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器與金文專輯”

(陳英傑先生近照)


陳英傑

首都師範大學文學院、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


    青銅器中器與銘相照應的現象並不多見,貉子卣是較早被注意的例子。[1]方濬益[2]、鄒安[3]、郭沫若[4]、容庚、陳夢家、李學勤、朱鳳瀚等學者對此種現象均有所注意,但限於材料,尚未有人對其作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就我平時讀書所見,大致有三種情況:一是青銅器的形制與銘文內容照應,二是青銅器的花紋與銘文內容照應,三是青銅器花紋構圖與銘文文字構形照應。這些現象對探討銅器製作的原因、銘辭的性質以及當時人的藝術思維都很有意義。

 

 

    銘文內容與器物形制相照應見於作冊般銅黿、盠駒尊、晉侯銅人、子之弄鳥尊等。

   作冊般銅黿[5](圖1),中國國家博物館2003年徵集。器作立體鱉形頭前伸雙目圓睜四足作爬行狀短尾背上斜插三箭頸部左上方斜插一箭。通長21.4、通高10、最寬處16釐米。[6]


   該器形制前所未見對於器物的性質、銘文的斷句、文字的釋讀以及銘文所反映的史事迄今未能取得一致意見。甲骨、西周金文中雖有文例、內容類似的材料,但對於該器,需要把銘文和形制結合起來而給予一個圓滿的解釋。銘文雖明言商王所貺賜作冊般的物品是什麼,但根據文義與器形,一般都認爲就是此器所象的黿,是在洹水射獲的。[8]

李學勤先生認爲器屬商末其釋文爲丙申王웻于洹。王射,젽射三,亡(無)灋(廢)矢。王令(命)늛(寢)馗兄(貺)于乍(作)冊般,曰:‘奏于庸。’乍(作)母寶。”“웻”讀爲過,至義。商王到洹水上,獲得此器所象的黿。“젽”讀爲贊,“贊射”即佐助王射。“”通率,“贊射”者三次接續“王射”,故稱“三率”,即三循。“亡廢矢”是說沒有一箭不射中目標(即洹水的黿)。“王射”一箭,“贊射”三箭,與銅黿上箭數吻合。宰丰雕骨記商王在麥麓田獵獲兕(即野牛),命寢小몛貺賜給宰丰,和黿銘王在洹水獲黿,命寢馗貺賜於作冊般,情況彼此相似。“奏于庸”是商王命寢馗把黿貺賜給作冊般時傳達的指示,與“王命寢馗貺于作冊般”是一件事,不是兩件事;庸即鏞,大鐘,商王可能是命作冊般詠詩,記述獲黿的事跡,將之譜入以鏞爲主的音樂演奏。銅黿不屬於禮器,在祭祀中無所用之,所以,“作母寶”之母當時可能是生存的,也可能是已故的。銅黿只是對商王貺賜的紀念物,和西周的貉子卣因王賞鹿而鑄飾鹿紋、盠駒尊因賞駒而模仿駒形一樣。宰丰雕骨也是紀念物,由於商王賜予大牛,於是保存其肋骨,雕刻紋飾銘文。黿沒有適用的部分可以留藏,於是造銅黿以爲紀念。但銅黿不具有實用性,作冊般只是作一件珍貴的紀念物奉獻給母親而已。[9]

朱鳳瀚先生認爲器約在帝乙、帝辛時代。他對黿體上的箭作了詳細觀察,認爲射入黿體的非箭前部之鏃,而當是箭尾,鑄成此形當是用來顯示射箭者(商王)的孔武有力。其釋文:“丙申。王一射,젾射三,率亡(無)灋(廢)矢。王令(命)늛(寢)젿(馗)兄(貺)걜(于)乍(作)冊般,曰:‘奏걜(于)庸,乍(作)女(汝)寶。’”“”習見於黃組卜辭,有及、至之義,實際上含有往於某地還要回歸於出發地的意思。“王”之地多較洹水爲遠,商王在洹水流域能射獲此較大的鱉,可證洹水當時是一條較大的河流。“獲”指獲此黿。젾讀作狃,再、又之義。“王一射,젾射三”是說王先對此黿射了一箭,接著又連射了三箭。即四箭射者皆應是王。“率亡廢矢”即無有未命中的矢。“奏于庸,作汝寶”是王對作冊般所說的話(或是通過寢馗傳達給作冊般)。王在賞賜給作冊般其射獲的黿後,令作冊般“奏于庸”。奏,書也;庸指紀功的庸器,即王命作冊般將王四射皆中的精湛射術銘記於庸器上,以展現王之武功,並囑其永寶之。銘文大意是:丙申日,王及於洹水,獲得此黿;王先射一矢,繼而又連射三矢,皆命中而無有廢矢;王命寢馗將此黿賜於作冊般,王說:“(將此事)銘記於庸器,作爲你的寶物。”從相關銘文看,作冊般是受到商王重用並有相當地位的貴族。朱文提及在獵物上記錄商晚期商王行獵成績的六條文字資料:《怀》1915(《合集》37848近同)雕紋虎骨、《殷契佚存》518雕紋兕肋骨(宰丰雕骨,《甲骨文合集補編11299)、《殷契佚存》427兕肋骨、《合集》37743鹿頭刻辭、《合集》36534鹿頭刻辭、《合集》37398兕頭骨刻辭。宰丰雕骨辭例尤其與黿銘相近。[10]

王冠英先生釋文:丙申王웻于洹。王射,般射,三,率亡灋(廢)矢。王令늛馗兄(貺)于作冊般,曰:‘奏于庸。’作母寶。”웻,巡視、巡察之義。王射了一箭,般射了三箭,完全命中,沒有浪費一箭。商王命寢馗把射獲的黿賜給作冊般。“奏于庸”是“奏之于鏞”的意思,是說商王要作冊般把射獲大黿的事創作成音樂用鐘樂演奏出來。這一方面是爲了宣傳自己的神武,另一方面可能也跟射禮有關。“作母寶”,爲紀念此事,作冊般作了這個寶器獻給母親。文章還對黿身上的矢形作了深入的討論。[11]

