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一位朋友请我看《赵氏孤儿》,踏进了久违的电影院。坐在舒适的沙发座上,望着面积不大的观众席和寥寥无几等待看电影的人,不禁回想起从前看电影的情景。

学生时代我家周边有大华、红星、儿童几个电影院,稍微远点还有一个俱乐部,其中设施条件最好的是大华影院,但它们的票价基本差不多。

这几个影院中大华是首映影院,新拍摄的电影第一轮先在它那放映,票价也会高些。红星是以放映纪录片为主,也放映故事片。俱乐部一般放映的都是首映之后的电影了,相对票价就低一些。作为穷学生首选的就是这种低票价的俱乐部。

那时候看电影根据不同组合也是分不同的时间段的,一家人去看电影往往都是晚场。吃过晚饭,几个孩子伴随着父母高高兴兴地向电影院走去,一路上说说笑笑特别高兴。尤其孩子们能跟自己的父母一块看场电影在当时算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很令人兴奋。

到了影院门口,早已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若是新上映的好片,等退票的人能排出半个胡同,手里拿着面值不等的钞票,嘴里不停地问着;“有退票么,有退票么?”一脸焦急状。手里有票的人脸上略带歉意之色,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随口回答着没有,心里一阵得意感。

有的人在影院门口碰见熟识的人,故意装作惊讶的样子:“你也来了,有票吗?”另一个也立刻热情洋溢:“嗨,真巧,你和谁来的?”然后相互介绍一同来的人。

影院检票员站在门口两侧,认真负责的查验电影票,不时为小孩的身高与小孩家长发生争执。这时候影院成了强势一方,说不让你进你就进不去。有的家长因为孩子原因不能看电影,只好怏怏不乐的把票卖掉。

一听有人退票,“轰”的一声等退票的人蜂拥而至,不知多少只手伸向退票人,只见一群人搅在一块,一会向东,一会向西,乱作一团。最后的结果或是人群散去,退票人衣衫不整,票款两无,或是一张票被数只手抓住,各不相让,最后“嘶啦”一声碎成数片,谁都别看了。

有经验的退票人都是悄不吱声的把等票人拉到一边,悄悄地问,或者是把等票的人带到远远地地方再卖,通过退票就能看出一个人的社会经验成不成熟。

有的人不愿早早的进入影院,但大部分人是愿意进去的。

进到休息厅,喝水的、买零食的、看剧照的、聊天说话的什么样都有,也有来回乱窜的。来回乱窜的都是半大小子,或是同学,或是邻居,越是人多越兴奋,一不留神撞到人招来几句责骂,根本就不在乎。

观众厅安静了许多,坐在翻盖椅子上窃窃私语的肯定是情侣,他们有着永远说不完的话。一般都是男方热切、激动,兴奋得满脸通红,上下嘴唇飞快翻动不知在对女方说些什么。而女方就要矜持许多,脸上挂着微笑,含情脉脉地望着男友不怕辛苦的嘴,不时用目光或表情来响应,两人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空间中,忘掉了身边的一切。

呼儿唤女大声斥责的是母亲,伟大的女性。即便获得一个休息的机会也要带着儿女一同享受。他们的父亲坐在旁边默默地看着,现在他的心中同样充满了爱,除了对自己的子女外还有他那为家庭付出了辛勤劳动的妻子,此时一家人坐在一起很有幸福感的看场电影,也有一种事业有成的感觉啊。

放映前音箱里播放着轻音乐,记得那时大多是广东音乐,《彩云追月》、《步步高》、《金蛇狂舞》、《雨打芭蕉.》、《旱天雷》、《喜洋洋》等,现在我有时听到这些乐曲恍然有如坐在电影院里的感觉。

一遍铃声,两遍铃声,等到第三遍铃声响过,影院里已经鸦雀无声,大窗户的窗帘早已拉上,灯光也已熄灭,迟到的观众也自觉的放轻脚步,电影开始了。

随着“剧终”两个字的出现,观众开始散场,跟放映前一样,合、放翻盖椅子的动作反映出一个人的素养。不拘小节的人随便地把椅子放上放下,发出“嘭、嘭”的响声,根本不顾及别人的感受,那些有教养和懂礼貌的人是轻轻地抬起放下。事情不大,折射出每个人的家庭教养和行事原则。冰心老人说过:“人的素质是装不出来的。”

电影看完了,时间也接近午夜,空旷的街道阒寂无声,年幼的弟弟或妹妹已经趴在父亲的肩膀上睡着了,一家人拖着有些疲沓的脚步走在回家的路上。虽然有些睏意,但脑海里还回放着刚才的电影画面,第二天和同学的话资已经都准备好了。

好的电影,大家喜闻乐见的电影,里面的台词都已经熟悉的随口而出。例如把某种东西扔在地上,当有人要捡的时候,就会突然伸出一只脚踩向那只手,同时传出一句:“塞里姆,你已经到这种地步了。”当某个人要领着大家去某个地方,就会有一个人学着日本人的腔调说:“到你家去。”活生生一个松井的嘴脸。最逗的一次是在自习课上老师辅导完几何题后问一个同学明白了没有?这位同学站起来学着《地雷战》里伪军的样子装作恍然大悟的说:“明白了、明白了。”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连老师忍不住也笑了。

