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初，

刘敦桢、梁思成、林徽因，

三位海归建筑师放弃了

现在看来都令人艳羡的

大学教授、建筑事务所工作，

加入了一个前途未卜的私人组织。

这是一个刚刚创办、

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术团体。

彼时，

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

中国人却已落后日本人近30年。

在学社创办之初，

曾请日本学者前来分享经验，

期间，他建议中日学者应该这样合作：

与此同时，日本学者还断言：

中国大地上已经没有唐代的木构建筑，

时隔80多年，

我们已无法知道这位学者

是否有存心羞辱的意思，

但在当时中日关系

日益紧张、恶化的时代背景下，

这样的建议和断言，

无疑让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受到强烈的刺激。

1932到1937年，

即九一八事变后到卢沟桥事变前，

在这6年间，

他们带着几位助手，

在战争的阴霾下和时间赛跑。

在那交通落后的年代，

他们扛着数十斤的器材、设备，

经常是搭完火车，换汽车，

没有汽车就骑骡子。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

他们依然跑了130多个县、市，

调查了超过1500座古建筑，

却始终没能发现一座唐代的木构建筑。

难道在中国大地上，

真的没有唐代木构建筑了吗？

1937年的一天，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正在

翻阅一本《敦煌石窟图录》。

忽然间，

他们把目光停留在了

一幅五台山壁画的小字上：

在看到这幅壁画前，

五台山并不是他们考察的重点，

因为，

根据他们多年的考察经验判断：

然而，

从壁画上看“大佛光之寺”并不在

五台山中心的台怀镇上，

他们灵机一动，心想：

6月下旬，

梁思成夫妇带着两位助手，

在骑了一天的骡子后

终于在黄昏到达了这座寺庙。

凭借多年的经验，

他们一眼看出，

这是一座寺庙的大殿是

一座非常古老的建筑。

但在连续几天的测绘中，

却始终找不到

能确认建筑年代的证据。

正当他们以为

这次又要失望而归之际，

林徽因一次偶然的抬头，

发现一条横梁上隐隐约约有一行墨迹，

她马上搬来梯子，爬上去查看，

只见横梁之下写着：

而宁公遇的名字，

同样出现在殿外那刻有

“唐大中十一年”纪年的经幢上，

通过两者结合，

后来，

抗战后期大反攻之际，

根据营造学社历年考察的资料

梁思成主持编制了中英文对照的

《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交予盟军；

解放战争期间，

梁思成在此基础上又编制了

《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交予解放军。

这两份目录，

不仅保护了大批文物免遭战火殃及；

更重要的是，

目录中的大部分文物，

后来都成为了

今天，

我们在太原，

依旧能看到晋祠那凌厉的木雕盘龙；

在大同，

依旧能够看到800年前皇家寺庙；

在洛阳，

依旧能看到展现大唐气象的龙门石窟……

这背后，

都有他们的一份功劳。

几十年来，

看着那些标新立异的建筑，

踩着一片片老街的废墟冒了起来。

总会庆幸还有这些，

承载了信仰与艺术的古建筑，

维系了我们对历史的记忆。

以上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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