裘錫圭先生認爲:“丙申王于洹獲”,此句說明銅黿所象之物是商王在丙申日于洹時所捕獲的。“王一射,□射三,率無廢矢。”□可能是贊助、佐助之義,也可能是商王于洹時所帶隨從中的一種人的名稱(當不止一人)。“王令寢馗于作冊般曰:‘奏于庸作,寶。’”意義近於“告”,“奏于庸作,寶”是商王命令寢馗告訴作冊般的話,“庸”基本同於西周金文的“僕庸”之庸,爲毋;奏訓進,“庸作”猶言“庸之所作”,指庸徒們工作的地方,“奏于庸作”義即送進庸徒工作之所,可能指將捕獲的身中四矢的黿送進鑄銅作坊,以仿鑄銅黿;或送進骨角器作坊,用其甲殼製器。從商王讓作冊般辦這件事來看,似乎前一種可能性較大。因爲銅黿有銘文,需要史官撰寫。“毋寶”義即不用當作寶物,應指不用把黿的甲殼保存下來當作寶物。黿銘記載了商王射獲並處理此黿的情況,可能爲作冊般承王意而撰,並不是作冊般因爲被商王賜以死黿,感到榮幸而作的。[12]

董珊先生讀”爲“毖”。他認爲此黿可能是先被捕獲,之後用來作爲射箭之鵠的,而並非射取,懷疑跟射禮有關。“狃(?)射”依從朱説。“作母寶”意思是作一個象形寶物,“母”讀爲“模”。他同意朱文庸即庸器的意見,認爲銅黿的性質就是文獻中的“庸器”。作冊般並非把商王賞賜當作個人榮耀,而是爲了記錄商王的功庸而制作這件器物,這是他的職責。董文引及一件西周時期的晉侯銅人,認爲其與銅黿製器的立意和匠心有相似性。[13]

宋鎮豪先生認爲銘文反映的是商王暨各方貴族階層成員參與的弓矢競射禮。[14]其釋文:“丙申于洹獲。王一射,射三,率,亡(無)灋(廢)矢。王令寢馗兄(貺)于乍冊般,曰:奏于庸。乍母寶。”迍讀陳,陳列之義;,贊佐、佐助之義。“無廢矢”爲班評競射優勝的贊語,形容射技精湛,箭無空射皆中目標,是射禮場合的常見用語。此銘記商王帝乙陳列於洹水舉行競射,王一射,佐助三射,皆中的,無廢矢,射獲大黿,頒功,命寢馗貺賜乍冊般,譜詠其事於鏞鐘演奏。“奏于庸”,當是射後舉行享禮(享祭先祖之禮)的行儀之一。又謂“射三,率,無廢矢”蓋與文獻“射以擇人”同旨,三人得中。“率”指皆中的。[15]

袁俊傑先生釋文:“丙申,王웻,隹(惟)王射,젽射四,率亡(無)灋(廢)矢。王令(命) 늛(寢)馗兄(貺)于乍(作)冊般,曰:‘奏于庸,乍(作)女(汝)寶。’”“젽”讀爲殘,殘穿義。銘文大意是說,丙申日這一天,商王到洹水上舉行射禮,商王連續穿射了四支箭,皆射中黿體,沒有廢矢。王命寢馗將此黿賜於史官作冊般,王說:“(將四射皆貫的射藝)銘記於庸器,作爲你的寶物。”他認爲黿是銘功的庸器,而不是莊重神奇又具有實用性的禮器;是頌揚商王射技武功的紀念物,而不是對商王貺賜的紀念物;是整體仿生的寫實性極強的再現商王射藝的實物模型,而不是田獵物模型;其銘文是記載射禮的,而不是記載田獵的。銅黿的銘文與造型構思所反映的史事是商代末期王在洹水進行的一次水上射禮活動。[16]後把“웻”改釋爲“”,讀爲“弋”,弋射義;“隹”改釋爲“獲”,獨字句。“無廢矢”是射禮文辭有別於田獵文辭的顯著標識。認爲銘文是說,丙申日這一天,商王舉行射禮,王弋射於洹水,射得;商王射黿,連續穿射了四支箭,皆貫穿黿體,沒有作廢的箭。銘文記述了商王在同一日所舉行的弋射和射黿兩種射禮。並推測,當時可能是把黿用繩子綁住四條腿,頭向下,懸掛在兩根立杆之間作箭靶的。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推測說,商周時代的射禮曾經歷了一個從田獵競射到射牲、再到射侯的發展歷程,而銅黿所反映的正是由實射動物到射侯的過渡形態。[17]

李凱先生認爲銘文反映了商王進行射禮的事實,而不是記載普通的田獵。作冊般很可能也參加了此次射獵,因表現出色而被賞賜。“奏于庸”是商王命令進行奏祭和庸祭這樣以音樂來禮神的活動。“作母寶”即用吉金作紀念作冊般母親的彝器。該黿的性質不僅是臣下對商王賞賜而鑄造的紀念品,而且是反映了晚商射禮過程的重要材料。他認爲從洹水中獲得的大黿,在射箭之前已經被固定好,作爲靶子。這樣活的靶子是象徵性的。他說“王一射,젽射三,率亡灋(廢)矢”不能理解爲“獲”的過程,而應該理解成順敘,即在洹河獲得大黿以後,王和隨從對已經固定好的大黿進行射禮,沒有浪費一箭。“無法(廢)矢”是由“獲者”(查看射中與否的報告員)唱出的,是射禮的慣用語。[18]

閻志先生根據文獻中鄉飲酒禮、饗禮、燕禮和祭禮之後必有射禮(文獻中分別作鄉射、燕射和大射)以及賞賜動詞用“貺”而認爲,黿銘所記當是鄉飲酒禮之後的射禮。黿即爲賞賜物,黿不易保存,故鑄成銅器以紀念,稱爲“庸器”(按:從朱説)。商代將銘文刻在賞賜品上,他還提及雕紋兕肋骨(即宰丰雕骨)和一件玉璧、一件玉柄形器。[19]

晁福林先生認爲此器與巫術有關,是厭勝之物。其釋文“丙申王데걜。王一射,般射三,率無灋(廢)矢。王令寢馗兄(貺)乍(作)冊般,曰:‘奏于庸,乍(作)。母(毋)寶。’”意謂丙申這天商王到洹河田弋,王射一箭,作冊般射三箭,皆而無虛發,商王寢職名馗者將的黿賜給作冊般“奏于庸,作”是寢馗傳達的商王給予作冊般的命令。“奏于庸”義即獻牲於庸,就是用牲血衅鐘鏞“作”謂衅鐘之事可即實行。“毋寶”是商王命令之辭的一部分,商王告訴作冊般,此黿用於衅鐘之後即可隨意棄置,不作寶物對待。黿形之物非禮器,龜黿只是供占卜的用物,而非必爲寶。“毋寶”可能還有深層次的思想因素,即商代的厭勝觀念。在古人,血往往被認爲是特別神異的東西之一,衅鐘與原始巫術有關,通過這種方式可以使被之物擁有神異之力。銘文所載射黿之事,應是古代厭勝之術的表現,商人射龜黿所表示的蓋爲對於南方及東南方敵人的敵愾射龜可能表示著對於南方的鎮服。所謂“毋寶”此黿,其原因一方面在於龜黿從未用作禮器、祭器,另一方面應當也在於它是商王厭勝之物,表示著對於敵方的鎮服。[20]

