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是个地域名词。这个词，早在几千年前的春秋时代，已被当时人大量用于口语和书面语。如《诗经·小雅·吉日》：“瞻彼中原，其祁孔有。”《诗经·小雅·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再如《左传》：“晋、楚治兵，遇于中原。”中国的兵圣孙武在他的兵书中也说：“力屈才殚，中原内虚。”诸葛亮《出师表》：“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北史》：“因兹大举，光泽中原。”《宋史·李纲传》：“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明实录》：“伏维北京，南俯中原。”这里所举例证中的“中原”，显然是指区别于边疆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原地带。

从黄帝、尧舜，到夏商周三代，人们逐渐形成了一个天下之中的概念，久而久之，中原一词，就成为天下之中的代名词。古代所说得中原地区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原除中州外，还包括关中、晋南、鲁西、河北南部，以及江汉地区。狭义的中原主要指今天的河南省。中原由于居天下之中，嵩岳屹立，濒临黄河，有山有水，气候温和，适宜农耕，交通便利，有利生存。尤其是在靠天生存的上古时代，山川水土往往是定都者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农的民族，任何一个朝代、一个国家都不能不考虑农业经济的发展。民以食为天，春秋时大政治家管仲就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知“礼节”，是建立在“仓廪实”，也就是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是经济基础的具体体现。中原地区由于依山傍水，土地肥沃，且关山险扼，易守难攻，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清朝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说：“自天下而言，河南为适中之地。……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长安四塞之国，利于守；开封四通五观之郊，利于战；洛阳地理险固，表里河山，且地近嵩山，中天而立，足以指挥燕、赵，控制秦、楚。”中原居天下之中适易生存的地理优势，让人意识到“当取天下之日，中原在所必争。” “得中原者得天下”，成为历代政治家、军事家的信条。上启五帝，下至夏、商、周，延及秦汉以后，中原一直是政治和军事角逐的主战场。《左传》是中国古代记载战争最多的一部书，其中二百多场战争，大都发生在中原地区。据不完全统计，从黄帝、炎帝阪泉大战到李自成攻入北京灭明止，天下战争将近四百余场，其中发生在中原的就达三百余场。可以说中国古代著名战役几乎都是在中原进行的。所以，后人往往把在中原驰骋疆场，互相争逐权力就叫作中原逐鹿，或逐鹿中原，问鼎中原。

中国的历史是悠久的，历代战争的经验也是极为丰富的，其价值也是极为珍贵的。中国军事历史的丰厚积淀，已成为中华文明的主体构成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今天，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历史的行进历程，总结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借鉴历史经验，久不能不对这些发生在中原的著名战役进行深入研究。尤其是前人依据实战经验总结出来的军事理论著作，是先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珍贵资料，是先人智慧的凝结。虽然岁月更替，有些战略战术原则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发展，但是古代军事家揭示的某些战争规律、指挥艺术、作战技巧，至今仍能给人们以智慧启迪。正是本着汲取传统军事学精华服务于现实社会的原则，我们从发生在中原近四百场战争中，择取16个牵涉国家命脉，决定王朝兴衰，规模大、影响久的著名战役，详细叙述其初始终末及战役的全过程，以便从中窥视古人成败得失之经验教训，汲取智慧以利今日之社会。为了更好的服务于读者，我们在叙述所选战役时打破以往写战争只写战争本身经过，较少涉及政治、经济、地理、天候等因素。其实战争的胜负不只是军事本身，而是牵涉到政治、经济、外交、战略、战术运用、武器装备、粮草辎重等诸多原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为了给今人以较大启迪，我们的重心放在谋略的运用方面，重点突出以下思想精华。

一、用贤强军思想。得人则昌，失人则亡。其义有二，所谓得人，一为得民众，即得到天下大多数人的拥护。一为得英雄，即得到德、才兼备的杰出人才。在人才济济，文武俱备，科技发明鼎盛，人民拥护的形势下国强民富，而且强于敌国，自然国泰民安。《鬼谷子》在“摩篇”中有言：“主兵曰胜者，常战于不争、不费，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这是说战争首先要争取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孙膑也提出：“得众胜”，“兵不能胜大患，不能合民心者也。”管子也有“哲夫成城”的话，都说明用贤用众才能强国强军。首先就是要注重综合国力的提高，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科技等力量都要强大。其次是要以己之长对敌之短，又以敌之长，克己之短。要想战胜敌人，必须长于敌人，反过来说不强于敌人，就要受制于敌人，被动必然要挨打。历史上汉武之于匈奴，唐太宗之于突厥，都能以匈奴、突厥谙于骑射，而自己也重骑射，并跨而超之，从而摆脱被动的局面，战胜敌人并强盛起来的。相反，历史上的宋朝和明朝也正是因为不能作到“师夷长技以治夷”而被灭亡的。当然宋、明灭亡的原因还有其它方面。

