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作为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他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8天,徒步到达昆明;


1942年2月,胸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志,他参加中国远征军,担任随军翻译,出征缅甸抗日战场;


1953年,他与妻子从芝加哥回到祖国,任教南开大学;


他是诗人,被誉为现代诗歌第一人;


他是翻译家,晚年完成拜伦的巨著《唐璜》,被誉为不逊于原文的完美长诗。


他,就是穆旦。


一个天才,一个拥有悲剧人生的诗人。




 

穆旦,原名查良铮,祖籍浙江海宁。

查氏家族,是当地的门望族。

清代康熙皇帝南巡时,在其宗祠外门联上,御赐“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擅长描绘武侠世界的大师金庸,是穆旦的叔伯弟弟。

他曾写道——

我是浙江海宁人。……海宁在清朝时属于杭州府,是个滨海小县,只以海潮出名。近代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

 

金庸,原名查良镛,“镛”字一分为二,便成金庸。

穆旦,原名查良铮,“查”字上下拆分,成为木、旦。

早先是“慕旦”,后来改为“穆旦”。

作为查氏后人,同为良字辈的叔伯兄弟,两人不曾相见。

 

1918年良铮生于天津。

小时的他,有个执拗的性格。

每逢过年,大家庭总要祭拜祖先,摆上供桌,子孙们依次磕头。

轮到良铮,他打定主意,就是不磕。

家人,也无可奈何。

 

1929年9月,良铮考入天津南开学校。

这是张伯苓创办的一所名校,人才济济。

在此,良铮开始诗文创作,显露文学才华。

他的刚毅性格和爱国热情,也充分显示出来。

 

周珏良,曾任《南开高中生》主编,与良铮是同届不同班的校友。

他回忆——

当时他(良铮)是写稿人的两大台柱之一,主要写诗,也写些散文……每到集稿时,篇幅不够,我总是找他救急,而他总是热心帮助,如期拿出稿子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良铮写下《哀国难》——

眼看祖先们的血汗化成了轻烟,

铁鸟击碎了故去英雄们的笑脸!

眼看四十年的光辉一旦塌沉,

铁蹄更翻起了敌人的凶焰!

 

抵制日货,良铮不允许母亲去买海带、海蜇皮(当时均由日本进口)

要是买来,他不但一口不吃,还要倒掉。

家中伯父们,议论纷纷,说他是“赤色分子”。

年纪轻轻的良铮,颇令老一辈们有些胆怯。

可在兄弟姐妹、子侄当中,他的威信却很高。

待人真诚、耐心,不怕麻烦,最喜欢教人读书。

 

1938年在昆明的穆旦


 

1935年7月,良铮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半年后改读外文系。

那一年,他18岁。

 

校内良好的创作氛围,良铮继续着诗歌创作。

《更夫》、《流浪人》和《古墙》等,陆续在《清华周刊》等杂志上发表,并署名“慕旦”。

此时的他,渐渐有了名气。

 

两年的清华园生活,对穆旦(早先是“慕旦”,后来改为“穆旦”)而言,平静中,有着对现实的不满。

 

抗战爆发,穆旦与众多师生,长途跋涉到长沙临时大学就读。

文学院,暂设于衡山。

英籍老师燕卜荪,在这里,开始了“当代英诗”的课程。

燕师,不仅带给年轻学子们一个真切感受外国诗人作品与性情的极好机会,还将其做人做事的风格,一并奉上。

 

王佐良,当年的青年才俊之一,数年后在《怀念燕卜荪先生》中提及——

 

那时候,由于正在迁移途中,学校里一本像样的外国书也没有,也没有专职的打字员,编造外国文学教材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燕卜荪却一言不发,拿了一些复写纸,坐在他那小小的手提打字机旁,把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一剧硬是凭记忆,全文打了出来,很快就发给我们每人一份!