孫明先生採用偶像破壞理論對此進行解釋,他認爲,商王之所以令作冊般作器銘功,可能是在有意打破整個社會的龜靈觀念及對龜的崇拜。他聯繫商王帝辛對祭祀、占卜傳統之破壞行爲,認爲商代晚期統治者似乎是在抵制祭祀及占卜儀式所代表的鬼神力量的實際存在,有意壓制民眾對鬼神力量的崇拜,降低宗教對國家政治及社會生活的影響力,削弱貞人集團勢力,藉此加強世俗王權[21]

連劭名先生釋文:“丙申,王弋洹,獲。王射,般射三,率亡法矢。王令寢馗兄于作冊般,曰:‘奏于庸,作女寶。’”弋義待考,洹指洹水,獲即得。古人認爲田獵得黿是吉慶之事。“率亡法矢”,讀爲“率無廢矢”。“率”如今之“一律”。“寢”是官名,相當於《周禮》中的“宮伯”,“馗”是人名,“兄”讀爲貺,賜予之義。“奏于庸,作女寶”是寢馗向作冊般所傳達的王命,“奏”如言“告”,“庸”即中庸,又稱天常。“天常”即上下,上下即天地,天地源于中和,中和即中庸,上下與帝同義,“奏于庸”即告於帝。田獵得黿而告於帝,具有特殊意義,目的是爲了向上帝證明商王修身正心。射是古代貴族的必修科目,商王田獵時發矢中的,說明他能夠自求於己,反身修德,正心誠意則神不責罰,故“奏于庸”還帶有祈禱性質。商王田獵得黿而轉賜作冊般,就是爲了讓他將此事寫成文辭,告於上帝,其事正符合作冊的職責。古人以黿爲美味,“作女寶”之寶指食物。[22]

張秀華、邵清石先生認爲“奏于庸”就是“奏于庚”,庚指商王盤庚。奏指向帝王上書或進言,銘中應指告慰商王。“庸”應爲“盤庚”之合文。銘文大意:丙申日這一天,商王到洹水上;商王射了一支箭,贊射者射了三支箭,皆射中黿體,沒有廢矢;王命寢馗將此黿賜於史官作冊般,王說:“把這件事告訴先王盤庚。”作冊般作了這個寶器獻給母親。[23]

沈培先生認爲,“奏于庸”到底是什麼意思,還有待進一步研究。銘文末句,他贊同朱鳳瀚先生“作汝寶”的釋讀,認爲此與中方鼎“今貺畀汝土,作乃采”的“作乃采”表達方式和所處語境相似。[24]

從上文所梳理諸家意見來看,該銘有三個關鍵問題尚未達成比較一致的意見:

一是“王射”句,這一句釋讀分歧較大,而且還涉及王射一箭還是四箭的問題。這句話的意旨說不清楚,諸家對於商周禮制的討論就缺乏堅實的基礎。

二是“奏于庸”句。該句與器物性質相牽連,迄今未有一說盡愜人意,其中解“庸”爲“庸器”的說法稍勝。作爲職官的“典庸器”見於《周禮·春官》,掌藏樂器、庸器。《序官》鄭玄注引鄭司農“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春秋傳》曰:‘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本職下鄭注:“庸器,伐國所獲之器,若崇鼎、貫鼎及以其兵物所鑄銘也……陳功器,以華國也。”“華國”,光耀國家之謂。據鄭注,庸器有兩種:一是“崇鼎、貫鼎”之類,即“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以分同姓”(彭林先生把此類定義爲滅國分器[25]);二是“以其兵物所鑄銘也”。按之兩周的實際情況,這兩類庸器都是青銅所製。彭林先生認爲晉侯蘇鐘不屬以上兩種情況,鐘爲戰爭所獲而勒晉功,亦歸庸器之列,可補經史之不備。其實蘇鐘可以看作“古者伐國,遷其重器”一類。董珊先生文所舉用以與黿類比的銅器,如師同鼎、楚王酓뢦鼎、中山王方壺、陳璋方壺和圓壺、燕王職壺、晉侯蘇鐘,均記(或意在彰明)器主之事功,大概就是禮書所謂之“庸器”,且與舊注吻合。[26]但董文進一步擴大了庸器的範圍,加入了因事取材(雕銘於獸骨或人骨)或取象(冶鑄象生模型)而製器的情況,如作冊般銅黿、晉侯銅人、殷墟人頭骨刻辭等,把它們看作廣泛意義上的“庸器”(其性質是紀念性的),[27]並云“可視爲一種特殊的禮器”。這種廣義庸器説有其合理之處,對一些銘辭有很好的解讀作用。

關於器物的性質,還有紀念物、厭勝之物等不同說法。紀念物説又有不同的兩種理解,一種認爲是作冊般受王賞賜而作紀念物,一種理解是頌揚商王射技武功的紀念物。厭勝之說把“奏于庸”與“衅鐘”相聯繫,其間論證彎繞太多;又云“商王朝占卜用龜主要來源於南方長江流域,射龜可能表示著對於南方的鎮服”,推測性強。黿銘已經說明此黿得於洹水,而非來自南方,而且據動物學者的意見,此物乃是生活於黃河流域的黃斑巨鱉。這些都是厭勝説所考慮不及的。

三是最後一句中的“王曰”之辭到底斷在何處,以及末句如何釋讀的問題。末句的釋讀與對器物性質的認識緊密關聯。末句有“作母寶”、“作汝寶”、“作模寶”、“毋寶”等不同解釋。

