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十才子”一名的来由，袁行霈在该书中称：“‘十才子’之名，最初见于中唐诗人姚合编的《极玄集》，即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湋、夏侯审。”这段话中提到“十才子”这个名称来自于姚合所编的《极玄集》。而傅璇琮最初也是认为“十才子”一名来自该书，但是傅先生在2003年新一版的《唐代诗人丛考·卢纶考》中做了更正：“经查，有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影宋抄本，这是现存最早的《极玄集》本子，为一卷本（即不分卷），这与后来明人重刻的二卷本有明显的不同。最大的不同，是明以后的通行二卷本，所收二十一人诗，个个名下均有小传，这些小传一向以为即姚合所撰。但影宋抄本却无小传，今存南宋以前文献，也未有引录或提及《极玄集》之小传者。二卷本之小传，当系南宋以后（可能为宋元之际）书贾采掇通行所能见到的资料，剪辑而成。”原来《极玄集》中的作者小传是后人添加者，早期的影宋抄本中没有这个小传，故而“十才子”一名最初出于《极玄集》这个判断就不成立了。

抬头一看，栖岩寺的匾额赫然地挂在了这里

除了《极玄集》上的这个记载之外，“大历十才子”的最早出处就变成为《旧唐书·李虞仲传》中的一句话：“父端，登进士第，工诗。大历中，与韩翃、钱起、卢纶等文咏唱和，驰名都下，号‘大历十才子’。”

后人为什么要将这十个人放在一起并提呢？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是这样认定者：“‘十才子’齐名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主要创作倾向和诗风的相近。他们的生活态度，在钱起的《县中池竹言怀》一诗中表现得很典型，所谓‘官小志已足，时清免负薪。卑栖且得地，荣耀不关身。自爱赏心处，丛篁流水滨。’不再像前辈盛唐诗人那样充满兼济理想，真正的兴趣也不在政事，而是集情趣于山水，寄心绪于景物。”

看来，这十位才子因为有太多的共同点，所以后人才将他们归拢在了一起。而这十人中也留下了不少的相互唱和诗，比如卢纶写过一篇《送李端》：

故关衰草遍，离别自堪悲。

路出寒云外，人归暮雪时。

少孤为客早，多难识君迟。

掩泪空相向，风尘何处期。

赵林涛在《卢纶研究》中认为，这首《送李端》“可谓卢纶的代表作之一”。该诗确实写得声情并茂，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卷七中，仅对此诗中的“少孤”二字就发了一通感慨：“皆字字从肺肝中流露，写情到此，乃为入骨。虽是律体，实三百篇、汉、魏之苗裔也。”针对潘德舆的这个说法，赵林涛说：“潘氏此评，用于全诗，亦未为不当。”

卢纶还写过几首咏伎女之诗，颇有名气，比如《伦开府席上赋得咏美人名解愁》：

不敢苦相留，明知不自由。

颦眉乍欲语，敛笑又低头。

舞态兼些醉，歌声似带羞。

今朝总见也，只不解人愁。

这片空地应该是当年栖岩寺院内的一部分

这首诗刻画人物极其形象，把美人的娇羞之态极为传神地突显了出来。卢纶还写过一首类似的诗，名为《宴席赋得姚美人拍筝歌》：

出帘仍有钿筝随，见罢翻令恨识迟。

微收皓腕缠红袖，深遏朱弦低翠眉。

忽然高张应繁节，玉指回旋若飞雪。

凤箫韶管寂不喧，绣幕纱窗俨秋月。

有时轻弄和郎歌，慢处声迟情更多。

已愁红脸能佯醉，又恐朱门难再过。

昭阳伴里最聪明，出到人间才长成。

遥知禁曲难翻处，犹是君王说小名。

小土包的另一侧

这首诗比起白居易的《琵琶行》来要短许多，虽然卢纶的这首诗是写美人弹筝，但他同样把这位美人弹筝的动作描绘得极其细腻。其实卢纶的诗作也不仅仅是这些花前月下，他也写过一些凝重的诗，比如《长安回望》：