 

我们惊讶于他的非凡记忆力:在另一个场合,他在同学们的敦请下,大段大段地背诵了《弥尔顿》的长诗《失乐园》;他的打字机继续“无中生有”地把斯威夫特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和A.赫胥黎的《论舒适》等等文章提供给我们……

 

然而,我们更惊讶于他的工作态度和不让任何困难拖住自己后腿的精神 ——而且他总是一点不带戏剧性姿态地做他认为该做的事,总是那样平平常常、一声不响的。

 

后来的年代里,每逢我自己在教学工作里遇到困难,感到疲惫,一想起他在南岳的情形,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的行为,成了我衡量自己工作态度的一种尺度。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穆旦,众多学子中的一员,在他以后的身影上,也会看到这种无言的教诲。

 

不久,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又要向昆明迁徙。

穆旦报名参加湘黔滇旅行团,与闻一多、黄钰生、曾昭抡等老师一道,开始了“世界教育史上艰辛而具有伟大意义的长征”。

 

旅行团1938年2月20日出发,4月28日到达昆明。

 

几乎每个人,都在坚持写日记。

据说最有条理的,是化学教授曾昭抡,每天步行结束后,无论走得多远多累,他都会在烛光下记日记。

 

而唯一能与他的毅力相媲美的,就是穆旦。

风华正茂的他,怀揣一本小型英汉词典,一边行军,一边背诵。

背熟了,便模仿一位外国诗人的样子,潇洒地把这一页撕掉。

到达昆明时,词典已所剩无几。

而他记住了大量词汇,赢得同伴的钦佩。

这是漫漫旅途中,诗意的纪念。

 

三千里行军,艰苦而单调;

但异样的风土人情,也别具一格。

闻一多在给家人的书信中,这样写道——

至于沿途所看到的风景之美丽奇险,各种的花木鸟兽,各种样式的房屋器皿和各种装束的人,真是叫我从何说起!

 

这一切,在诗人穆旦的心灵深处,打下了烙印,并激发出创作的情感。

自然,诗的内容与风格,也较清华园时,有了很大转变,更加凝重。

 

西南联大文学院,暂设蒙自。

这里,名师云集,朱自清、闻一多、吴宓、叶公超、冯至、卞之琳、燕卜荪……

 

在此,穆旦成为创办“南湖诗社”的骨干和主要撰稿人之一。

受众多老师的指导和影响,他开始大量阅读叶芝、艾略特、奥登等外国诗人的作品,系统地接触英国现代诗歌和诗歌理论。

自然而然,穆旦的诗歌创作质量,发生了飞跃性提升。

 

正如同窗王佐良所言——

我发现良铮的诗风变了。他是从长沙步行到昆明的,看到了中国内地的真相,这就比我们另外一些走海道的同学更有现实感。他的诗里有了一点泥土气,语言也硬朗起来。

 

1940年,穆旦毕业后,留在西南联大任助教。

有人常将他与查良钊混淆。

 

穆旦,作为一名诗人,只是在部分爱好诗歌的读者中闻名。

而族兄查良钊,长穆旦21岁,正担任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授兼联大训导长,是梅贻琦校长特别倚重的一位助手。

在大师如林的西南联大,也是受人瞩目的。

 

1947年5月17日,穆旦(右一)参加堂姐查良锭与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沈同婚礼时摄于清华工字厅前。左起为穆旦的叔伯兄弟:查良锐、查良铭、查良钊、查良锺。


 

1942年2月,穆旦生命中,出现一个重大转折。

那一年,他24岁。

他以助教的身份,报名参加中国远征军。

远征军,以中国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为司令,杜聿明为副司令,由中国战区参谋长、早年毕业于西点军校的史迪威将军任总指挥官。

 

穆旦在杜聿明兼任军长的第五军司令部,以中校翻译官身份,随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与日军作战。

 

当穆旦与其他学生兵来到部队后,杜将军对这些知识分子兵特别关照。

女儿杜致礼,此时正在西南联大附中就读。

尤其,当他得知穆旦是西南联大的老师,还是诗人,更加礼遇。

 

在难得的作战间隙,他不时让穆旦作几句诗,在军前朗读,借此活跃气氛,并鼓舞军中斗志。

 

1942年4月,日军攻占腊戍,从西南面截断了远征军的大后方。

从此,远征军走上了惨败路。

 

5月到9月,穆旦亲历了第五军与日军血战及随后的“滇缅大撤退”。

 

此次,中国远征军入缅参战的总兵力约有10万人,伤亡约6.1万人,其中5万人死在了撤退中的野人山与胡康河谷。

 