對於銅黿性質的討論,有三個基點是必須要考慮的:青銅質地,特異的形制和銘文內容。不同質地的器物,其使用的場合也應該是不同的,也就是說,其重要性及其功用應該有所不同。依靠銘文,對銅黿本身也能作出很好的理解,其身上的箭並不是非鑄不可,之所以要鑄出來,而且與銘文相照應,應該有其特別的意義。作爲青銅器組成的三個要素,即人(作器者)、事(銘所記之事)、器,是三位一體的,現在的各種解釋,難以把銅黿的這三種要素很好地統一起來。如果解釋爲奉獻給母親的寶物,把它看作祭器(禮器),這超出了我們已有的對於商周彝器的認識;如果認爲是弄器(假設母親健在),但銘文記錄的又是與王有關的大事(可能跟某種禮儀有關)。如果銘文中並沒有作器對象,只是紀念性的文字,其特異的形制又該如何認識。銘文的一般體例是,器物的主人和器銘所記之事是有密切關係的。如果說製作此器純爲頌揚商王之射技,作冊般有責任記錄這件事,但並沒有責任製作這件器物。我們也很難找到類似的例證,即作器者製作了一件純粹爲了頌揚別人的器物。器物的製作總是有一定的目的,或爲祭祖,或因戰爭獲勝,或因冊命封賞,或因贏得訴訟。而且,無論是由於作冊般受到貺賜而作器,還是由於作冊般參與了其中的射事而且表現優秀,爲紀念此事而作器,黿身的箭都有些特異。另外這麼長的銘文鑄於器物表面的顯眼部位,也與一般的商代銘文不同。即使有的銘文鑄於器表,也往往有意與紋飾融匯在一起(圖2),或營造出紋飾的效果(圖3)。[28]

盠駒尊《集成》[29]6011,昭穆時期),19553月陝西郿縣李村西周銅器窖藏出土5件銅器兩件馬駒形的盠駒尊(存二蓋一器身,參圖4)[30]兩件方彝,一件方尊。駒尊銘記錄的是執駒禮,這是周王親自參加的一項重要典禮。周王會把部分駒馬分給大夫卿(即“頒馬”),因此盠受賜駒兩匹。[31]銘文在頸下和蓋內。方尊、方彝紋飾風格一致,銘文內容相同,記載的是周王對盠的冊命,當是成套的禮器,與駒尊性質有別,文字亦較駒尊規整。


   

從銘文內容性質講盠駒尊與作冊般銅黿更相近這可以反過來證明黿銘記錄的很可能是一種典禮射禮),而且是作冊般由於受到王的貺賜而作器。作冊參加射禮的見於西周的麥方尊(《集成》6015西周早期),十五年趞曹鼎(《集成》2784恭王時器)中的史趞曹則是周王的史官。我們懷疑,駒尊和銅黿的造型大概都是跟特定的禮儀相匹配的,兼有明禮和禮的教育的功用。如果這種推測合理,黿銘之“奏于庸”的“庸”可能應該讀爲“頌”,指禮容,銘文中具體指射儀。“奏”可能是書、記之類的意義。如果這樣解釋“奏于庸”是可信的,那麽末句釋爲“作汝寶”是合適的。此句意思是說,把這件事記錄進射儀當中,並當作你的寶物。但不是把射獲的實物黿作爲寶物,而是把所鑄的用於禮教的模型作爲寶物。[32]如果這種推測合理的話,作冊般的身份就跟《儀禮·鄉射禮》和《大射儀》中的“司射”相當。

諸文援引用以與銅黿類比的晚商骨類刻辭資料中,現在見到的人頭骨刻辭完全是爲了祭典,是刻辭以報先人,不是留給活人看的,也非着重在紀念,而在旌揚先祖護佑之功;而且,其人頭骨無一完整,皆爲碎小片,可能在獻祭之際即已打碎。[33]宰丰兕骨5)辭例與黿銘的獵獲和賞賜兩項內容相近,其他內容差別甚大。其形制爲骨柶,是具有實用價值的食器。其一面刻有文字,記載帝辛將獵獲的兕貺賜宰之事另一面刻獸面紋龍紋,並嵌有綠松石。它同時也是一件可以觀賞的藝術品。其他如虎骨刻辭(雕花骨柶,王田于鷄麓”,[34]《懷特》1915)、雕花骨柶(“獲白兕”,《佚存》427)、鹿頭刻辭“王蒿田”,《合集》36534,6)、兕頭骨刻辭(“王來正盂方伯”,《合集》37398)等這些動物均爲田獵所獲,它們和宰丰骨材質相同,記事內容相似,其性質也應該大致相同——銘功紀念。[35]它們與銅黿只點上的相似面上的相同把這些骨刻辭的性質與銅黿之間直接認同恐怕是值得商榷的。

晉侯銅人爲圓雕跽坐形男性人像戴平頂帽直鼻細眼口用淺綫條刻畫上身赤裸腰帶下垂條狀敝膝雙手反背身後。銅人身前有銘文曰:“隹(唯)五月,淮尸(夷)伐格,晉侯겟(搏)戎,隻(獲)氒(厥)君잇師,侯揚王于絲(茲)(參7)有學者指出,這個銅人就是晉侯所俘獲的淮夷君長的形象。[36]銅人製作的目的,一是揚王(大概是揚王休或揚王令之省),二是揚威並對戎人進行震懾。器物性質與銅黿亦有別。

傳出於山西太原的春秋晚期器子之弄鳥尊(《集成》5761,圖8),則是弄器,項上錯金銘文四字。[37]它應該是器主所“欣賞、珍愛”的藝術品,大概是日常生活中自娛之用。[38]  

                    

         

    

    青銅器的花紋與銘文內容相照應,見於貉子卣。

2件,西周早期器,著錄於《西清古鑑》15.9(圖9)、15.11(圖10《周金文存》5.86-88(卣一:5.86.1蓋銘,5.86.2器銘,5.87.1-2爲蓋、器的全形拓本,參圖11;卣二:5.88.1器銘,參圖12目錄,貉子卣一,蓋器各36字,南海李氏所藏;貉子卣二,器36字,吳縣潘氏所藏。容庚《商周彝器通考》[39]下編圖25(《周金文存》5.87)、附圖670著錄(失蓋,吳縣潘氏攀古樓藏器)。


   