东风吹雨过青山，却望千门草色闲。

家在梦中何日到，春生江上几人还。

川原缭绕浮云外，宫阙参差落照间。

谁念为儒逢世难，独将衰鬓客秦关。

这首诗也被后人视为卢纶的代表作之一，且受到了后世广泛的夸赞。明李攀龙在《唐诗训解》卷五中称：“此长安遭吐蕃之乱，代宗幸陕，纶时在京而作。言春雨乍过，而千门之间，鞠为茂草，荒萎无人矣。我则思家不能返，彼在朝之士，当春而还乡者几人？正以兵戈阻截也。于是望川原之浮云，而知民居荡尽；观宫阙于落照，而知国步将倾。且世治尚文，世乱尚武，我以为儒而逢世难，则无所建明，徒衰老而客此秦关，亦足悲夫！”而清金圣叹却认为该诗中有许多字眼写得不错，《金圣叹选批唐诗》卷四上中称：“‘东风’七字，人谓只是写春，不知便是写望，如云此雨自我家中来也。‘闲’字骂‘草’，妙！如云无谓也，扯淡也。三，恨自不得归，四，又妒他人得归，活写尽不归人心口咄咄也。‘川原’七字中有无数亲故：‘宫阙’七字中止夕阳一人。‘谁’字便是无数亲故也；‘独’字便是夕阳一人也。”

古诗中有“次韵”一说，关于“次韵”的来由，后人大多会认为是始于白居易与元稹的唱和，然而《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七中《禅寄笔谈》提要中称：“惟论次韵倡和始于卢纶、李端，举端《野寺病居卢纶见访》诗为证，则前人所未言也。”这段话将“次韵”的起源放在了卢纶与李端的唱和之作上，其中李端的那首诗是《野寺病居喜卢纶见访》：

青青麦垄白云阴，古寺无人新草深。

乳燕拾泥依古井，鸣鸠拂羽历花林。

千年驳藓明山履，万尺垂萝入水心。

一卧漳滨今欲老，谁知才子忽相寻。

而后卢纶和了一首《愁李端公野寺病居见寄》：

野寺钟昏山正阴，乱藤高竹水声深。

田夫就饷还依草，野雉惊飞不过林。

斋沐暂思同静室，清羸已觉助禅心。

寂寞日长谁问疾，料君惟取古方寻。

以上就是二人的次韵唱和之事。这是不是最早的次韵之作，历史上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宋赵与时在《宾退录》卷九中引用了杨亿《谈苑》中的说法：“元稹作《春深》题二十篇，并用‘家’、‘花’、‘车’、‘斜’四字为韵。白居易、刘禹锡和之，亦同此韵。次韵起于此。”而严羽也赞同这种认定，其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说：“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而本朝诸贤乃以此而斗工，遂至往复有八九和者。”但明胡震亨在《唐音癸签》卷三中也认为“次韵”始于卢纶、李端：“盛唐人和诗不和韵……至大历中，李端、卢纶《野寺病居》酬答，始有次韵。”

在下寺村的这家便利店打听不到结果

为此赵林涛在《卢纶研究》中做了专门的考证，他首先引用了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中的一段话：“某又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有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这段话是后世认定元、白首先“次韵”的原始出处。而赵林涛则认为：“文中，元稹并未声言自己首创次韵形式，只是（谦虚地）说自己作诗不敌白居易，故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辞’，名义上（而不是‘命名为’）说是‘次韵相酬’，实则欲以增加技术上的难度来与白居易相较量。可惜后来之人，不加详考，误下定论。”那么谁才是最早的“次韵”者呢？赵林涛的结论是：

事实上，卢纶等人亦不得领此首功，早在北魏时期，次韵唱和之诗即已有之。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三记载：

（王）肃在江南之日，聘谢氏女为妻。及至京师，复尚公主。其后谢氏入道为尼，亦来奔肃。见肃尚主，谢作五言诗以赠之。其诗曰：‘本为箔上蚕，今作机上丝。得络逐胜去，颇忆缠绵时。’公主代肃答谢云：‘针是贯线物，目中恒任丝。得帛缝新去，何能衲故时。’肃甚（有）愧谢之色，遂造正觉寺以憩之。

