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贵在行

中国政治学科的奠基者

钱端升被誉为中国现代政治学各领域的开创者。他一向认为，政治学是研究国内外政治活动、政治组织（包括政府体制）、国际关系，兼而纵论时势的一门科学。这实际上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提炼出了政治学研究的内容体系；二是指明了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即对政治学的科学信仰。他把西方政治科学的方法引入中国，分析中国政治的延展，传播科学理念，剖析国际政治的架构，极大拓展了中国现代政治学的空间。

钱端升最初是从比较的角度切入政治学研究的，其博士论文《议会委员会——比较政府研究》便是比较政治领域中的成功之作。而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比较宪法》（合著）更是剖析现代政治之法理基础的典范。钱端升对国别政治的研究实际上是政治学理论向国际政治领域的拓展，他研究德国政府和法国政府都是从宪法入手，这自然是十分规范的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展示，从中可以看出他严谨的学术素养。当然这一方法也掩盖了许多非制度性的因素，无法把握德国政治和法国政治的文化本源和历史属性。《战后世界之改造》一书则是钱端升将其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并能有意识地弥补其缺陷的一部经典之作。

钱端升研究中国政治的力作当推《中国政府与政治》一书，此书是他在哈佛大学做客座教授时用英文写成，其与钱端升在中央大学与政治研究室同仁合著的《民国政制史》分别堪称中英文对中国当时民国政府政治运作研究的典范之作。在当时的条件下，钱端升对中国政治中阻滞民主发育之因素的剖析可以说是极为准确的，但准确并不等同于正确，因为西方“政治竞争式民主”并不切合中国社会的内在逻辑。钱端升研究政治学的最终落脚点是要探讨中国的政治发展，并以此为最后的责任，这促成了他崇高的学术品格和纯真的学术情怀。所以他在1981年撰写的《开展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一文中实际上清晰地表达了要克服西方政治科学之偏狭、汲取西方政治科学之智慧的愿望。这也进一步体现了他把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研究而非盲从于现有研究框架的科学精神。

法学学科的推动者

钱端升相信法制和法治的力量，认为法制是实行法治的前提条件。他在《开展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中提出：“要发展政治学，还必须借鉴古今中外的一些优良的制度和有效的管理方法。”优良的法制更是国家实行法治治理的必不可少的因素。在法治的运行过程中，钱端升强调法的遵守。“如果有法而不能实行，不被人遵守，则离法治更远，不如无法”，这就是法贵在行。

在钱端升的视野中，法治程度的高低与宪法是不可分离的。钱端升主张，研究政治学的人必须学习法学，研究法学，尤其是宪法学。而他本人就是从宪法学的视角研究政治学的杰出代表。在他的专著和文章当中，他运用法律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多处论述宪法问题，无论是《德国的政府》，还是《法国的政府》都是从宪法入手。但就宪法研究而言，钱端升没有受国外政治趋向的影响，坚持自己的立场。他研究各国的政府制度及宪法条文，主要是为了从中找到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为国内立法及法制建设所用，更好地构建国内的政治体制。

在国际法方面，因为钱端升具体研究的国际关系和时势政治同样是政治学应该关注的对象，自然，国际法也进入了他的研究视野。钱端升认为，国际法是解决国际争端、避免战争发生的工具，指出国际法的缺失是导致残酷战争的根本原因之一。钱端升从大陆法系的偏好出发，主张实行国际法的法典化。法典化是大陆法系的典型标志，他认为，为强化国际公法的效力起见，应该将国际公法法典化，将一切普遍接受的合理习惯，参酌新的需要，编成一部国际公法。

钱端升曾预言：“国际关系愈密切，国联的职务愈繁多，则国际立法的必要亦愈增加。如果我们于战后能建立人类所企望的新世序，经济关系协调发展，则国际立法势必日臻发达。”联想到当前世界，国际法律秩序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与此相适应，国际法典也面临不断修补和完善。而关于国际法院的构想也是钱端升对国际法的重要贡献，他首先提出国际法院应成为国际组织的一部分，应固定其主体地位使其成为具有国际性质的执法组织，国际法院的法官应专业化和合理化，国际法院的管辖应实现强制管辖，并严格执行以国际公法为主的一系列法律，这些观点正是当今国际法院得以立足的基本理论依据。