陳夢家《美集錄》所錄爲皮斯百所藏(參圖13、14),A626貉子卣說明:“蓋:《西清》15.9,《周金》5.87a,《三代》13.41.2,《周金》5.86a,R389;器:《西清》15.11,《周金》5.87b,《三代》13.41.1,《周金》5.86b。” [40]陳氏云:“前曾數次審驗皮氏所藏器,決定蓋是真的而器是僞的。原來在清宮時,此卣共一對,其中一真(《西清》15.9)一僞(《西清》15.11)。出宮後,李宗岱得真蓋僞器,即皮氏今所存者;潘祖蔭得真器(《西清》15.9,《商周彝器通考》670、《周金》5.88a,《三代》13.40.5),而《西清》15.11之僞蓋,今不知所在。潘器失提梁,與李蓋字體行款相同。李、皮之器及失去的僞蓋,銘文仿刻真器而有訛誤,花文、形制亦與潘器李、皮蓋稍有不同。”皮氏所藏,即李宗岱舊藏(《周金》5.87),其蓋是《西清》15.9之蓋,是真的;器是15.11之器,乃僞作。潘器李蓋是《西清》的第一器。《周金》5.87.2(器)是僞的。[41]

卣腹及蓋各飾鹿紋一道。方濬益云:“此二器器、蓋各有八鹿,正以歸鹿作器,故肖其形以爲飾歟?”[42]鄒安云:“文曰‘王命士道歸貉子鹿三’,飾以鹿,所以紀王寵也。”[43]郭沫若云:“此因受錫鹿而作器,器上即以鹿紋爲飾。銘詞與花紋相應,僅見。”[44]容庚云王令士道歸貉子鹿三貉子對揚王休用作寶尊彝其花紋爲鹿形亦一有趣事也。”(《通考》P103)陳夢家云:“作器者因受賜鹿的殊賞而作器,並圖象鹿形於此器上,如此銘文內容與文飾的相照應之例,實所罕見。”(《美集錄》P118)[45]周王以其田獵所獲之鹿歸(饋)於貉子,貉子因此殊榮而作器,事情與作冊般銅黿相似,但卣屬祭器,與作爲特殊用途的銅黿性質有別。


 

花紋構圖與銘文文字構形照應的現象多見於商代器物。

銘文與器外的紋飾主體相應如尹舟簋《集成》3106商晚參圖15)。容庚云:“其狀如古舟字,縱三舟相重,橫多舟相連。花紋僅一見,銘文亦作字,或非普通之紋飾也。”(《通考》P97舟字紋)口、足紋飾同,均是三重舟字紋上下夾以圈帶紋。這種銘文紋飾化的現象極罕見,其性質與貉子卣又有所不同,而與上文提到的宁쨠簋相似,體現了商代工匠的獨特匠心。

  


商代晚期的文父乙簋(《集成》3502,圖16)內底有銘文六字,或云外底還有一字。古代青銅器絕大部分是用陶笵法鑄成的,有的器物鑄出後,外底會留下三角形或網格狀鑄痕。比如商戍戊簋(圖17)。[46]這種鑄痕一般是不打磨的。文父乙簋當是對這種鑄痕進行了打磨,而形成與族氏文字”相照應的造型,是一個特殊的例子。按之通常情況,它不能被看成是字。


1934年秋至1935年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對安陽殷墟進行了第10~12次發掘,在西北崗王陵區共挖掘出10座帶墓道的大墓、一座未完工的大墓及1200多座小墓或祭祀坑。1004號大墓是其中之一,帶有四條墓道,氣勢恢宏,雖被盜嚴重,但仍在未被盜擾的一隅出土了許多重要隨葬品,包括著名的牛方鼎、鹿方鼎和石磬、碧玉棒、銅胄、銅戈、銅矛頭、車飾、皮甲、盾等。該墓的年代在殷墟二期或三期的較早階段。[47]一般認爲牛方鼎與鹿方鼎的銘文與器外的紋飾主題相應(參圖18器形,圖19銘拓)。[48]

  


子龍鼎(圖20、22),通高103釐米,口徑80釐米,重230公斤。據傳19世紀20年代出土於輝縣,早年流出海外,後爲日本收藏家千石唯司所獲(大約收藏於20世紀80年代),直至 2004 年在大阪美術館展出之後纔爲世人所知展出後的子龍鼎流入香港,據傳國家博物館在 2006 年以 600 萬美元(當時約合 4800 萬人民幣)購得。口沿下三組長軀獸面紋之間,各有一組窄幅的無軀獸面紋。張昌平先生認爲子龍鼎的年代當與大盂鼎(圖21)接近而略早。[49]陳佩芬先生根據該鼎造型與表面氧化層具有陝西周原一帶出土器物的特點,認爲屬於西周早期是合適的。[50]朱鳳瀚先生認爲應在商晚期偏晚(近於商末),其下限也可能已入西周初年。[51]吳鎮烽先生亦認爲屬商代晚期後段近於商末,並認爲子龍是商王子。[52] 

    該鼎銘文與紋飾之間的關係有多位學者指出。李學勤先生云:“‘龍’字雙鈎,有瓶形角,與鼎面饕餮紋間的龍首一致。這種銘文和紋飾呼應的情形,在其他商代青銅器上也出現過。” [53]李先生還提及新鄉市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子龏戈(圖23),援本和內的一面上的龍首形花紋都飾瓶形角,顯然是與銘文呼應,與子龍鼎一樣。[54]朱鳳瀚先生云:“龍”字上部之角作形,與口沿下紋飾帶中三獨立饕餮紋首部之角的形狀(作形)、特徵相近,且角部均與頭頂隔開,風格亦近同。[55]王冠英先生云:子龍鼎獨首無身獸面紋突出的碩大的瓶形角,與鼎銘“子龍”“龍”字突出的瓶形角非常相似,值得人們回味思考;“龍”字頭上碩大的瓶形角突出而與龍頭不連筆,與上腹紋飾帶上獨首無身獸面紋的瓶形角非常相近。[56]


“龍”字(或龍旁)寫成瓶形角的,又見於子龏鼎(《集成》1308商晚,輝縣出土,圖24)[57]、子龏鼎(《集成》1307商晚,圖25)、子龏鼎(《集成》1306商晚,圖26)、子龏簋(《集成》3078商晚,圖27)、子龏尊(《集成》5543商晚,圖28)、龏子壺(《通鑑》11991商晚,圖29)、龏卣(《集成》4742商晚,鴞形卣,圖30)、龏子鉞(《集成》11751商晚,圖31)、龏子觚(《集成》6914商晚,圖32)、子龍壺(《集成》9485商晚,圖33),但與紋飾沒有呼應關係。他如龍器(《集成》10486商晚,圖34)、龏先觶(《集成》6152商晚,圖35)、觚(《集成》6940商晚,圖36)、龏女簋(《集成》3083商晚,37)等。有些銘文,瓶形角不顯,如龏子勺(《集成》9914商晚)、龏女子觶(《集成》6349商晚,器銘“子龍”)等。也就是說,作爲族名的子龏或子龍的龍旁或龍字的角的形狀寫作瓶形角,其他文例的龏、龍一般寫作“辛”形冠。甲骨文中龍字也有這兩種形態,如[58]