二、勇武当先，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战争指挥者能够窥测战机，敢于与貌似强大的敌人决战，这往往是弱者战胜强者的一个关键。如周武王以数万兵力对殷纣王75万人，终于灭纣兴周。淝水之战时谢玄仅以8万北府兵面对王莽一百万人马，最终取得淝水之战胜利，动摇了王莽统治。官渡之战曹操以不足万人的兵力抗拒袁绍十万大军，靠着毅力和谋略取得官渡之战的胜利。初唐洛阳之战，李世民为掌握破敌真实情报，仅带领500精骑到北邙阵地前沿观察地形，在魏宣武帝陵上，陷入王世充万人包围圈，王世充的大将单雄信跃马直取世民，世民毫不畏惧，坚持战斗，安然回归。初唐大战，李世民屡以少胜多，坚持顽强抗战，打败王世充、窦建德，夺取最后胜利，都是得力于勇于坚持，勇武当先，敢于敢于打硬仗。这些都是以少胜多的典型例证。虽然对垒双方兵力悬殊，但由于弱者一方能够正确运筹，敢于和强者决战，最后终于靠着谋略和勇气战胜强者，取得成功。

三、武力要常备不懈。孙武子说：“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意思是说用兵的法则是，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来，而要自己严阵以待；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会进攻，而要准备好使对方无法进攻，而保有充足力量。在中国历史上疏于军备，导致灭亡的朝代，比较明显的是宋朝，其次是明朝。如北宋末年，战备如同虚设，将不知兵，兵不知战，北宋的骑兵上马必在马上双手扶马鞍，方能行走，别说拿武器打仗了。试想这样的骑兵打起仗来，怎么能够不失败？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守卫北京竟用太监坐城指挥，大臣几乎全不知兵，一旦临难，只有哭泣、殉节而已。这与国家安危有何益处，而真正管用的还是得遵循：“不备、不虞（警惕、忧患）不可以师。”和“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立于不败之地，以待敌之可胜，不可在己，可胜在敌。”不管是和平时期或是战争时期都应这样严加戒备。上面提到的北宋末年和明朝末年的情况，正是因为文恬武嬉和政治腐败所导致的结果。有备则无患，这是千古名言。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小动物蚂蚁，它们的洞口朝天，一有雨水就可淹死。但小小的蚂蚁却能常备不懈，晴天垒巢，用土相堵。未雨绸缪，必能救危。蚂蚁身躯虽小，又身处下洼险地，而每次却都能排除灭顶之灾，子孙繁衍众多达数亿万众。小虫尚且如比，何况于人？难道有着聪明智慧的人类还不如小小虫子吗？常备不懈，才能抵御突如其来的入侵，保卫家园安固。

四、兵以诈立，重谋略运用。战争关系国家、民族的存亡，正如孙子所说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打仗是国之存亡，性命攸关的大事，怎么敢不慎重呢？战争一旦打起来，必拼死相争，务期必胜，否则后患无穷。任何犹豫、仁慈都是不可取的，都可能会导致灭亡结局。宋襄之仁，千古所鄙，孙子所说的：“兵者诡道也。”真乃战争的千古名言。他还说过：“故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兵以诈立的唯一目的是胜利。商朝末年，西伯侯姬昌准备灭殷商，夺纣王之江山，姬昌曾问计于姜尚。姜尚说：“鸷鸟将击，卑身翕翼，猛兽将搏，俛而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意思是说，凶猛的鸷鸟要伏击时，往往弯下身子，收缩翅膀。野兽将要搏击时，往往先低下头匍伏在地上。有杰出谋略才能的圣人也是一样，他将要有所行动的时候，也必是先装出卑躬侍人的愚笨样子。姜尚这里是授计于姬昌，要他运用假象以迷惑纣王。姬昌采纳姜尚谋略，为迷惑纣王，献洛西之地，又协约众诸侯，对纣朝贡。又为玉门装饰宫殿以示奢侈，筑灵台外示享乐，列侍女撞钟击鼓，伪装荒迷于女色歌舞之中。这些假象果然迷惑了纣王，纣王得意的说，姬昌这样（无作为）我还有什么担忧呢！姜尚又让散宜生、闳夭暗地重金收买费仲、尤浑而游说于纣之旁，以通情报，还借用纣赐弓、矢、斧、铖，得专征伐的名号和权力，扩大自己的领土，有计划地逐步壮大自己的力量。经过姬昌、姬发几十年的努力，最终灭了殷纣王。