就笔者所见的文献，谢氏与公主的这一赠一答，才是最早的次韵之作。

但无论怎样，能够在诗史上引起争论，就足以见到卢纶的诗作在诗史中的价值所在。

卢纶墓位于山西省永济市首阳山下寺村栖岩寺下寺东侧。然而栖岩寺的具体位置却一直没有得到确切的地点，只知道此寺在永济市市区的西南中条山麓，距市区距离10多公里。依据这种模糊的信息寻找，以我的经验这是很难办成的事情。等我从鹳雀楼出来，司机小崔兴奋地告诉我，他打听到了栖岩寺的具体位置：“在北郑村，我是向旁边的那些商户打听来的，其中有个人去年春天还去过一趟，他给我看了手机里面的照片。”闻听此信大喜，立即驱车前往，在路上经过风陵渡，有著名的黄河大铁牛，小崔问我是否想进内一看，我告诉他这不是我的寻访范围。

当年的干打垒残墙

进入北郑村，在村中街道坐着十几位老人，向一位老汉请问路径，他告诉了我们栖岩寺的走法。开车出村向后面的大山内开去，道路崎岖难行，是简易的石土路，走到半途出现了歧路，在路口遇到一位中年人，他说自己从未听过本地有栖岩寺，这句话让我凉了半截儿，小崔建议开车回村，去接那位刚才指路的老汉。我觉得已经走出了这么远的路，不甘心原道返回，于是闭着眼选择了一条左侧的上山路，继续向上爬行，在路上又遇到了岔路，本想下车找人打问，但路边有许多的蜜蜂箱，密密麻麻盘旋在蜂箱上的蜜蜂让我却步。在我十一二岁时，在山间的草丛看到一个大马蜂窝，那时候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走上前伸手去摘，从里面蜂拥而出的马蜂，叮得我满头满脸都是大包，因为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完全不知道躲避，只觉得疼痛难忍，晃晃悠悠地往回家走，刚到院门口就因为毒性发作昏倒在路上。醒来时眼前看到许多乳房在往我脸上挤奶，后来才知道是邻居发现了我，把我抱回家，母亲不知道从哪听来的秘方，人奶可解蜂毒，于是在大院内找来了多位有奶的妇女，请她们来给我解毒。自此之后，我就患上了蜜蜂恐惧症，只要看到大片的蜜蜂就会头皮发紧，今日又见此景，让司机不要停车继续前行，任选一个岔路开上了陡峭的山坡。

在路边遇到了几位农妇，向他们打听栖岩寺的走法，她们纷纷告诉我寺在大山的顶上，肯定开不上去，即使走路都很困难，因为那个寺庙太过遥远，长期无人去，所以道路也荒芜了，现在上面只住着一户人家，他家因为无路也很难出行，于是就在山间种地，自给自足。这几位妇女边说边指着远处的深山一座塔的身影，我望着那遥不可及的距离，还没迈步腿已发软。突然想到了栖岩寺分上中下三寺，而卢纶的墓就在下寺的东侧，于是马上向这几位妇女请教下寺在哪里，她们告诉我下寺就是我上山前山脚下的那个村庄，我跟她们解释说自己上山前在那个村叫北郑村，她们说这两村已经挨在了一起，靠山的这一侧是下寺村。

怎么看这座平房都不像寺庙

原路下山再进村庄，果然在村的中央位置看到了横跨村路的石牌坊，看来两村之间已无空地，只能通过这个水泥牌坊来划界限。在村边看到一个便利店，向店主打问下寺的位置，他说本村名叫下寺，但并没有这个寺，我对他的回答表示怀疑，想起来了上山前在北郑村那个乘凉老汉，于是掉头下行，到北郑村寻找那位指路者，来到老汉原坐的位置，那个位置仅余下了几位妇女，他们告诉我老汉下地干活去了，到下午才能回来。我不抱希望地向她们打问下寺的具体地址，果真如我所料，她们完全说不出所以然，于是开车再回下寺村，无意间在一面墙上看到了栖岩寺的介绍文字：

栖岩寺位于中条山南端的首山，在永济市韩阳镇下寺村境内。首山两侧有大小柳沟夹持，山势突兀险峻，主峰下有约十亩一片簸箕形平地，这就是栖岩寺遗址。栖岩寺现存文物有唐塔一座，天宝十三年（载）所建，辽塔一座，统和572—575年间建，六角石塔一座，同治三年所建，另有元代、明代洪武年及清代小墓塔数座，称塔林、昙延祖师阁、虎刨泉等，鱼子碑一块，现存山西省博物馆内。