焦洪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杰，中国政法大学外国法制史博士研究生。

说不尽的钱端升

编辑《钱端升全集》的想法由来已久。早在2006年12月11日，我就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过一份我主编的《钱端升全集》清单。

但有想法易，实现想法难。过去十年间，我曾数次努力，试图推动《钱端升全集》的出版。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成果，是2009年在曾健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钱端升的《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法国的政治组织》。

2012年时，我在荷兰格罗宁根见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的黄进校长，他当时专程来荷兰参加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聊及编辑出版《钱端升全集》的想法，黄进校长表示支持，并且建议放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5年5月回国后，我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刘海光主任聊及图书策划，聊到这套书，想法一拍即合。接下来，我们即共同致力于国家出版基金的申请事宜。刘海光和他的团队做了很好的准备工作，再加上这套书的基本文献都在手头，“上下同欲者胜”，种种有利因素叠加的最终结果，便是这套丛书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大力资助。

进入2016年之后，这套《钱端升全集》的编辑工作便慢慢展开了。由于近几年，不同的国内出版社曾出版过钱端升的部分作品，如《民国政制史》《比较宪法》《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等，因此版权问题的解决花去了我们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为了不影响进度，我与出版社编辑商量，先行录入、勘校不存在版权问题的钱端升早期发表在《益世报》《今日评论》等报纸、杂志上的文章以及早期出版的图书，力争双管齐下。

而在版权问题解决后，我便全身心投入到《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和《文选》的编撰整理工作中去，当时已是2016年10月，距离为2017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建校65周年献礼的出版计划，只剩半年时间；考虑到春节因素，实际可利用的时间更短。我们的编辑工作就是在这样的节奏下进行的。

一

关于钱端升，我写过一些文章，先后收录在拙著《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政法往事：你可能不知道的人与事》以及《风骨：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中。由于常年关注钱端升，且在过去十年间一直停停进进地编辑《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我对钱端升应该说十分熟悉。只是越熟悉，反而越无言，不知道如何下笔。当试图介绍先生生平时，常有“掷笔四顾心茫然”之感。

在我看来，钱端升的人生历程可以分为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00—1924年。弱冠之龄之前，钱端升一直在孜孜不倦地求学中。到1924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归国，他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政法学界凤毛麟角的青年才俊。这一阶段的主要成就，当然是其博士论文《议会委员会》，这理当是钱端升在学生时代的最高成就，甚至可以说是他终其一生纯学术层面的最高成就。

第二阶段：1924—1952年。这28年时间，是钱端升一生中精神上相对舒展、学术上成果丰硕的时期。钱端升先后辗转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哈佛大学等一流学府。1948年底，钱端升从哈佛大学回到北大，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

除了在课堂上教书育人外，钱端升先后著有《法国的政治组织》《法国的政府》《德国的政府》《战后世界之改造》《中国的政府与政治》等学术著作，另外增订并与王世杰合著《比较宪法》，与中央大学法学院同事共同编订《民国政制史》，另有学术论文若干。

1949年之前的钱端升在民国言论界建树亦颇多。执教之余，他笔耕不辍，二十多年间辗转于《北平晨报》《东方杂志》《现代评论》等民国时期思想舆论界的主流报刊，尤其曾在1934年主持《益世报》社论主笔半年多，抗战期间与西南联大同仁主办《今日评论》杂志，发表了大量政论，对时代问题有切中肯綮的见识与建议，成为民国言论界的旗帜性作者之一。

除了学术研究与言论救国，钱端升身上还有一个明显的标签，那就是对现实政治的参与。钱端升本人从未在国民政府时代做过行政官员；他热衷或者乐此不疲的状态，似乎就是以学者身份积极参政议政。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钱端升、胡适、张忠绂曾应国民政府派遣，前往欧美推行民间外交。除此之外，钱端升在抗战期间一直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通过这种方式陟罚臧否时政，蒋介石“民主无量、独裁无胆”，对于钱端升这类知识分子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毕竟日寇当前，也就听之任之。尤其是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在引发“一二·一”运动的11月25日的时事晚会上，钱端升顶着当局特务的机关枪而发表演讲，铁骨铮铮，英姿飒爽，颇值后人景仰。