              

獸面紋作瓶形角,也見於其他器物,如銅戈(《通鑑》16200商晚)援本處所飾紋飾(圖38[61])、獸面紋方彝(商晚,圖39)[62]。很多子龏、子龍之器並無銘與紋飾相呼應的情況。子龍鼎獸面紋的瓶形角與銘文中的龍字構形相呼應應該是有意的。從子龍、子龏的普遍寫法看,應該是紋飾呼應銘文,而不是相反。

我們現在回過頭再看牛方鼎、鹿方鼎的問題。陳夢家先生認爲兩件方鼎的銘文與紋飾呼應的性質跟尹舟簋、貉子卣不同,他認爲鼎內的銘文不是族名,而是指明鼎的性質的,可能是表示烹牛烹鹿之異。[63]李濟先生則看作“圖騰標識”。[64]牛方鼎上的牛角形獸面紋在其他器物上多次出現,[65]牛方鼎中與銘文中的角形相呼應。如果把牛方鼎的器腹紋飾看作牛頭,那就真如陳夢家先生所言,一般所說的饕餮紋或獸面紋就應該是牛頭紋了。獸面紋其實是一種藝術創造,有現實的影子,但加以指實恐怕就不符合實際情況了。但與鹿方鼎對照,説牛首鼎有意把紋飾與銘文作某種特徵上的對應,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著錄一件商代後期的父丁觶(《集成》6266,圖40),蓋有“冊,父丁”四字,第一字拓本上未見,器第一字則爲鏽覆。編者云:“此觶腹部紋飾極爲奇異,蕉葉呈桃形,而銘文中的族氏也作桃形,彼此應有關係,值得吟味。”[66]遺憾的是,我們未找到拓出第一字的拓本。


黃濬《尊古齋所見吉金圖》1.12牛首鼎,乃有蓋圓鼎,高31、口徑25.7釐米,器蓋各有一個象牛頭形的字(圖41),陳夢家先生説:“鼎兩耳上及蓋頂上各立立體的牛首,而器身則是一般的獸面文。這個圓鼎的銘文與其耳上及蓋頂上的牛首也是相應的。”[67]對於兩耳及蓋頂上的獸頭造型,容庚云:“兩耳及蓋之正中作獸首形。”(《通考》P229)吳鎮烽《通鑑》9云:“蓋隆起,上有拱體龍形鈕。每個耳上飾一對高浮雕龍頭。”不管對其造型有何不同認識,但其角形很可能是與銘文相呼應的。

有兩件西周早期的龍爵(《集成》7533,圖42;[68]7534,圖43),7533現藏上海博物館。上博的葛亮先生給我來信,他認爲兩件龍爵鋬內的“龍”都是紋飾,而不是字。我回信說:“兩件爵紋飾是斜條形,比較特異。初步考慮:確如您所說,不像字,而且與常見的龍字也有差異;但它又打破了紋飾帶,好像製器者又有意讓它有字的感覺。它大概是具有文字假象的紋飾。希望能找到更多類似例證。完全作裝飾的文字,見於復旦會議曹錦炎先生所說器物,[69]但其時代太晚。”(2016年1月12日)葛先生認同我的說法,他回信説:“關於兩件龍爵上的龍紋,我覺得您所下的定義——‘具有文字假象的紋飾’——非常準確,希望能遇到更多的例子(印象裏好像還有把蟬紋放在銘文最後,像族名一樣使用的)。”如果把鋬內的“龍”看作是字的話,此例即是花紋與銘文文字構形相照應的佳例。


與銘文文字構形相照應的花紋,有的只是個案,具有藝術上的獨特性,但缺乏通行能力,如尹舟簋的舟字紋、文父乙簋外底的網格紋、鹿方鼎的鹿紋、父丁觶的桃形蕉葉紋;有的紋飾則有自己的演變序列,與銘文文字構形相應,當是出於銅器製作(設計)者的精心選擇和安排,如子龍鼎和牛方鼎上的獸面紋。

上文共梳理15件器與銘相照應的青銅器實例,區分爲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四見,第二種類型一見,以第三種類型爲多,共十見。第二、第三兩種情況體現了當時的一種藝術造型上的審美特點,這種對應應該從藝術的角度加以解釋,不必過於猜度。研究難點集中在第一種情況,四件器物,各自的性質均不相同,而且還與當時的禮制、文化心理有關聯,這是以後研究所需要注意的。

                                  2015年12月2日寫畢

                                  2015年12月9日修訂

                                  2016年2月6日三稿 

[附記一]本文一稿提交“文字·文本·文明:出土文獻研究青年論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戰國秦漢史研究室,2015年12月5-6日;二稿提交“第二屆古文字學青年論壇”,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年1月28-29日。文經徐少華、劉釗、陳昭容、董珊、劉源、陳穎飛、陶曲勇、葛亮等先生提供寶貴意見。陶曲勇、葛亮二位先生在給我的郵件中都提到了西周早期的兩件龍爵。這兩件爵,我雖也查及,但未予以足夠注意。文父乙簋亦蒙葛亮先生提示。在此一併致以謝忱!

劉釗先生提示我,作冊般銅黿可能反映了古人的祥瑞觀念。董珊先生力主庸器説,他認爲銅黿、宰丰雕骨、晉侯銅人反映的思維方式是一致的。對於龍爵鋬內的“龍”,陳昭容先生主張是字,而不是紋飾。                                                                        2016年2月6日補記 

[附記二]至於花紋與器物用途相應的情況,也是青銅器研究者比較關注的問題。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348頁蛙藻紋盤(附圖830)云:“腹內中央于蟠龍紋之上作一張足之蛙,外飾水藻紋,以示盛水之意。”容庚、張維持《殷周青銅器通論》(中華書局2012年1月)第113頁:“魚、龍都是水族,故魚紋及蟠龍紋都飾於盤中。”第117頁:“魚紋多施於盤上,因盤爲承水之器,可見器物的造型和器物的裝飾是密切結合的。”[70]馬承源主編《中國青銅器》(修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提到器物用途與紋飾相呼應的情況,見於第三章“青銅器紋飾”。第324頁:“鸞鳥紋。鸞是鳴聲優美的神鳥,形象如鷄,舉首而立,多飾在樂器鐘的鼓右打擊處。鸞鳥鳴聲如音樂,這是用途和紋飾相應的實例。”第330頁:“火紋舊稱圓渦紋、渦紋或囧紋……火紋是太陽的標誌……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火紋的裝飾以鼎、簋的腹部爲多,其他酒器、水器上比較少見,這可能是食物的烹煮與火有關。”該書第326頁“鹿紋”也提到了貉子卣銘文所記贈鹿之事與器物所飾鹿紋相應。