栖岩寺创建于北周建德年间，初名灵隐寺，后改栖岩寺，因依山建造而得名。栖岩寺从隋唐至元明为河东名胜，唐时名士频游，卢纶、李益、李端都有游栖岩而咏美景的诗作流传后世；这里还是盛唐皇帝的避暑胜地。解放后，国家及省文物局对栖岩寺进行了考察，并将其列为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栖岩寺或再度辉煌。

在两村之间看到了一片旧房子

此段文字只简要介绍了上、中、下寺，但并没有说这个寺的具体位置，更没说明这三个寺今天是否还存在。在旁边有几位妇女抱着孩子乘凉，我问她们下寺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她们的回答几乎是一律的，都说这个村是下寺。我再问此寺的遗址在哪里，几位妇女都听不懂遗址是何意，没办法我指着墙上的介绍文字，然而几个人均说自己不识字，这个场景让我很是气馁，真想掉头离去，然细想之下，即以从千里之外来到这偏远的山沟，仅拍到了墙上的几篇介绍文字，几乎对不起自己的辛劳，于是在村内独自寻找。

又走到了先前问路的便利店位置。无意间，在此店不远处看到旗杆上飘着红旗的院落，我猜想可能是村委会所在地，于是走过去想了解些详情。红旗所在的院落处在两村之间，沿街的一面有用干打垒方式制作的黄土墙，墙体已大半倒塌，仅余一些残迹，残墙围起的院落占地约两三亩大小，靠里面的一半安放着一些简单的健身器械。这些器械的另一侧是一些旧平房，进入院内院正中摆放着香炉、供牌等古老的石制品，这些物品跟立在院中的那根不锈钢旗杆在观念上有些冲突。但我觉得这里原是一座寺院，果真抬头在平房的门牌上看到了栖岩寺的匾额，匾额的尺寸很大，跟正门的门框不成比例，上面黑底金字写着“栖岩寺”三个字，我读着这三个字恍惚觉得这个名字好熟悉，猛然想到这不正是我要寻找之地吗？铁鞋虽未踏破，但为了寻找到这个寺已经围着村子跑了好几圈，至少车轮子也磨掉了一层，真不明白满村的人为什么都不知道本村有这么一个著名的寺院。

寺院锁着门，我扒着窗棂向内张望，里面堆着一些杂乱的家具，还有几个过时的布艺沙发撂在墙角，看来这个寺在当下的用途是旧物仓库，然而在栖岩寺匾额之下，还注明着这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寺庙的另一侧是一个近两亩大小的荒地，靠寺院的一侧种着几棵树，在树下有个坟堆状的小土包，小土包占地大小约五六平米，高不过一米，我围着这座石堆仔细寻找，希望能找到一些刻有文字的碑记，结果不能如愿。从记载中得知，卢纶的墓在栖岩寺的东侧，而这个小土包正是在东侧的位置上，我猜想这应当是卢纶墓的遗址。

在寺院旁的空地上仅见到了这个小土包

在墓址的另一侧还残留着黄土制的残垣，从土色上看却是古老的遗留，我猜想这可能是卢纶墓墓园的旧墙。在上山之前，遇到的那位告诉我卢纶墓存在的老汉，他说墓前原有许多的石人石马石碑等物件，前些年因为本地人烧石灰，把这些古老的石制品全部砸烂，当作石灰的原料用掉了，我请老汉确认他说的前些年是哪一年，老汉说他记不清了。总之这一切不可能从头再来，当年出过这么多有名大文豪的乡邦，而今却难以找到一个识字的人，这其中的因果关系我也懒得再做太多的联想。

卢纶关于栖岩寺的诗作，在《全唐诗》中收录了两首，一首名叫《栖岩寺隋文帝马脑盏歌》，另一首则名《奉和李益游栖岩寺》：

林香雨气新，山寺绿无尘。

遂结云外赏，共游天上春。

鹤鸣金阙丽，僧语竹房邻。

待月水流急，惜花风起频。

何方非坏境，此地有归人。

回首空门路，皤然一幻身。

首此可知，卢纶在生前就来过此寺，并且他的好友也曾来过此寺游览，唯一的遗憾就是无法证实这里所说的栖岩寺究竟指的是上寺、中寺还是下寺。虽然我不能确定这一点，但即此表明，卢纶确实跟栖岩寺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