杜聿明杜将军,对陷入“野人山”的这段经历,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

钻进这块丛莽的时候 ,事实给我们证实了这确是一个鬼地方。日光被层层叠叠的密林遮得一丝透不出来,感觉到的只是天昏地暗,虎啸猿啼!四围活动的生物是在蔓长的杂草里爬行着窸窣作声的大蟒,和从脚踝上爬上来、从树叶上落下来的吸血蚂蟥,地下泥深没膝,没有路,只有累累白骨可作我们的指路牌,这些白骨,便是三十一年印缅难民撤退时饥病而死的遗骸!此情此景,使人类感觉到本身的渺小和生命的飘忽!真是“前面没有路,人类不相通”,令人毛发悚然,望而却步的绝城啊!

 

无数远征军将士,没有倒在日本人的枪炮下,却葬身于莽莽苍苍的山谷和望不见尽头的原始丛林,野人山也因此有了“十万军魂”之说。

 

杜聿明本人,也感染重症,几乎丧命。

 

滇缅撤退中,穆旦所在的部队,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

饥饿,更令人发狂。

他曾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

 

这支部队,与军部指挥系统和兄弟部队失去联系后,独自在茫茫如海的热带雨林中穿行。

五个月后,被美国军队派出的一架直升机发现,并做为向导,幸存者才侥幸走出死亡交织的胡康河谷,到达印度利多。

 

在印度三个月的休养期间,穆旦又几乎因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

但他,终于活了下来,坚韧地活了下来。

 

1943年初,穆旦回到国内。

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他很少向人提及。

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他才说了一点。

就是那次,他也只说到他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

 

恩师吴宓,深为惊骇感动,日记中记下——

铮述从军的见闻经历之详情,惊心动魄,可泣可歌。不及论述……

 

1950年3月,穆旦夫妇在芝加哥大学校园


 

周珏良,与穆旦甚是有缘。

两人均为南开校友,在西南联大,又是同窗。

1946年,又在周珏良的家中,穆旦结识了其妹周与良。

与良,此时正在燕京大学生物系攻读研究生。

郎才女貌。

穆旦同与良,开始恋爱。

此时的穆旦,28岁。

 

有资料称,穆旦曾经有过一次美好的恋情。

而女主角,是秀丽典雅、才华横溢的曾淑昭。

 

说起曾氏,有人可能不知。

但提及她的公公胡适,大概无人不晓。

缘分天定。

后来,曾淑昭嫁与胡适长子胡祖望。

据说,胡适先生在世时,特别欣赏和夸赞这个儿媳妇。

 

周与良,祖籍安徽东至,也是名门之后。

曾祖父周馥,受知于李鸿章,先后出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

 

祖父周学海,进士出身,官至浙江候补道。

 

中国的近代工业,素有“南张北周”的说法。

“南张”,指的是功盖东南的状元实业家张謇;

“北周”,指的就是华北新式工商业的开拓者周学熙。

而周学熙,与周学海则是手足兄弟。

 

与良的父亲周叔弢,是著名的实业家、藏书家。

 

与良的长兄周一良,深得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的推许,也曾是大师陈寅恪的弟子。

 

周氏家族,人才辈出。

 

说句题外话。

周馥进入李鸿章幕府后,协助李氏拓展洋务三十余年,人称“李鸿章的大管家”。

 

如果说李鸿章是洋务事业的策划者和设计师,那么周馥就是洋务事业的实施者和推动者,而袁世凯几乎就是洋务事业和北洋遗产的后继者、李鸿章的衣钵传人。

 

无论是办洋务、办新式学堂,还是推行新政、振兴商务、编练新军,周馥与小他22岁的袁世凯,都是同道共谋,惺惺相惜。

两家之间的联姻,也水到渠成。

 

周馥将三女周瑞珠,嫁与袁世凯八子袁克轸为妻。

当年的忘年交,成了儿女亲家。

 

袁克轸的母亲杨氏,就是袁公最具管家才干的五夫人。

他是杨氏的次子。

克轸与瑞珠,生育了两个女儿:家蕴和家芸。

这桩“政治联姻”,虽然是听从父母之命,但也算稳定幸福。

只是克轸,英年早逝。

 