                                              2016年9月30日補記 

[基金項目]本文爲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兩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綜合整理與研究”(12CYY034)、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商周金文字詞集注與釋譯”(13&ZD130)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本文所說器、銘照應是一種特殊現象,不包括器物自名與器物形制相應的情況,如鼎自名“鼎”、盤自名“盤”之類(鳥獸形尊是比較特殊的一種器類,其有專名者,今納入討論範圍)。

[2]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民國22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石印本,卷十二頁12貉子卣;收入徐蜀選編《國家圖書館藏金文研究資料叢刊》第16-18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3月。

[3]鄒安《周金文存》,卷五頁86貉子卣。據書末鄒安跋,該書丙辰年(1916年)開印,至辛酉(1921年)九月,六卷印事始竣,每年祗印一卷。

[4]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第八卷,科學出版社2002年10月,第422頁貉子卣。

[5]形制、大小、銘文相同的還有一件,爲私人所藏。

[6]有生物學者認爲,該器所鑄之動物形象應該是黃斑巨鱉(R.swinhoei)而非亞洲圓鱉(P.cantorii),文獻記錄爲“黿”。黃斑巨鱉是世界上最大的龜鱉類之一,黃河種群自11世紀後未再有記載。洹水在商都安陽附近,本屬古黃河水系,今入海河。《晏子春秋》、《晉書》、《唐國史補》和《酉陽雜俎》分別提到黃河流域的河南三門峽、洛陽、山東平原縣等地有“黿”的分佈,北宋周煇《清波雜誌》記:“熙寧( 1068-1077 年) 中,侍禁孫勉,監澶州 ( 今河南濮陽) 堤,見一黿自黃河順流而下,射殺之。”以後未再見諸文獻。參王劍、史海濤《黃斑巨鱉分佈的歷史變遷》,《動物分類學報》2011年第4期,第919-920頁。

[7]引自吳鎮烽《商周金文資料通鑑》(光盤數據庫,2012年2月,文中簡稱《通鑑》)。該器的相關器影資料另參《中國歷史文物》2005年第1期封面(即本文圖1.1)和圖版一、二(銘文X光片、俯視圖、底視圖和箭尾照片);唐宇、劉桐《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青銅器賞析(上)》,《榮寶齋》2015年第1期,第133頁。

[8]嚴志斌云:“西周時期周王也常舉行射魚之禮,如井鼎、靜簋、遹簋。所獲則作爲薦品貢獻於宗廟,或賜於參與者,如公姞쀈鼎、井鼎……作冊般銅黿銘中所獲黿,是否也是一次禮儀活動的收穫,也是有可能的。”參《商代賞賜金文研究》,《南方文物》2008年第4期,第101頁。嚴文提及與黿銘近同的宰丰雕骨。

[9]李學勤《作冊般銅黿考釋》,《中國歷史文物》2005年第1期,第4-5頁。

[10]朱鳳瀚《作冊般黿探析》,《中國歷史文物》2005年第1期,第6-10頁。

[11]王冠英《作冊般銅黿三考》,《中國歷史文物》2005年第1期,第11-13頁。

[12]裘錫圭《商銅黿銘補釋》,《中國歷史文物》2005年第6期,第4-5頁。

[13]董珊《從作册般銅黿漫說“庸器”》,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研究通訊》總第24期,2005年3月,26-29頁。

[14]按照一定的規程進行弓矢競技,用以體現貴族子弟矢射技能之高下;以三番射作爲競技規則,以實射獵物爲主要形式,視射獲獵物無廢矢品論優勝,進行頒功貺賜,射後有享祭先祖之禮。宋先生於“射三”的解釋前後有所不同,前解釋爲三番射,後解釋爲射以擇人、三人得中。

[15]宋鎮豪《從新出甲骨金文考述晚商射禮》,《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1期,第10-18頁。對於“射三”,宋先生游移於“佐助三射”、“三弓用射”、“三人得中”之間,看法不夠明晰。韓江蘇解釋銘文云:商王到洹水上(“王웻于洹”),捕獲了此只黿(商王差人把此黿送到宗廟中習射之處,以備射箭禮儀場合下使用之鵠),射禮舉行的當日,商王先射了一箭,後三矢連續而發,箭無虛發,每箭都射中了黿;商王命令寢首把所射四箭之黿饋送給了作冊般,又命令說:於設置庸處奏庸(鐘)以示射禮禮儀開始。作冊般作爲參與商王所舉行射禮的官員,被商王賞賜大射之禮場合下所射之黿,他感到無比榮幸,故作銅黿以示榮耀。她把“王一射,射三”解釋爲“參連”射儀(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認爲黿身之四箭均爲商王所射。參《從殷墟花東H3卜辭排譜看商代彈侯禮》,《殷都學刊》2009年第1期,第22-24頁。

[16]袁俊傑《作冊般銅黿所記史事的性質》,《中原文物》2006年第4期,第39-44頁。

[17]袁俊傑《作冊般銅黿銘文新釋補論》,《中原文物》2011年第1期,第43-52頁。

[18]李凱《試論作冊般黿與晚商射禮》,《中原文物》2007年第3期,第46-50頁。另參朱琨《略論商周時期射牲禮》,《中原文物》2012年第1期,第34-35頁。朱文的觀點基本上是襲自李凱之文,有些話基本雷同,有的則變換了表述方式,但其參考文獻中卻沒有李文。

[19]閻志《商代晚期賞賜銘文》,《殷都學刊》2012年第1期,第18、21、22頁。

[20]晁福林《作冊般黿與商代厭勝》,《中國歷史文物》2007年第6期,第48-54頁。另參王海、張利軍《伯唐父鼎與周穆王治理荒服犬戎》,《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第222頁。

