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网文化频道综合】从默默无闻、排片场次仅有1%，到让众多观众自发当“精神股东”，并成为国内首部票房破亿元的纪录片，《二十二》在夏末演绎了一段属于自己的传奇。

8月20日是“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二十二》上映第6天，票房顺利破亿元，主创选择在这一天举行感恩答谢会。除了路演归来的导演郭柯，韩国“慰安妇”题材影片《鬼乡》导演赵正莱及制片人卢泳完、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苏智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陈俊峰及影片资助人张歆艺共同出席。

在影片上映前，郭柯曾经承诺会把全部收益都捐出。现场他也重申了这一点，“考验我的时候才刚刚开始，但再高的票房我也会捐。”他说，自己原本以为最多只有十几二十万元的票房收益，这样直接转交给老人们就好了。“但现在这个数字可能达到七八位数，所以需要一些时间来处理这件事，会找监管，会公开透明地处理这笔钱。可以确定的是，收益肯定是要回馈到老人身上的。”

这样的故事，该如何娱乐？

一位老人说：“那时日本人最可恶，看到女孩就抓来强奸，一见那把刺刀就慌死了。”

有些老人还会不由自主地说出日语，有些老人至今还感到害怕。

往事如猛兽，穿越时空，还嗜血地纠缠着她们。

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

幸存的老人们大多数的生活都是如此，在村落里孤独地生活，日出而起，吃饭，静坐，靠着破败的墙根晒太阳，日落时分，村子里炊烟袅袅，村口老树上的寒鸦形单影只，偶尔有一两只飞鸟掠过。夜幕降临，一切都归于沉寂，老人们躺在冰冷坚硬的床上歇息，又度过了平凡的一天。日复一日的生活，她们孤独地老去，孤独地死亡。

谁能告诉我，这样的故事，该如何娱乐？

电视和报纸上，“慰安妇”三个字并不罕见，但若干年以后，在最后几位奶奶也过世之后，“慰安妇”三个字对更年轻的一代来说，会不会只是一个被迫死记硬背的历史名词呢？

没有记录，不代表没发生过。

没有记录，我们却有理由担心，子孙们会将这段历史遗忘。奶奶们会逝去，我们也会逝去，但我们的后代将会通过影像，看到鲜活的、触动人心的历史，而非扁平的、符号化的文字。

他放弃了旁白，放弃了戏剧化技巧，不追问，不摆拍，只是观察，接近，记录。呈现在银幕上的奶奶们的故事里，有苦难，有恐惧，有坚强，却没有过度渲染的仇恨。在满怀敬意和温柔的镜头里，奶奶们的细碎日常，与全世界所有的奶奶们别无二致。

郭柯不愿意消费她们的苦难，“慰安妇”是标签，而首先“她们是人！”

然而，纪录片，具体到《二十二》这部纪录片，作为一部在电影院公映的电影，应不应该挣钱呢？当然应该。而且，可能的话，希望它能挣大钱。

如果说商业娱乐电影的价值，在于从庸常的生活中制造梦境，从而给艰难的生活以宽慰。那么《二十二》这种电影，则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无法与历史割裂。我们眼中的庸碌日常，正是先辈们终其一生所期待的未来。

无论商业娱乐电影，还是文艺片、纪录片，一个健康的电影市场，应该给每一种艺术形式留下空间。也许对大部分人而言，轻松娱乐的商业电影是辛苦工作后的最佳选择，但请勿忘记，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二十二》也能使人在流泪之后，更加热爱生活。

反思：关于过去，为何还要逼她们说？

在“慰安妇”的问题上，东西方国家已经具备了广泛的共识，因为这种共识建立在战胜国对战争责任的认定上，也建立对现代女性权益的尊重上，更离不开受害者们坚持不懈的声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亚洲，慰安妇一词成为加害者刻意抹杀的禁忌，甚至受害者自身对自身遭受过性暴力的过去不愿提及。亚洲国家的很多慰安妇不为家庭所容，或隐姓埋名，或在冷眼歧视中度过余生。

转折出现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韩国慰安妇金学顺老人勇敢站出来，以受害者和人证身份控诉日军强征慰安妇的暴行，民间团体坚持每周三在日本驻韩使馆抗议，这些努力韩国乃至整个亚洲社会从羞于启齿转向自责和接纳，并掀起向日本索赔的民间浪潮，有力推动了慰安妇的政治化。

“我们到底为什么来拍这个，把她们的伤痛挖出来给全世界的人看？”2012年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三十二》在网上反响热烈，但片子的导演郭柯却开始反思：这部纪录片不像剧情片可以虚构，而是真真实实地发生过，“老人不想说了，我们为什么要逼她们说呢？”

他承认拍摄这个题材一开始是有功利心的，慰安妇群体有特殊的社会探讨价值，也具备话题性，可能会受到国际关注。“新导演都想自己被认可，（拍个好片子）去拿奖什么的，还是奔着这个目的。”郭柯说。

跟其他人一样，郭柯最初也曾戴着有色眼镜，抱着猎奇的心态去看待慰安妇群体。他想直达她们心底最深的地方：“这样的女性，当时受过那么大的伤害，现在的心理是怎么样的，就想去一窥究竟。”如今郭柯却觉得，“从人性关怀方面来说，我们做得不好。”

他并不是第一个反思的人。早在2006年，就凭借着相同题材获得国际摄影金奖的陈庆港也曾公开表示，“有些时候我根本就不想再向她们提问了，一个后辈去问她们几十年前那么不堪的回忆，我没有办法说出口。”

反思的人中还包括一些志愿者。从1990年代至今，中国民间开展了旷日持久的对日民间索赔行动。1992年，来自山西的刘面换、侯冬娥等四位慰安妇，第一次打破了中国社会的沉默，对日本政府提起了诉讼。她们赴日演讲、上庭作证、等待审判，折腾了十几年。但是，自从2007年被日本法院终审败诉之后，慰安妇一下找不到出路，民间对慰安妇的调查受到影响。

志愿者张双兵现在想想，当年带着这些老人到日本去，希望日本政府给她们赔钱和道歉，“可是到头来，一分钱赔偿、一句道歉也没有。反而通过这种方式，让全村甚至全国的人都知道了她们的身份。”他有点后悔。

2014年，导演郭柯决定再拍一部纪录片《二十二》，希望将当时幸存的22位老人的生活现状记录下来。然而，此时老人们都有了抗拒情绪，只要摄制组去了老人家里，周围的人们就会想到“又是来问这个事情的”。

2015年底，山西的受害者张先兔老人去世。在她的葬礼上，来自英国、韩国、日本和中国的各界人士，都极富感情地作了演讲。郭柯却发了这样一条微博：“希望若干年后，我们还能记住她们的名字，不止因为她们是慰安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