进产业发展，使得人们看得到在当地寻求职业发展的机会。

因此我们认为解决吉林的经济发展问题，最关键的还是要帮助打造重点行业的产业链，培育一批竞争力突出的大型企业、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形成富有特色的产业集群、符合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的产业体系。经济发展要同时考虑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政府与企业、社会各界都需要跟上时代，不能总以“共和国长子”自居，消极等待“中央怎么给我们定位”，而是主动出击，发展具有本地具有竞争优势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依托但不依赖龙头产业，真正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

例如，在《吉林报告》（征求意见稿）中，我们提出，轨道交通、新能源和航空航天等动力产业面临难得的市场契机（中国铁路“十三五”期间投资达4万亿，未来3年轨道交通投资达1.6万亿，而动车后市场约2000亿规模；根据相关分析，到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汽车总需求量的20％，目前仅为0.3％；到2020年通用航空飞机需求量将达10000架，产业规模约15000亿），未来发展前景良好，而吉林省拥有一定的工业基础和动能优势（拥有轨道客车基地，铝型材和碳纤维等配套产品和新型材料；辽源拥有一定的动力电池生产制造基础，比亚迪在吉林市投产云轨；“吉林一号”等小卫星群的研发生产制造，拥有航空飞机制造和维修类企业以及航天服务和技术人员培训学校等，工业中有15个行业可以与航空关联接轨等），可以叠加一个轨道交通、新能源和卫星航空航天的移动装备产业集群，辅之以精密仪器与装备和“专精特新”装备，以及服务于大农业、大健康和现代轻纺产业的先进农机装备、医药健康与体育运动装备、机器人和智能制造装备的现代装备产业集群。

“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

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需要能够正确体现资源稀缺性的价格信号，也就是需要充分竞争的有效市场；另一方面，为了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需要，必须处理好先行者的外部性问题、解决好完善软硬基础设施的协调问题，这就需要有为的政府。我们从未否认有效市场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强调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

至于上海财经大学田国强教授认为报告没有论述制度改革的重要性的问题，可能其存在一定的误读。事实上，我们在报告里专列一章来说明“助推五大产业集群谱系壮大的五大推手”，从企业培育、招商引资、投融资与产业引导基金、要素聚集与双创、宣传推广与跨区域合作五个方面来促进企业培育和产业发展，就是为了给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我们主张结合具体的产业发展来讨论对应的制度改革的针对性举措，而田教授却是抽象笼统地论述改革与制度，并且他将我们这种寓制度改革于产业升级与结构转型过程，边发展边改革，改善制度与提高经济同时共进的主张错误地解读为不重视市场化改革，令人感到有点遗憾。

再一个，按照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的定义，政府要真正考虑：为什么本地配套率比较低？为什么外地企业不愿意去投资？为什么去了的又要离开？政府做了些什么限制了外地企业来投资？如何把这些制约因素消解掉？

一个有为的政府就要敢于把政府不该管的手拉回来，把现在存在的不合理障碍扫走，简政放权，真正发挥服务型政府的作用，做好道路交通等硬的基础设施和法律、金融等软的制度环境的建设，消除企业投资被“吃拿卡要”“JQK”（是指“新官不认旧账”）的疑虑，切实降低企业的交易费用。

“借他山之石，谋本地产业发展”，吉林省可借鉴其他地区的发展经验，因地制宜地用于吉林省的产业发展上。例如，近些年来黄奇帆为促进重庆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招商引资经验，除了全面了解本地的发展优势，促进基础设施等配套体系的建设，还强调要懂得产业发展专业知识和发展规律，使用产业链、产业集群招商，“用产业链的延伸集聚相关项目，形成上中下游到点到线再到面的滚动效应和集群效应”。

又如，龙泉市为吸引汽车配套产业销售人员回乡创业，促进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发展，实施两次“回归工程”战略和“品牌强市”战略，解决当地多山工业用地少的问题、企业做大后的融资问题、园区企业“两证”问题和环保消防问题、科技支撑和技术合作问题等，使汽车零部件（空调）产业从仅2000多万元发展到2006年的10亿元和2016年的55.9亿元，当前其汽车空调管路和接头产量就约占了全国总产量的90％，环保型平行流冷凝器、蒸发器出口量占了全国此类产品总出口量的50％以上。

幸运的是，我们明显看到吉林省已经意识到软硬基础设施的问题，并在做出努力。根据统计公报数据，2016年，吉林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仅有22.74亿美元，占全国1260亿美元的1.8％，但比前年增长了6.9％（同期全国增长4.1％）；实际利用外省资金7649.36亿元，增长了12.0％。2016年吉林省进出口总额1216.91亿元，占全国243386亿元的0.5％，比上年增长3.8％（同期全国下降了0.9％）。2017年春季吉林省新开工的招商引资项目182个，投资总额1480亿元，其中产业类项目占82.42％。据统计，今年吉林省要重点推动签约229个招商引资项目，合同引资总额3103亿元，其中，正在洽谈的122个，达成意向的48个，签订协议的59个。

关于东北经济发展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种体制说、文化说、气候说、地理位置说、历史遗留说法等等，也许各有道理，但是我们建议大家不仅指出问题所在，更要分析提出解决之法。不给出政策建议，只进行简单的情景分析与预测估计，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的本质是生产率的提高，生产率的提高包括两种形式，一是现有产业不断技术创新，每个劳动者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东西；二是不断涌现新的、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从而资源要素从附加值低的产业向附加值高的产业重新配置，也就是产业转型升级。新结构经济学在指导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上仍处于摸索阶段，我们对合理的经济政策讨论持开放态度，也欢迎大家提出批评和建议，希望能够真正促进地方产业转型升级，为东北经济乃至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持。★

（作者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吉林报告》课题组成员。作者感谢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的林毅夫、王勇、王歆、夏俊杰、江深哲和杨子荣等学者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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