孙膑更是成功地运用了其祖孙武“兵以诈立”这一军事理论。在围魏救赵中，孙膑实践其祖“兵以诈立”，利用减灶，以迷惑庞涓；曹操官渡之战，以袁军服装、旗帜奇袭鸟巢；唐太宗设疑兵以退突厥等等，他们都是用诈的里手行家。以近代而言，日军奇袭珍珠港，希特勒对苏的不宣而战，亦是战争之奇者。《六韬》中的“鸟云之阵”，取鸟散云合之义，即分合变化之亟，化整为零，云涌而集，神秘莫测之谓。即便当今若在山、泽之国打游击，以弱胜强仍有其现实意义，弱之所以能胜强，其关键仍是要坚守“兵以诈立”的策略。

五、重视伐交，壮大自己，孤立敌人。所谓“伐交”，就是运用外交策略，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或是收到壮大自己，孤立敌人的效用。战争是交战双方总体力量的竞争，取决于势、力的较量。战争中除敌对双方相战之外，第三者即友军往往起着最后胜利的决定性作用。如先轸在城濮之战的巧联齐、秦，打拉曹、卫，使战争出现转机，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汴京之战中，金联宋灭辽和拉夏攻宋，也是成功的利用外交手段，逐一灭掉强大的敌方。官渡之战前夕，曹操为了争取力量打败袁绍，拉吕布、亲刘备、结张绣，稳定关中，成功地运用了外交政策，终于以少胜多战胜袁绍。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成功运用伐交壮大自己，孤立敌军，最终取得辉煌胜利的军事家，他们伐交的结果，壮大了自己，孤立了对方，使自己争取到最后打赢战争的主要条件，从而牢牢掌握了战争取胜的主动权。这方面的智慧是很值得后人思考和借鉴的。

六、因敌变化，出奇制胜。战争有很多难以把握的突变因素，战局瞬息万变，应对必须灵活，战机稍纵即逝，必须看准战机，抓住机遇。《孙子兵法·虚实》曰：“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如官渡之战，袁、曹相持时双方都精疲力尽，特别是曹操，曾因兵寡粮缺，陷入困境，最后因袁绍谋臣许攸投奔，由许攸献计烧袁绍乌巢军粮，曹操毫不犹豫的抓住这一机遇，既抓紧，又抓狠，结果取得了官渡之战的大捷。再如淝水之战，因朱序透露苻坚的内部情报，向晋将领谢安、谢玄建议乘秦苻坚各路大军未集时，击其一路。谢安、谢玄因之改变了原来的固守防御战略，集中兵力攻打苻坚、苻融一路，结果晋军获胜，取得肥水之战大捷，成为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范例。再如明清之际，李自成攻打山海关明朝守将吴三桂，当时吴三桂处清和李自成前后夹击之下，在此形势前他投降了满清。当时清主帅多尔衮毫不犹豫地与吴三桂合作，攻打李自成，结果很快占领了北京。还有孙膑的围魏救赵，批亢捣虚，打中了庞涓的要害大梁，迫使其不得不回救，而较当初田忌所拟奔赵相搏要高明得多。孙膑由田忌的自己疲于奔命使敌心逸待劳变为让敌疲于奔命，而齐军以逸待劳，从而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完成了胜魏的使命。由此看来，高明的将帅，用兵应以敌情变化，灵活趋机为要。

