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加传）

1953年3月，人事科根据我学习的专业，被分配在财粮科任会计(财政科)，负责分户分类帐目，并兼管金库收入帐目，财粮科是县政府最大的科，全科有十七八人，它的职责是管理全县财政和农业税的征收。当时县政府只有五六十人，而财粮科就占去将近三分之一。县政府下设民财建教工商税务和秘书室，公职人员和机构，不象现这样庞大拥肿，如工商科仅编制二人，文化教育科(时称文教科)编制才五人。工作人员待遇，一律实行供给制，从公勤员到县长，都一样薪水，只有在伙食费方面不同，分大中小灶。所谓灶别，就是在战争年代负有伤残和资历老的同志，在生活上给予补贴，也就是享受中小灶待遇。绝大部分同志都是享用大灶。不论县长和公勤人员，都是实行供给制，即按当月的物价指数，折算成现金，大约每月22元左右。供给制人员还享有多项待遇，如家庭生活确有困难的，实行定期或不定期补助，家属来机关探亲，可以报销火食费，夫妻双双工作，生了孩子可以发给褓母费，生三个孩子可报两个褓母费。当时未实行计划生育制度，到了1956年实行工资制，这些补助就取消了。解放初期经济非常困难，洪水蝗虫是农业一大祸害。由于连年战争，国民政府根本无力兴修水利，因此自然灾害频发，解放后连续几年农业欠收，政府把生产救灾工作列为重中之重，大部分干部常年下乡搞农业生产和救灾。邳县是个贫困县，1952年有可耕地280万亩，约50万人口，但外出逃荒要饭的百姓年年不断，财政收不负出，财源沽竭，全县只有官湖一个酒厂，其余的税源只能靠零散的手工业和工商业，大宗的税源只能靠农业税收入，农业税收入约占总收入百分之九十以上。农税股的同志常年下基层，到各区乡落实农业税征收进度情况，而我们会计股的同志大部分都留在机关工作。同志们之间团结的非常好,象兄弟一样，都能做到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在人际交往方面，是君子之交淡如水，除了过年过节，不分上下级领导和群众，大家一起在机关食堂集体会夕。在人际交往方面，也没有吃吃喝喝垃拉扯扯等不良现象，风气非常纯结。有的同志结婚，也不准收彩礼办大席放鞭炮，买几包香烟二斤水果糖一散，大家聚在一起热热闹闹一场，说几句道喜的吉利话，有的调皮小伙子出了点洋相，就算是婚礼了。同志之间为了留个纪念，几个人合伙买些热水瓶洗脸盆枕巾什么的就不错了。机关干部大多是工农出身，提高干部文化水平成了当务之急，县政府在天主教堂办一所机关学校，并选调优秀教师任教，主要课程有语数学地理历史，政治学习在机关内部学，每天早晚各上两节课，作业题大部回机关做，除了工作之外，大部分时间就是学习，县领导非常支持办机关学校，有的科长部长们在百忙中也参加学习。从老邳城搬到运河后，一直办到1957年反右以后就停办了，从53年初到57年的五年时间里，虽然学习有时间断，就文化水平而言，可以达到初中学业水平，受益匪浅。60年代我所以能考取南京工学院工农高中，与这几年的文化学习不无关。 住在老县城时，机关文体生活非常单调，那时没有电影广播，电话只有县政府秘书室，有一部手摇电话机和一台干电池收音机，主要用于和地委专暑联络情报。唯一的体育活动就是每天早晨集体出操跑步，下午业余时间打兰球，假日有时安排和邳城中学或公安队举行兰球比赛。有时伙同京剧爱好者，骑自行车去官湖听大戏，是最开心的文化生活了。

那个年代在政治上非常平等，生活上不搞特殊化，临沂地委专暑下来工作的干部，乃至专员部长们，也和大家一起吃围饭，在伙食上大都是豆腐豆芽白菜元子，每周也能吃上几回鱼肉。在机关里从来没见过有人清客送礼，领导们事事都能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在生活上勤俭节约，从不铺张浪费，廉洁奉公，坚持原则不讲私人情面。增产减节约在机关里已成为风气，如一个信封可以用三次，即正面用完再用反面，，再在正面贴上白纸条还可以再用一次，当时在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司空见惯。在我的回忆中，50年代是中国历史上，各级政府最清正廉明时期，它影响了我们青年一代人，并传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