我们学校还有个同学很喜欢电影《刘三姐》的插曲,据说他一连看了几十遍《刘三姐》,真执著。

有一阵我们还喜欢赶电影。那时候《北京日报》的第三版有电影预告,头一天我们看好了,等到第二天下午自习课一散,立刻向离学校不远的俱乐部跑去,赶下午四点多的一场电影。有时迟到一点就看个大半场,但这种情况极少。我们赶电影是有条件的,因为俱乐部在一定时间内学生票只要五分钱。

我有位住在红星影院对面胡同里的同学,他看的电影极多,但都是半场。时间长了他对我们说:“红星影院的检票员有个习惯,等电影开演二十多分钟后就离开门口回屋里了,他们住在附近的孩子摸到这个规律,等检票员一走立刻偷偷的进去免费白看,但只能看个半场。

放暑假我们就到儿童影院看电影,票价五分,看完了还可以在东单体育场玩半天,当时对于我们来说已经算是很幸福的生活了。

北京的电影院设备最差的是朝阳门外的新生影院,我在里面看过一场电影。新生影院的椅子是用木条钉的,很简陋的长条木椅。习惯了大华、红星等影院的座椅再到这种影院真的别扭,好像那次演的电影也不太好看,没看完我们几个同学就走了,我们是从工体游泳回来路过这个影院顺便看的。

西单的首都,东四的蟾宫、明星、东四工人俱乐部、西四的红楼、也都去看过电影,还在大观楼影院看过立体电影。但一般都是特别想看的电影只在那演,我们附近不演,或者是路过时间正合适顺便看的。离我的住家较远轻易不去。崇文、宣武的影院差不多没去看过,小时候逛天桥时见那有个中华影院,显得挺破烂的。

我们那时候的活动范围并不大,平时上学、住家两点一线,一天往返四趟,等晚上放学天也快黑了。星期天家里再有点事,不可能到处乱跑。想看电影也就利用周六下午没课或者周三还是周四下午只有两节自习课的机会,这还得有合适的电影才行。

当然因为看电影我也出过丑,曾经被同学笑话过。

我自小怕听恐怖的故事,连棺材都怕。有一年邻居家人死了出殡,又是道士又是和尚,纸人纸马打幡念经相当热闹,整街的人都去看热闹,只有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家里不去,不是不爱看,是怕那个棺材。记不得哪年了,电影院上映《夜半歌声》,好像当时这部电影被宣传的很火,看的人很多。同学中有看过的在教室里大谈特谈,把一些情节描述的绘声绘色,勾起了我想看的欲望。犹豫再三,在同学的鼓励下决定看,那天我们一行五人结伴而去,去那么多人就是为了给我壮胆。

电影看完了,除了几首主题曲给我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外,男主人宋丹萍那张被硫酸毁坏的面孔也让我战栗。出了影院,说什么我不一个人回家,感觉到处都有宋丹萍的脸在看着我。没办法,一位满姓同学陪着我从大华影院走到我家,而他的家在另一个方向。事后大家都知道了我的胆儿小,其实我的胆儿一点也不小,就是不喜欢看鬼神的电影。现在已经是花甲老人了,我仍然不看有关闹鬼的影视作品,连《画皮》我都不看。

我们那个时代的电影既是一种消遣的娱乐,也是受教育的课堂。电影中的说教对我们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每当影片中好人受到折磨和迫害时,我们紧张的不能自己,有的人都情不自禁的喊出声音来。当在最危险地时候我们好人的救兵来了,冲锋号吹响了,我们会激动的拼命鼓掌,发出兴奋得欢呼声。影片里出现滑稽、幽默的镜头,我们会发出会心的笑声。我们那时太天真,太幼稚,太可爱,看完一部电影会久久回味,同学之间反复谈论影片里的细节和动作,津津乐道、乐此不彼。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电影不知看过多少部,总得感觉现在拍摄的影片不如过去。首先过去的电影从编剧到导演,从演员到烟火,从布景到美术,给人一种真实的感觉。不管正面还是反面演员,每个人都有生活,演什么像什么。服装、道具全以假乱真,让人很信服。尤其是电影插曲,相当多的插曲几十年来脍炙人口、久唱不衰。在我们知青的聚会上,经常有人唱起《敖包相会》和《弹起我亲爱的土琵琶》,大家想想,这都是多少年前拍摄的电影啊,几乎和我们年龄一般大了。

看看现在的电影,动辄投入几千万上亿元,华丽的服饰,豪华的布景,浩大的场面,令人咂舌的片酬,但拍出的电影总让人觉得不对劲。弘扬主旋律的影片里面的受苦人比周扒皮长得都胖,炮弹爆炸就像春节的烟火,红军战士拿枪的姿势跟好莱坞的动作片一样。除此外剧本的编造痕迹太明显,完全脱离了现实。或者把历史事件给演义成戏说,最省事的就是翻拍,翻拍的结果是“黄鼠狼下耗子”,或是“狗尾续貂”。

陪伴我们成长的电影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影响了我们这代人的成长,董存瑞、黄继光、刘胡兰、小兵张嘎等光辉形象过去是我们的学习榜样,现在他们的精神仍然影响着我们,我们知青一代仍然代表着先进的社会阶层,尽管我们也有怨言,也感到不公,但我们的拳拳爱国之心永不泯灭,我们的思想真谛就像我们入队时的誓词说的那样:“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时刻准备着。”

(转自新浪博客:马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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