七、守险、挫锐，打持久战。守险、挫锐，是在己处劣势，守而待机，最后战胜强敌的有效战略。我国早期的文化典籍《易经》一书中就说：“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孙武子也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扼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在《孟子》书中亦有“天时不如地利”的话。尤其在古代，科学不发达，天险不易逾越，很多关阸，易守难攻，为弱寡一方所利用，以御强敌，久而待机，终而弊之。一向被誉为兵家鼻祖的孙武子在其书中更加明确地说：“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孙武子的这个话至今仍有其生命力，显示出我国军事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幽渺微妙。所谓“九天”自然是太空领空了，而《孙子兵法》产生的时代，人们防守可在九地之下进行，而却没有飞天的本领，而孙武却憧憬着，“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而科技的飞速发展，孙武的憧憬已变成了现实。孙子特别重视实地考查，对军事情报的获得不靠于鬼神。他在其兵法《用内》篇中很严肃地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变，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而他对善攻善守双方的描绘、估计，时至今日，攻、防方式都已被证实了。这是中国军事文化所特别值得自豪之处，也是其博大精深之实质。

在守险、挫锐方面运用极为成功而突出的例证很多。如刘、项成皋之战，楚、汉相持荥阳虎牢达三年之久，终以刘邦弱者拖垮了强者项羽，夺得了天下。七国平叛一役中，周亚夫守成皞，坚壁下邑，断敌粮道，终斩吴王。唐初李世民与薛举父子及刘武周相持，在占有明显优势的强敌前，都是以守险、深沟、高垒而挫强敌，断其粮道，伺机而克敌的。近代世界历史上的拿破仑，败于俄国库图左夫；二战时，希特勒败于苏联的朱可夫，除国际，国内的诸因素外，在天候上受挫于严寒，加之受地理遥远的制约，后方支援供不上，最终打了败仗。美国和伊拉克战争中，伊拉克数年反抗不息，使美国政府深感头痛，美联军的迟迟难以取胜，不能说不是受一定地理因素的影响。在现代科技发达，信息灵通，交通迅捷的时代，制空、制海权固能对战争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从朝鲜上甘岭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来说，地形、险扼、天候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依然是小国弱军战胜大国强军的重要有利因素。即便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如果一个国家土地辽阔，山川地形复杂，人民众多，依靠险阸丛山的隐秘防御工事，长久相持，弱强之胜负仍然难以完全卜算。

八、天候因素。孙武子在《始计》篇中曾写道：“天地孰得……吾以此知胜负矣！”又说：“天者，阴阳之寒暑，时制也。”（同上）在中原古代名战役中，风、雨、旱、雾等气象往往成为双方相互进攻的利器。如上古时代，“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三日，军人皆惑，黄帝乃令风后法斗机作指南车，一别四方，遂擒蚩尤。”这里蚩尤“作大雾使黄帝军人皆惑，”便是利用天之气象作为进攻对方的利器。再如东晋时期，淝水之战中苻坚动员出动的攻晋大军，从八月开始至十一月战争打响，将士多穿单衣夹衣，陡然天气降温，士卒饥寒难忍，这是导致士气涣散，将士奔北的一个重要因素。再如汴京二次保卫战中，时在岁末，大雪、奇寒天候所致，致使金不得不撤兵。再有唐、郑洛阳之战中，李世民与窦建德虎牢对垒至中午后，天炎热，士卒争饮，为李世民所乘。还有李自成与左良玉等明军在朱仙镇对峙临战，义军绝明军水源，明军自乱，左良玉苦战五昼夜后逃跑，又被中途邀击，全军溃败。这些失败的战例都与天候有重要关系。上边所谈的拿破仑、希特勒的远征，惨遭失败，其中一条重要原因也是忍受不了俄国地段的严寒和战线太长严重缺粮的恶劣境况。可见天候在军事成败上起着一定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孙武子早在其兵书中就说：“天地孰得……吾以此知胜负矣。” 当然影响战争成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九、重视人本思想和统战思想。军事学中的人本思想是很丰富的，若追溯渊源的话，可直追至上古大禹时代。夏朝时，太康的五个弟弟针对太康盘游无度，打猎洛汭，后异率民反抗，国家大乱，抱怨太康作歌讽谏太康：“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商、周之下历代多所述及。孙膑说：“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孟子总结殷商亡国经验教训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 夏桀和商纣王之所以失掉天下，就是因为他们失掉了百姓对他们的支持，失去了民心。获得天下唯一方法：这就是要获得百姓的支持，获得民心。这两段话，孟子历数了夏、商、周三代的史实，从正反两面论证了统治者“尚德”的重要性。夏桀王、商纣王、周幽王、周厉王他们暴虐百姓，失去了民心，失去了百姓的支持，结果不但失去了天下，而且自身不得善终，留得了千古骂名。而商汤、文、武得到了百姓的支持，赢得了民心，结果分别从七十里，百里的小国起家，进而统一了天下。这些正反对比的历史事实说明：“得丘民而为天子，”“得期民得天下”的深刻道理，民的力量不可忽视。孟子严厉指出：“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同上注）暴虐百姓太厉害，这种暴君就会被杀，国家就被灭亡，暴虐得不太厉害，君主本身也有危险，国力也会被削弱。这种暴虐百姓的暴君被推翻之后，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死了谥号也会称之为“幽”、“厉”这样的恶名，即使他有孝子贤孙，经历一百代也替他翻不了案。《诗经》说殷商是一面离它不远的镜子。可见，孟子充分肯定了人民是决定国家和君主命运的关键力量。周之下历代明君无不重视民为邦本。汉刘邦的约法三章，唐李渊、李世民的秋毫无犯、金太宗阿骨打的军纪严明、李闯王的不纳粮、多尔衮清军的入关减赋，优礼明旧臣，为崇祯帝发丧等，都不能看重这一点。他们重视人本，抓住了民心向背，所以他们的军事行动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瓦解了敌方的阵线，缓解了中间势力的对抗。至今人本思想仍为我们治国强军搞好各项事业的法宝。

