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决定在今天的宁波设立州治时，取境内“四明山”的“明”字，称其为明州。史载公元752年，日本孝谦天皇时曾派三艘遣唐使船驶抵明州港，开启了明州港对外开放的历史。但明州在唐代还不是政府指定的口岸，所以大唐文献只有关于广州和安南的市舶使的记载。不过，明州作为口岸有着良好的自然条件，余姚江、奉化江、甬江，三江在明州府城并流，由此东流入海。

从考古发掘情况看：余姚江人居历史最为久远，余姚江船舶历史也最为久远。在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人们不仅发掘出了6000多年前，人类种植水稻的历史线索，而且还发现了7只木桨和一个陶制的独木小船。站在“河姆渡”古渡口，我不禁遥想6000多年前的这些栽培水稻的先驱，是否会划着独木小船顺江而下，不出20公里，就可到达余姚江就与奉化江合流而成的涌江。涌江实际上是短短的一段近海江口，海水涨潮时，江潮回涌，故谓涌江。载着先民的独木小船，再向东漂几公里，就到东海了。河姆渡的人很可是最早通过江河亲近大海的华夏先民。

明州三江通海，为这方水土提供了向海洋发展的一切可能。宁波的鄞州区，早在古代就是备受关注天朝关注的地区。秦一统天下后，以三江口为天然界线，划分出鄞、鄮、句章三县（为会稽郡所辖）。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把鄞县、鄮县、句章三县设为鄞州。不久后，又废鄞州。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设明州。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明州州治迁到了三江口，与今天宁波城的中心区鄞州区完全重合。大宋被迫南迁，于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升明州为庆元府，府治仍设在老鄞县（即三江口）。

至少从隋代开始，京杭大运河开凿后，三江口即形成了北可直通长安，东与大海相通的江海连运的优势，明州在海洋贸易上先行一步也顺理成章。史载，唐贞元廿一年（公元805年）九月，来浙江天台山学佛的日僧最澄（公元767－822年），经明州回国时，除带走大量经文外，还带了浙东茶树和茶籽。这是中国茶输出海外的最早记载，最澄也因此成为海上茶路与禅茶东传的开创者。2006年起，宁波连续几年召开“海上茶路国际论坛”，2009年我在宁波考察时，古明州三江口码头遗址，已建起立有“海上茶路启航地”纪念碑的江边公园。

南宋《宝庆四明志》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图志”（唐代的图志，传至后世，已是有志无图了）。此图志共21卷，有16幅地图，《鄞县县境图》是其中的一幅。宋代刻印技术很高，令此图保持了线条匀称、注记清晰、套框精确的特色。图中不仅得可以清楚地看到宋代东方大港明州的三条江：余姚江、奉化江、甬江和城市的面貌；特别值得一提出的是图中央府城中，可清楚地看到“市舶務”的标注，这是宋代地图中唯一标注出古代“口岸”机构的地图，因唐代此类地图不存，所以，完全这以说《鄞县县境图》是中国古代“口岸”第一图。史载，为了便于管理明州海上贸易事宜，安置好进出口货物，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知州胡榘捐款重建了市舶務和市舶库。这一年，刚好胡榘主持编修的《宝庆四明志》刊印，不知图中突出标注“市舶務”与胡榘的重视有没有关系。

唐时明州已是与高丽与日本贸易的重要港口。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前，高丽使者皆由山东登州（蓬莱）登陆，再由陆路到都城开封“朝贡”，即“朝贡东路”。宋元丰三年（1080年）宋帝下诏，把去日本、高丽的始发港定为明州，从制度上保证了明州成为对日本和高丽的最重要贸易港口。当时从日本、高丽来的朝贡使，皆在此登陆，再转杭州经运河到开封，即“朝贡南路”。当年宋廷在密州和明州都建有高丽使行馆，供每年来宋贸易使者之用。高丽密州行馆，早已不在了。幸运的是1999年宁波市在对市中心的月湖进行改造时，发现了高丽明州行馆遗址。此馆为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明州太守楼异奉宋徽宗旨意，在明州设置的“高丽司”，管理与高丽国往来的有关政务，并在月湖东岸“菊花洲”上，创建了当时的国家级迎宾馆——高丽使行馆。

月湖开凿于唐贞观年间，宋时已是明州著名风景区。宋廷南移后，在这里广筑亭台楼阁，遍植四时花树，形成月湖上十洲胜景。前来朝贡的高丽客商，能在明州最繁华最优美的地方建一个行馆，其贸易地位显然不一般。1130年，金兵入侵，火烧明州城，仅用了十三年的高丽使馆荡为灰尘，只留下一点房屋基址。如今复建的这个遗址馆“明州与高丽朝交往史陈列馆”，所依托的建筑是月湖东岸原宝奎庙。

宝奎庙是唯一与当年的高丽使馆有着间接联系的文物建筑了。它在原址上挖掘建造，风格依旧。宝奎庙是由史浩的宝奎阁演变而来的，“宝奎”，指的是皇帝的御书。当时史浩是历经高宗、孝宗、光宗的三朝元老，这三位皇帝都赐以亲笔御书。而皇帝的御书称为“奎文”、“奎帝”、“奎墨”等，史浩为了保存这些御书，就建筑了一所颇有气魄的阁楼，称宝奎阁，后称宝奎庙。

