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即位,正直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内有黄土高原上百万农民造反大军,外有满洲铁骑,虎视耽耽,山河冷落,风烟四起。

他决事果断,雷厉风行,如处理庵党一案, 也有心细多疑,优柔寡断之一面,如关于是先攘外抑或先安内,一直那不定,遂误国家 ;既有刻薄寡恩 翻脸无情之一面,也有多情柔肠之一面,对周后互敬互爱;他自制极严,不耽犬马,不好女色,生活简朴;他也经常征求左右的意见,但刚愎自用,不能做到虚怀纳谏。

他知人善任,如袁崇焕杨嗣昌,洪承畴,具一代文武全才,任用他们时,言听计从,优遇有加,一旦翻脸,严酷无情,果于杀戮,导致用人不专,出现崇祯朝五十相局面;他悯恤黎民疾苦,常下罪己诏,但搜刮民膏,加派无度,趣百姓于水火;他励精图治,经常平台招对,咨问政之得失,与臣下论讨兴亡之道,为政察察,事必躬亲,欲为中兴之主主,但求治心切,责臣太骤,以致人心恐慌,言路断绝常谓所任非人,终成孤家寡人,至于煤山殉国,从死者唯一太监耳!

明思宗是一个被普遍同情的皇帝,李自成《登极诏》也说「君非甚暗(崇祯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炀灶恒多(即便他被孤立,却颇能为人民国家做出许多打击贪官污吏好事);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思宗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表现得极为机智,但在处理袁崇焕一事,却又表现得相当愚蠢。如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由于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后期的多数皇帝,思宗治国救国的责任感与雄心强上许多,故史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思宗用人不彰、疑心过重、驭下太严,史称「崇祯五十相」(在位十七年,更换五十位内阁大学士、首辅),却加速了明王朝的覆亡。思宗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表现的超乎机智,但在袁崇焕一事上却又表现的相当愚蠢,袁崇焕跟崇祯说五年之内收复辽东,简直就像个疯子。崇祯也疯,他真就相信了。直到三年后,袁崇焕终于为自己的大话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学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机智和愚蠢,胆略与刚愎,高招与昏招,兼而有之”。史家对于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为剿流寇,明思宗先用杨鹤主抚,后用洪承畴,再用曹文诏,再用陈奇瑜,复用洪承畴,再用卢象升,再用杨嗣昌,再用熊文灿,又用杨嗣昌,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围剿农民军的负责人。这其中除熊文灿外,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但是他不断地加税,民间称呼他为“重征”以代替“崇祯”,这也使得明末农民起义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虽然明思宗期盼着明朝能在他手中迎来“中兴”,无奈前几朝的积重难返,当时天下饥馑,疫疾大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加上明思宗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在众大臣的吹捧下,崇祯高估了袁崇焕,误信了袁崇焕“五年复辽”的大话,以倾国之力打造了一条宁锦防线,结果满清从蒙古绕了过来,明王朝面临没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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