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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


01

黄湖农场来了位“老干部”


1969年5月,胡耀邦来到位于河南潢川县黄湖农场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除了胡耀邦和胡克实、王照华、胡启立等10位团中央书记、候补书记外,中央团校、中国少年报、中国少年出版社、中国青年报社、亚洲学生疗养院等团中央机关直属单位的全体干部和工勤人员共计1970人,不管老、弱、病、残,都在军代表的带领下,乘车从北京来到信阳。那时,机关的办公大楼和宿舍被北京卫戍区占用,住在大院里面的干部们带着简单的日用杂物,扶老携幼到黄湖农场“安家”。据“河南省内迁厂矿、企事业单位和来豫举办五七干校情况”档案记载:截至1970年1月,在河南安家的中央各部委“五七干校”有61个……潢川黄湖农场的团中央“五七干校”已有2400人。


胡耀邦来黄湖农场后,被分配在一连一排一班,先住在几十人合住的仓库里,后来搬进方砦村一间草房里。这里住着机关行政处的十几个同志。当时,胡耀邦每月只有30元生活费。和大家一样,买菜票到食堂去排队打饭,抽的是一角六分一包的工字牌香烟。2007年2月,胡耀邦女儿满妹在《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文中写道,父亲一到,当地的群众们都知道了。因为上面有规定,对他既不能称职务、姓名,也不许叫同志。不知哪位带的头说,那就叫“老干部”吧。于是,大伙儿便都“老干部”、“老干部”地叫开了。直到父亲当了总书记,当地的老乡们也改不过口来,一看到电视机上的父亲,就高兴地拍手叫:“看!老干部,咱们的老干部!”


胡耀邦被下放到“五七干校”

02

军代表经常批斗的对象


“文革”刚开始时,中央直属机关第一个受到冲击的就是团中央,胡耀邦受到“大批判”。“文革”前,杨春祥在团中央搞行政工作,是胡耀邦手下的一个兵。1968年军代表派驻团中央机关后,杨春祥当了第一连连长。1969年5月到1971年10月,杨春祥在黄湖农场团中央“五七干校”期间,胡耀邦被军代表分配到一连“劳动改造”,胡耀邦成了杨春祥的一个“兵”。在杨春祥所著的《胡耀邦在黄湖干校》一书披露,一连大多是机关行政干部和工人,论家庭出身,主要成份是“红五类”。当时军代表把胡耀邦放在一连,是寄希望于“阶级感情深”的“五七战士”,加强对当时被诬陷为“三反分子”的胡耀邦的“改造”。在“五七干校”,团中央全体干部是按军事化原则建制的。


杨春祥这个连长,在劳动上是“工头”,在政治上则是军代表实行军事管制利用的“工具”。当时,黄湖农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住房要自己盖,没有饮用水要自己打井,还要抢种、抢收稻麦,挖渠开沟、防汛抗洪。超负荷的劳动强度,就是年轻的干部一天累下来,都感到腰伸不直,浑身疼痛。对于年过半百,身体瘦弱有病的胡耀邦来说,无疑是一场生死考验。自 1969年春至1970年秋一年多的时间里,因超负荷劳动及营养不好而死在黄湖农场的就有7人,其中团中央常委、国际联络部部长钱大卫,知名作家吴小武二人因劳累过度引发心脏病而猝死,遗体就埋在黄湖农场。好在杨春祥十分敬重胡耀邦,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关心照顾他,使他在这里安然度过了两年多的艰苦岁月。


胡耀邦每天上工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头,收工时总是最后收拾工具。尽管他年过半百,个子矮小,但仍和小伙子一样干得起劲。他和大家一起促膝谈心,互相倾吐劳动的感受。曾在反“右”运动中蒙冤的原中国青年报社副社长陈模,后来回忆那段生活时写道:“耀邦同志要求干重活,连里就派他去搞基建。他和泥,上房顶,当小工。后来他又去插秧、割草、用小车拉石头,参加防汛抢险……每到天气乍变,即将下雨的时候,他都和大家一起抢收,以两肩扛起50多公斤重的麻袋,一袋一袋往仓库送,什么苦、累的活儿他都干过。”