与良的父亲周叔弢,称呼杨氏的长子袁克桓为“六叔”。

这样,与良若见到袁家骝、吴健雄夫妇,估计要称一声“三叔、三婶”了。



言归正传。

1948年底,与良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生物系,攻读博士学位。

1949年,穆旦赴曼谷联合国粮农组织任英文翻译。

同年8月,他转赴美国,进入芝加哥大学英语系研究院,攻读英国文学。

 

行至旧金山,与珏良相遇。

此时的珏良,已接到清华聘书,正准备回国。

儿行千里母担忧。

穆旦把身上的几十美元,交给珏良,请他回国后,转交自己年迈的母亲。

 

而穆旦与良,千山万水,终于相见。

 

芝加哥大学英语系,赵萝蕤、巫宁坤也在此就读。

只是当穆旦到校时,赵已回国。

两人,未能在芝大谋面。

 

1949年12月23日,穆旦与周与良,在佛罗里达州杰克维尔结婚。

在市政大厅登记后,由与良的四哥杲良,以及两位美籍导师做证婚人,百年好合。

四哥杲良,此时正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


 

婚后,穆旦夫妇在一家小旅馆,住了一星期,就算渡了蜜月。

随即,两人回到芝加哥。

后来,又与巫宁坤合租一套公寓。

正是这段同学、同吃、同住的经历,使得穆旦夫妇与巫氏,结下了深厚友谊。

 

其实,在穆旦踏进芝大校门时,战后赴美留学的高潮已过。

是走是留,是回归大陆,还是投奔台湾,这是一个选择。

亲属皆在大陆,回国后两人在各自的专业上,都能开创一番新天地。

复杂的去留问题,一下简单了。

 

因为这一决定,穆旦在攻读英美文学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选修俄罗斯文学。

在芝大校园里,再度上演当年的一幕。

一年时间,一本俄文词典,已被穆旦背诵完毕。

 

1951年夏初,与良获得博士学位。

未几,穆旦夫妇收到台湾大学的邀请函,邀其至台大任教。

与此同时,他们也收到印度德里大学的聘请书。

还记得穆旦的族兄查良钊吗?此时的他,正任德里大学的教务长。

其来有自。

 


此时,正值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反华情绪正盛。

回国,已不是件容易事。

穆旦夫妇,作为留学生,拿的都是国民政府的护照;

而且与良是理科博士毕业生,美国政府根本不批准回中国大陆。

 

四处求人,四处打听回归的办法。

终于,与良导师,向移民局证明——

此人(指与良)所学与生化武器无关,对美国国防没有危害。

加上两人声称,回国是定居香港。

终于,终被获准。

而国内亲属,已替两人办好香港入境手续。

但两人根本没有进入香港,直接由中国旅行社接回深圳。

 

万里来归。

 

穆旦夫妇在芝加哥大学校园


 

1953年1月,穆旦夫妇由广州至上海,受到巴金夫妇的宴请。

巴金夫人萧珊,原名陈蕴珍,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

她是学生,穆旦是助教,两人相识。

因对文学和诗歌的共同热爱,彼此建立了深厚友谊。

 

此时的巴金,正在上海主持平明出版社工作。

老友相见,谈天说地,分外兴奋。

当穆旦提到自己准备翻译俄罗斯作品时,得到巴金夫妇的鼓励,并希望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穆旦心怀感激,一口应诺。

 

同年2月,穆旦夫妇,回到北京。

两人等待分配工作。

 

此时的芝大同学巫宁坤,已于1952年11月,任教南开大学。

1951年7月的他,尚未完成博士论文,怀揣着满腔热情,回到祖国,在燕大西语系任教。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解散。

燕京和辅仁,按不同科系,分别并入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员听候统一分配。

至此,巫宁坤来到天津南开。

当他闻讯穆旦夫妇回国,在校方缺乏师资急需用人的情况下,牵线搭桥。

1953年5月,经批准,穆旦出任外文系副教授,与良为生物系副教授。

学业有成,为乡梓服务,应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穆旦在授课之余,加紧翻译外国名著。

与良回忆——

那时是良铮译诗的黄金时代。当时他年富力强,精力过人,早起晚睡,白天上课,参加各种会议,晚上和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埋头译诗。