十、连续作战的苦斗思想。战者，是生死较量，国运所系，必须勇毅顽强，以无敌的英雄气概压倒对方。唐太宗在这方面作得尤为突出。如穷追薛举父子、坚持攻打霍邑等都是得力于坚韧持久连续作战而不作喘息的苦战情况下取胜的。尤其在洛阳之战中，大军久攻洛阳不下，双方俱困，在李渊默许撤兵，窦建德盛阵虎牢，以示援助王世充，窦建德致书要求唐撤兵之际，他都能洞悉敌我情势，坚持将战争进行到底。当他与宋金刚决战时，“夜宿雀鼠谷之西原，太宗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军中苦饥。”但他忍受饥饿，与宋金刚酣战，大败宋金刚。李自成也是如此。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夏天，李自成在陕西陷入了孙传庭、洪承畴的二路大军的包围圈，艰苦卓绝，连续战斗二十七昼夜，才得以脱出重围。几乎全军覆没，他失去了战友、妻子、老小，跟随李自成冲出重围的只有十八人。起义进入空前的低潮，他们逃入商洛大山之中，这时李自成大病在身，苦苦支撑。半年后，他带病再次发动山区穷苦民众，重新点燃起义火种，鸡鸣舞剑，夜半谈兵。他意志更坚，曾吟诗抒怀道：“收拾残破费经营，暂驻商洛苦练兵。月夜贪看击剑晚，星晨风送马蹄轻。”之后又发展壮大，星星之火，最终形成燎原之势，一举彻底推翻明王朝统治。

十一、击破中枢的战术。在战斗中，采取中间突破、击破中枢的指挥机关，往往能收奇功。特别是处于弱势的情况下，面对众多的敌人，如能击毁敌之中枢，可使其主帅亡，指挥失灵，而兵众立趋瓦解，全线崩溃。我国古代发生在中原地区的昆阳大战、淝水之战，洛阳之战皆以主帅被歼而崩溃。昆阳之战，刘秀指挥的义军杀死王寻、王邑，包围昆阳大军遂被击溃。淝水之战中，前秦主帅苻融被晋军射杀，失去指挥，前秦军遂败退不可止。当然刘秀、谢安都是指挥若定的善战统帅和带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军队，这是前提。再如唐太宗李世民以精锐无敌的生力铁骑冲入窦建德战阵中间，搞中心突破，结果获取虎牢大捷，在牛渚活捉了窦建德。在霍邑首战中宋老生率兵3万人从东、南二个城门外出列阵。老生向东门李渊、建成阵猛烈攻击，李渊军不能支撑，建成坠马，形势危急。这时李世民偕段志玄从南门峻坂飞驰而下，攻敌背后，直冲入敌阵纵深处，连杀敌军10余人，左冲右突，刀刃多处残缺，世民衣甲尽染成红色。老生将士见状，落魂丧魄，阵脚大乱。这时，李渊阵上忽有人高呼，已斩杀宋老生了！宋老生将士随之崩溃，不可收拾。霍邑之战，李世民正是采用中间突破的策略战术原则，以取得战争胜利主动权的。