1971年6月间,淮滨地区暴雨成灾,白鹭河水倒灌,黄湖大堤随时有淹没的危险。各连都组织了突击队,日夜冒雨上堤垒土加高堤坝,以防险情。一天傍晚,第六连突击队从堤上撤下来吃晚饭,路过一连防洪段时,在暮色迷蒙中,远远地望见高高的围堤上,有个戴斗笠、扛铁锨的人影,在大堤上来回巡逻。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堤外响着汹涌的涛声,大家走到那人影面前,发现他是胡耀邦。在农场,胡耀邦经常被批斗。军代表进行斗批改时,先要胡耀邦在干校大会上进行检查。一天晚上,胡耀邦找到杨春祥和一连排长李汉平说,我的检查已写好,请你俩先提提意见,胡耀邦念到“团的工作十七年中的某个时期或某一问题上,我们有错误,这我是承认的;但十七年的工作,不能否定,总的说十七年是红线,不是黑线。在某一时期及某些问题上的错误,我一定好好地检查”。


胡耀邦在插秧

03

艰苦岁月中的十二字感悟


在干校接受批斗的日子里,胡耀邦在“牛棚”里读完了四大本《列宁选集》。后来《列宁选集》被“造反派”收走了,说他没资格读马列主义,他又让家人送来《毛泽东选集》四卷。书中有的文章,如《实践论》、《矛盾论》等,他反复阅读,字里行间用铅笔画了几种符号,有的还作了详细的读书笔记。


1971年10月,经党中央批准,胡耀邦离开“五七干校”回京治疗、休养。离开前,杨春祥送他去信阳车站。胡耀邦一手拿行李,一手拿一摞笔记本。杨春祥看他拿不过来,就上前帮忙。他只把行李给杨春祥,自己拿着笔记本风趣地说:“这些笔记本不能让你拿,这是我的全部财富,弄丢了你赔不起啊!”胡耀邦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时说:“关牛棚也是一种锻炼,不全是坏事。我们这些人,平时忙忙碌碌,读书时间少,进了牛棚,靠边站了,正好是读书的大好时机。”后来,胡耀邦在接见黄湖农场“五七干校”的同志时深情地回忆:其系统研读马列著作就是在黄湖农场“五七干校”时完成的。他还勉励胡启立、伍绍祖等年轻干部,一定要加强学习。《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文章写道:那年“五七干校”清查1967年北京“五一六”反革命分子,曾经参加“大联委”的武如春因被怀疑而受到审查。他觉得很委屈,有些沉不住气,去找胡耀邦谈。胡耀邦安慰他不要因此泄气,年轻人应该学会坐冷板凳,也不要怕坐牢、杀头。他念了《后汉书》上一位政治家说过的几句话来勉励他。武如春听不大懂,耀邦拿起圆珠笔,在一张纸上急速地写下:以天下为量者,不计细耻;以四海为任者,不顾小节。耀邦运笔流畅,笔锋刚劲。武如春把纸条视为珍宝地收藏起来,“五一六”问题不久也查清了。


胡耀邦回到北京不久,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找他谈话,准备分配胡耀邦担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胡耀邦严肃地说,作为党的干部,分配到哪里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我作了那么久的审查,在分配工作之前,必须给我一个正式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必须是中央认可的。自从那次谈话之后,中央组织部的军代表再也没有找他谈话。胡耀邦深有体会地说:“‘文革’中我有一条体会是12个字:靠边站,别闲着,多读书,想问题。”


1975年,胡耀邦被派去中国科学院工作。在他的主持下,一份针对林彪、“四人帮”的有理有据的《汇报提纲》问世。文章义正言辞地指出“文革”对科学工作的破坏,应着手进行整顿。在“四人帮”再一次掀起的“批邓联胡反右”的恶浪中,胡耀邦再一次被打倒。后来,胡耀邦先后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总书记等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摘自《党史纵横》文/郭红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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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大众文摘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