 

自1954年3月至当年年底,穆旦翻译的普希金的《普希金抒情诗选》、《青铜骑士》、《欧根.奥涅金》等作品,令读者广为惊叹,也更为关注。

 

此时的穆旦,心中充满了喜悦。

在他心底,似乎想证明,给没回来的人看,回来了是多么正确。

只是他不会想到,也想不到,

属于他的春天,马上就要过去;

酷暑与寒冬,即将到来。

 

1965年秋,穆旦夫妇与子女摄于天津。前排左起:查瑗、查平、查明传、查英传


1954年年底,南开大学外文系事件爆发。

外文系召开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会,巫宁坤、李天生等教授,按规定批了俞平伯的错误思想,话题逐渐转向系领导,对其不民主的作风、学术水平低下,作了批评;

同时,也对如何改进教学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轮到穆旦,刚讲了一句话,就被会议召集人,气急败坏地打断。

穆旦见来者不善,转身就走。

在场的巫氏等教授,对召集人大为不满,指责其粗暴蛮横。

召集人怒发冲冠,将几个胆敢对自己不敬的教授,骂了个狗血喷头,扬长而去。


当晚,南开大学将参加会议并发言的巫氏等几名教授,定为“反党小集团。”

穆旦也在其中,即使他只说了一句话。

 

于是,反党小集团的各位成员,被隔离审查。

穆旦,抗战期间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历史,被重新翻出,并作为一种逆天大罪成为“肃反”对象。

 

随着审查的不断深入,穆旦由远征军的“伪军官”和“蒋匪帮的英文翻译”,晋升为历史和现行的“双重反革命分子”。

而在芝大留学的经历,又被晋升为“美国特务”。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与良,作为穆旦的妻子,自然脱不了干系。

她被停止开课,在家中帮助丈夫反省,写出交代材料。

 

此时,与良的父亲周叔弢,民族资本家,党外人士,正担任天津市副市长。

周氏家族,属于光荣的革命家庭。

校方,一时也无可奈何。

相对而言,此时所为,尚属温和。

 

 

1957年,风浪再起。

穆旦因在5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九十九家争鸣》,再次隔离审查。

1958年12月,罪上加罪,连并当年参加远征军的历史,铁证如山,穆旦被天津中级人民法院以”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判处三年劳动改造,“接受机关管制”。

于是,穆旦被逐出课堂,降职降薪,强迫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和洗澡堂接受管制,监督劳动。

 

白天繁重的体力劳动,但蛰伏在诗人心中的文学之火,始终不曾熄灭。

 

1962年,穆旦开始了一生最大的工作计划——着手翻译英国诗人拜伦的长篇叙事诗《唐.璜》。

呕心沥血,日积月累,三年的漫漫长夜,

到1965年底,16000多行的长诗,完成了初稿。

 

穆旦刚要歇下一口气,可“文革”突起。

在南开,他们一家,首当其冲。

三个房间的平房,因出入方便,抄家的红卫兵,一批接一批,书籍、手稿,或搬走,或撕烂,或一把火焚之。

甚至,连被褥、衣服都被洗劫一空。

 

无法无天的一幕,让穆旦的四个儿女,悲愤心悸——

记得那年8月的一个晚上,一堆熊熊大火把我们家门前照得通明,墙上贴着打倒的标语,几个红卫兵将一堆堆书籍、稿纸向火中扔去。很晚了,父亲还没有回来……

直到午夜,父亲才回来。看着满地的碎纸,他面色铁青,一言不发……突然,他奔到一个箱盖已被扔在一边的书箱前,从里面拿出一叠厚厚的稿纸,紧紧地抓在发抖的手里。那是他的心血《唐.璜》的译稿。万幸的是,红卫兵只将其弄乱而未付之一矩!

 

《唐.璜》译稿,劫后余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68年6月,穆旦住房被生物系一职工,强行抢占。

一家人,被扫地出门。

家中残剩的衣物,被公然扔出。

房外露天地上,一片狼籍。


与良反复同校方交涉,工宣队终于同意,允许其搬入南开大学一个只有17平方米的宿舍。

朝西的房间,全家六口,一住五年。

天理何在?