这个陈列馆不收门票，展示的内容也不多，主要是开辟高丽与明州海上贸易航路的一些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图片。明州厅里展示了宣和五年，路允迪，傅墨卿率领明州打造的巨型“神舟”船队启航出使高丽国的场景。这是宋朝和高丽官方交往史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航海活动。高丽厅里展有一艘元代商贸航船模型，它是韩国驻上海使馆赠送的。其原型就是当年宁波所造的海上商贸航船。

宁波不仅发掘出了高丽使行馆，还在“三江口”奉化江内侧发掘出有条石砌造的古码头，从出土的“熙宁元宝”、“元丰通宝”、“大观通宝”、“绍兴通宝”等钱币，专家据此推断，此码头当兴建于南宋。在古码头附近，还出土一艘宋代尖头、尖底、方尾，残长9.3米的三桅外海船，为研究宋代海上交通提供了重要实证。

据考，当时大宋向高丽输出的商品主要有：绫绢、锦罗、白绢、金银器、礼服、瓷器、玉器、马匹、鞍具、玳瑁、药材、茶、酒、书籍、乐器、蜡烛、钱币、孔雀、鹦鹉等；还有香药、沉香、犀角、象牙等南亚西亚的特产。高丽对大宋输出的商品大约有：金、银、铜、人参、茯苓、松子、毛皮类、黄漆、硫磺、绫罗、苎布、麻布、马匹、鞍具、袍、褥、香油、文席、扇子等。由于文人的喜爱高丽折扇，所以，在宋代的诗词中留下了许多咏扇诗词。连苏轼也留下了“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余，合之止两指”的赞美之词。

明州改称宁波，是明朝的事。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大明夺得南部江山后，改明州府为宁波府。宁波取的是“海定则波宁”之意，没想到自从叫了“宁波”之后，这个热闹的东方大港真的“宁静”下来——大明开始“海禁”。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宁波被英军所占，次年依《南京条约》这里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作为“五口通商”口岸的宁波是什么样子。此间一幅流传下来的《宁郡地舆图》，可以请我们看到当时这个口岸的基本模样。

《宁郡地舆图》现存美国国会图书馆，至今未发现复本，它是唯一面世的实物。此图顶部墨书图名《宁郡地舆图》，图的右下角有后世用铅笔写着的“1820”等字样，可能是最初收藏者考证的绘图时间。因为《宁郡地舆图》之“宁”字，未避道光皇帝的讳，应在道光（1821年-1850年）之前。

但也有专家认为这个楷体的“宁”字，为繁体正字“寜”之异体字，已是避讳了。道光时《南京条约》的江宁之“宁”，写法与《宁郡地舆图》之“宁”同，这说明道光朝“宁”字避讳就是如此。咸丰年后，“宁”字之避讳，又改为以“甯”为准。《宁郡地舆图》未写为《“甯”郡地舆图》，亦可证明此图成于道光三十年前，至迟可能在咸丰三年前。

宁波当地方志专家根据本他们所熟悉的图面资讯，与《鄞县通志》的记载进行比对，判断绘图年代或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前后。《鄞县县志‧舆地志》载：“经历司署在府治柳巷南；旧在府堂东偏，圯后，移至西北一啚小校场东，道光二十二年（1840 ）复毁，乃徙今地”，图中经历司署绘于小校场东；同样在柳巷南鼓楼左有司狱司署亦毁于道光间，二十六年裁，图中尚见。道光二十二年毁于兵燹，尚有提督公署、分巡宁绍台公署、府署；但二十五年（1845）分别于原址复建，图中均现；另在天封塔边的鲁班殿建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图中已见。但道光二十八年（1848）兴建于城南延庆寺右的文昌阁，图中未见；另有天后宫、滨江庙、江东庙、羊府庙、八图浦庙等等，也都是在咸丰元年（1851）至十年（1860）间，毁于兵燹；稍后在咸丰晚期或同治年间重建，图中俱现。因此，判断图绘年代或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前后。

此图四边未注四至，没有图例，但北方在上，这一点是明确的。它是迄今发现的最为详尽的宁波城厢地图，将城厢内的水陆交通要道都作了交代。虽然是晚清，但此图绘制手法仍有山水画的中国风格，又以散点透视法立体地描绘了主要建筑的外观形式。但在空间距离比例和街巷河道走向上，远远没有达到近代地理学所要求的基本精确度。但此图以立面形象详细绘制了城内街巷、河渠、湖塘、桥梁、官署、寺庙、塔楼等建筑标物，且使用不同颜色区别不同功能与种类，特别是对城内的重要地名与建筑做了详细的注记，成为此图的一大特色也是最宝贵的品质。此图的右侧（宁波城东）未标示码头，但画出的浮桥、江岸边城墙的各建筑，以及江面上大小船只，充分表现出了宁波的港口形象。可能在同年代，除尘了北京都图或没有超过此图的城厢图了。在宁波城市历史研究中，它与《鄞县县境图》的史料价值都是无可替代的。

宁波，从“朝贡南路”始发港，到“五口通商”口岸，海风吹过了一千年。

《宁郡地舆图》（约1846年绘制）

南宋《宝庆四明志》中的《鄞县县境图》

宁波高丽使馆

宁波河姆渡古渡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