十二、间谍战的重要作用。军事家孙武子有句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战争之所以能战胜，是因为知彼知己。知己而不知彼，不仅不会取胜，反而还会给敌人空子钻。要想知彼，一是深入虎穴考察敌情，但在敌人防守严密的情况下，很难取效，且有大的危险。如洛阳之战中，李世民在占据虎牢后，为进一步掌握与窦建德作战的详实军情材料，他带强将数人，精锐骑兵五百人，亲自到建德营地观察侦探，了解建德军队的战斗力。他每走数里，便在山险处留下人马，进行埋伏，分别由徐茂公、程咬金、秦叔宝指挥，他们都是智勇双全的猛将，到最后只剩下四个骑兵，由尉迟敬德率领相随。一路上从容自若，认真察看地形，他们一直往建德军营驻地走去，直走到离建德军营三里时，被建德巡逻战士发现，以为世民等是斥候（侦察）骑兵，进行追击。紧接着又从窦建德宫中，拥出五、六千骑兵，向李世民飞驰而来，多亏李世民机智沉着，射技高超，又大将敬德殿后，才得以逃脱生还。靠直接侦查，毕竟危险。最得力的知彼（敌）办法则是依靠知情的间谍。中原古代战役中，用间其著者，如伊尹，（伊挚）、吕牙，使商、周获得胜利。“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复；周兴也，吕牙在殷。敌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所恃而动也。”这是战争取胜的一条妙策。在淝水之战中，由于朱序向东晋将领暗中指点：先集中打击苻融突出暴露的中军，结果大获全胜。在明清之际祖大受、范文程、洪承畴，由明仕清，促使清在战争中，战胜李自成，尤其是吴三桂的降清、背明，李自成军事、政治、经济情势全被清执政者所掌握，所以清在短时期内，轻易而举便获取了入关的胜利。

十三、众欲一思想。黄石公《三略》记载：“将谋欲密，士众欲一，攻敌欲疾，将谋密，则奸心闭，士众一，则军心结；攻敌疾，则备不及设。军有此三者，则计不夺。”姜太公《六韬》也记载有：“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来独往。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宋代名将岳飞也曾言：“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步调一致，思想统一，万众一心就强大，就富强，就不会被人欺凌，被人宰割，遭受灭亡。具体到军队也是一样，集中兵力，行动一致，并力一处，就能所向无敌，攻无不克。就一个人来说更是如此，专一致志，就能诸事成功，有所建树。作者特别感于宋、明二代，政治腐败，农民赋税沉重，官府逼交苛捐杂税，天灾肆虐，百姓无法活下去，不得不造反求活，越是腐败不恤百姓，社会越是不安定，国力拼于内耗，物必自蠹而后虫生，国必自败而后人残之。北宋末年，政治腐败，招致梁山聚义，方腊、钟杨起义，然后金灭之。明末朝政腐败，天灾频仍，民不聊生。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推翻明帝，清又承弊而乘之，失在不统一，力量内耗。所以古之先哲贵一也。

十四、根据地思想。根据地是兵家立足之地，人力物力所仰，赖以生存发展之地。汉之所以能与项羽在荥阳、成皋对峙，终而胜之，除战略、谋略上适宜外，与刘邦以关中为后方，有牢固的根据地也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的。此正是刘邦之所以推崇萧何，称之为三杰之一，又委以为丞相的原因。东汉刘秀据河北，唐高祖占领关中，都是先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为主要战略目标的。相反，李自成带领农民起义军势如破竹，很快攻下北京。但由于没有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其胜也速，其败也疾。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有根据的每每取胜。有自己巩固的根据地，如鱼之处渊，如木之根在土，皆能不失其本源，根基稳固，生长茂盛。

十五、关于迷信思想的教训

《孙子兵法》曾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骄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孔子也有：“不语怪力、乱神”之训。“子不语怪力、乱神”。可是北宋末年，亡国皇帝宋徽宗赵佶崇信道教，竟到了痴迷的地步，更有甚者竟委任神兵决战。靖康元年十一月，张叔夜、何栗竟撤去汴京城上守卫军民，让郭京带神兵破金兵，结果大败，金兵攻克汴京，而金太祖阿骨打却不信佛，不信神，每战克捷。

我们虽然出于宣传中原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军事智慧，首选了中原军事题材，但我们毕竟没有实战经验，仅借助文献，总结古人作战之得失，能否做到客观、科学、内涵深厚，真正给今人提供智慧和思考，只有待读者去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