 

1968年,周父周叔弢,已被革职查办,揪斗、批判、抄家、交代问题。

他的住宅,也被强占。

 

与良头上的“保护伞”,似乎消失殆尽。

她被定为有嫌疑的美国特务,于12月3日从家中抓走,隔离审查。

 

当年,放弃美国优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毅然回归,报效祖国;

如今,又被怀疑,说成“美国特务”。

什么世道?又是什么逻辑?

 

丈夫穆旦,早已进入校方集中关押的“牛棚”。

只有四个孩子——长子查英传、次子查明传、长女查瑗、次女查平,相依为命。

最大的英传14岁,最小的查平,只有7岁。

每天,孩子们要为妈妈做饭、送饭。

半年之后,与良才被解除隔离,放回家中。

 

不久,穆旦夫妇,与一批“牛鬼蛇神”下放到河北保定地区劳动改造。

夫妻两人,不同的村庄,相距几十里,不通音信。


1969年春节,即将到来,

穆旦心中,焦躁不安。

他想念妻子,更想念孩子。

终于,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借着不能出工的机会,穆旦顶着漫天大雪,向王各庄跑去。

那是与良所在的村庄。


两个小时后,终于见到心爱的妻子。

半年相别,朝思暮想。

与良看着丈夫,脸色蜡黄,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雪水和着汗水,一起流淌,几度哽咽。

 

当得知妻子也无孩子们的消息,穆旦心头,掠过一阵悲伤,但他强忍着,安慰妻子——

孩子们都很好!事情总会弄清楚的,要忍耐,不要惦着孩子。

 

相见时难别亦难。

分别时,穆旦从兜里掏出一小包花生米,还有几块糖果,拉过妻子的手,轻轻地放下。

与良一见,坚决不肯接受。

她要留给丈夫。

穆旦将妻子的心抓得更紧,非要留下,说了一句——

要多注意身体。

望着丈夫离去的背影,与良感慨——

良铮才53岁的年纪,已是步履蹒跚的衰弱老人了。

 

茫茫风雪,何处归程。

 

当穆旦返回村口,就被擒获。

批斗会开始,逼迫交代串通经过。

能与日夜挂念的妻子,见上一面,亦无遗憾。

这点小事,何足挂齿?

悲壮决绝,义无反顾。

 

穆旦夫妇



1971年,与良回到天津。

1972年,穆旦结束了劳改生活,回到南开大学图书馆当馆员,除了被“内部控制使用”整理书籍,仍兼有打扫厕所的任务。

此时的他,由于身心长期受到的摧残和折磨,身体极度虚弱。

 

1976年年初的一个晚上,穆旦骑着自行车,坠入一个深坑。

右大腿骨折,从此病卧床榻。

就是在疼痛中,诗歌的改译,仍在他笔下继续。

忍无可忍,他就让孩子们烧一块砖,热敷止痛。

伤痛稍减,又奋笔前行。


1977年2月24日,将《欧根.奥涅金》修改稿抄写完毕,穆旦才住进医院,接受伤腿的手术治疗。

离家前,他将存放所有译稿的帆布小提箱,交与小女查平,嘱托着——

你最小,希望你好好保存这些译稿。也许等你老了,才能出版。

悲情戚戚,令人心酸。

 

入院第二天,穆旦反常地回到家中,更换衣物,并与来津的妹妹相见。

手足情深,哪想到阴阳两隔?

难道是洞察到什么,或许是什么预感,令他未卜先知?

2月26日凌晨3时,穆旦合上双眼,时年60岁。

 

2002年5月1日,79岁的与良,在美国病逝。

2003年9月22日,两人骨灰,合葬在北京万安公墓。

患难与共的夫妻,至此同穴。

 

南开大学教授、穆旦好友来新夏曾道——

穆旦自美国回归祖国的二十几年中,几乎没有一天舒心日子,主观的向往和客观的反馈,反差太大,不论做什么样的诠释,穆旦终归是一个悲剧人物。

 

天欤?命欤?

 

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

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

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这是穆旦的诗。

信仰,仍在空中飘扬。

 

穆旦夫妇



走不尽的山峦和起伏,河流和草原,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

——穆旦


作者:山佳

来源:微信公众号【佳易博览】 ID:jiayibo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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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民国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