第三阶段：1953—1990年。1952年底，钱端升奉命筹组北京政法学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曾参与新中国1954年宪法的起草，活跃于中国外交领域、高教领域，以民主党派身份继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参政议政。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钱端升彻底平反，于1981年如愿以偿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耄耋之年为中国政治学的重建发挥了余热，最终于九十高龄驾鹤西去。

纵观钱端升的一生，恰似那汹涌江水，在历史的河谷中纵横腾挪。无论是从学术研究的层面，还是人生智慧的汲取方面，钱端升都给我们留下了一座值得探索的迷宫，希望《钱端升全集》的出版能为后来者“解码”钱端升搭桥铺路。

二

钱端升一生坚持以笔论政，对现实政治显示了极大的热情，体现出一位知识分子对这个世界的关怀与焦灼。

钱端升的政论生涯，大体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0年代。这一阶段，钱端升刚从哈佛回清华，正好赶上清华从学堂升格为大学的关键时期。他作为清华“少壮派”之一，在学校改制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在这个时段的文章，大多与清华相关，要么讨论清华改制事宜，要么在清华写就。另外还有一些文章，关注当时的社会热点如联俄问题、废除治外法权问题等。

第二阶段：1930年代。钱端升此时回国已四五年，年岁渐长，笔锋亦愈发成熟，而随着中国社会进化的节拍，既关注中国抗日的微观问题，也关注政制建构的宏观话题，同时亦关注以裁军、备战为核心的世界局势。这一时间段，钱端升除参与《独立评论》《现代评论》的编辑并撰写了一系列颇有学术含量的时评外，还于1934年初担任天津《益世报》的主笔，八个多月写就180多篇社论，最后因笔锋过于犀利，触怒当道，被迫去职。这是他在言论领域工作的一个里程碑。在这之外，钱端升1934年于《东方杂志》发表的《民主政治乎？极权国家乎？》加入民国1930年代的“民主与独裁”大讨论，成为这次讨论中颇具代表性的文献之一。

第三阶段：1940年代。抗战期间，钱端升在西南联大约集同道，创办了《今日评论》杂志，绵延出版数年，先后出版五卷若干期。借助《今日评论》及其他平台，钱端升继续秉持其关心国家前途的初心，纵论抗战的前途、宪政与法治、战后建国以及战后世界的改造等诸多问题。抗战胜利后，钱端升参与了《新路》杂志的创办，呼吁国民党结束独裁，还权于民，推动政改，对时局的走向大声呐喊，半个世纪时移世易，但嘶哑的呐喊声却犹在耳边。

对于钱端升的这些文字，他在晚年编订的《钱端升学术论著自选集》中，曾经编选过几篇。而后来孙宏云教授在编选《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钱端升卷》时，又发掘编选了数十篇。在这些基础上，我又从多年来辗转全国各地搜集的钱端升文献中拣选出数百篇，共同编辑为《钱端升全集》的《文选》卷。《文选》卷收录了上述三阶段绝大部分的作品。由于时间所限，部分新近发现的文章、钱端升的书评等数十篇，未能来得及录入、校订并编入，留下些许遗憾，留待《钱端升全集》第二辑编入。

第四阶段：1950年代以后。进入新时代之后，钱端升还留下了不少文字，我们择其要目编入《钱端升全集》的《文选》，名以“补遗”，权且立此存照，也为读者认识钱端升提供了更完整的信息和素材。

2015年七八月间，我和刘海光共同商讨向国家出版基金申请《钱端升全集》出版资助事宜时，考虑到《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相关性以及其自身的价值，遂决定将之与《钱端升全集》共同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当时《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已有六十多万字的底稿。

但我也深知，《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毕竟不是钱端升本人的作品，贸然收入《钱端升全集》总容易让读者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几经考虑，我们决定还是将《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与《钱端升全集》同步出版，用近似的装帧风格，表达这两大类作品的“同甘共苦”之意。这样，对于真正对钱端升的学问与人生感兴趣的读者，自可各取所需，洞察钱端升的学术世界，纵览钱端升的风云人生，不亦乐乎？！

陈夏红，法学博士，《钱端升全集》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学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