[21]孫明《論商代晚期的偶像破壞行爲及影響》,《殷都學刊》2014年第3期,第20-21頁。

[22]連劭名《兩件商代青銅器銘文新證》,《中國歷史文物》2009年第6期,第70-71頁。

[23]張秀華、邵清石《作冊般銅黿銘文匯釋》,《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2009年第1期,第100-101頁。另有李旼姈《作冊般銅黿銘文硏究》,《中國語文學論集》(《중국어문학논집》)第64號, 2010年10月,第33-53頁;丸山啓樹《金文通解:作冊般黿》,《漢字學研究》(2),立命館大學白川靜紀念東洋文字文化硏究所編,2014年7月,第61-67頁。

[24]沈培《説古文字裏的“祝”及相關之字》,《簡帛》第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4-15頁。

[25]彭林《聽松山房讀<禮>札記》,《追尋中華古代文明的蹤跡——李學勤先生學術活動五十年紀念文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8月,第161-162頁。

[26]諸器或以所得器物重新鎔鑄,或在所得器物上勒銘紀功。

[27]朱鳳瀚先生其實也是擴大了“庸器”的外延,他沒有採用“伐國所獲之器”的舊說,而是採用了林尹“有大功而可作紀念之器物”的新說。參《作冊般黿探析》,第8頁。

[28]圖2宁쨠簋,2005年7月河南安陽市殷都區北蒙街道范家莊東北地商代墓葬出土(M4:5),圈足上獸面紋鼻梁處爲兩組“宁쨠”二字銘文。圖3亞長尊,2001年2月河南安陽市花園莊殷墟宮殿宗廟區内商代墓葬出土(M54:84),銘文“亞長”二字在口沿下外壁蕉葉紋兩側作豎向對稱分佈。參岳洪彬主編《殷墟新出土青銅器》,雲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79、157頁。與此類似者,又如亞꼂盤(《集成》10022)、셧父戊盤(《集成》10042)等。唐蘭先生云:“把文字和花紋相雜,只不過藝術上的一派作風而已。”參《古文字學導論》(增訂本),齊魯書社1981年1月,第206頁。

[2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1984-1994年。簡稱《集成》。

[30]《集成》6011、6012(蓋)著錄。

[31]參沈文倬《“執駒”補釋》,《考古》1961年第6期;收入氏著《宗周禮樂文明考論》,浙江大學出版社1999年12月。

[32]這種情形並不能類推,比如達須蓋(《通鑑》5661-5663西中),作冊吳盤(《通鑑》14525西中)、盉(《通鑑》14797)均記載了執駒禮,但並未作成駒形器。賜駒又見於묬鼎(《集成》2742西中)。

[33]王宇信、楊升南主編《甲骨學一百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9月,第250頁。

[34]此爲刻辭內容的提示,下同。

[35]此類骨刻辭資料,參王宇信、楊升南主編《甲骨學一百年》第248-253頁。

[36]參董珊《從作册般銅黿漫說“庸器”》引蘇芳淑、李零説,第27頁。

[37]“之”字,近何家興先生改釋爲“㢟”,參《<子之弄鳥尊>應稱<子㢟弄鳥尊>》,石立善主編《古典學集刊》第一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5月。此字作爲偏旁亦見於戰國時期魚鼎匕,作

[38]參黃銘崇《殷代與東周之“弄器”及其意義》,《古今論衡》第六期,2001年6月。對於“弄器”的認識,應該考慮時代、地域、器物形制以及使用場合等因素。封泥中的相關材料參陳治國《“陰御弄印”與“陽御弄印”封泥考釋》,《考古與文物》2015年第3期。陳文同意“弄”解爲“寶”的意見。

[39]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學社194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重排本),第321頁。

[40]陳夢家《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科學出版社1962年8月,第118頁。《集成》5409云:清宮舊藏,原爲一真(《西清》15.9)一僞(《西清》15.11),流出宮後,李山農得真蓋僞器,潘祖蔭得真器(《美集錄》);現蓋藏美國米里阿波里斯美術館(皮斯柏氏藏品),器藏上海博物館。其著錄來源:《西清》15.9,《周金》5.86.1(蓋)、88.1(器)。容庚《西清金文真僞存佚表》認爲《西清》15.9即《周存》5.88(失蓋),《西清》15.11即《周存》5.86,二器皆真。劉雨《乾隆四鑑綜理表》意見同(875、876號),中華書局1989年4月。

[41]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中華書局2004年4月,上冊第122-124頁、下冊第667頁。

[42]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卷十二頁12貉子卣考釋。

[43]參《周金文存》5.86.2拓片題記,寫於庚申年(1920年)八月。

[44]參《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貉子卣》第422頁。

[45]另參陳夢家《殷代銅器(三篇)》,《考古學報》1954年第七冊,第23頁。

[46]參程長新、王文昶、程瑞秀《銅器辨僞淺說》,文物出版社1991年12月,第42-44頁。其所謂戍戊簋當即《集成》3065何戊簋。有學者認爲,呈現在青銅器底部的几何綫條,在笵芯上實際是刻畫出來的一條條凹槽,在一定的程度上增加了笵和芯在底部位置的空腔空間,更有利於澆鑄時銅液在器底部位流動,減少因空氣在器底空腔無法排出進而佔據銅液空間形成澆鑄空洞的幾率。也即這些幾何形紋飾實際上是鑄造銅器時,爲方便器底部位空腔內的空氣迅速排出而設計的交錯相通的排氣凹槽。參張俊儒《商代晚期青銅瑰寶——祖辛卣》,《文物天地》2015年第3期。

[47]田建花、金正耀《南京博物院藏侯家莊1004號大墓出土青銅胄》,《東南文化》2014年第3期,第66頁。另參田建花、金正耀、李瑞亮、閻立峰、崔建勇《殷墟1004號王墓出土青銅胄研究》,《江漢考古》2012年第1期,第92、98頁。

[48]陳夢家《殷代銅器(三篇)》,《考古學報》1954年第七冊,第22-24頁。這兩件鼎的相關數據,據陳文,牛方鼎:通高74釐米,口徑45×64釐米,耳高14釐米;鹿方鼎:通高62釐米,口徑38×52釐米,耳高12釐米。唐際根《殷墟文物在臺灣》(《中國文化遺產》2006年第3期,第51頁)云:牛鼎通高73.3、長64.1、寬45.4釐米,重110千克;鹿鼎通高60.9、長51.4、寬37.4釐米,重60.49千克。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展覽的數據與唐文相同。圖18黑白照片引自陳文。

[49]參張昌平《吉金類系——海外博物館藏中國古代青銅器(三):獸面紋大鼎(上)》,《南方文物》2011年第4期,第144-148頁;高至喜《賀子龍大鼎回歸》,《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5期,第14頁。另參謝小銓《子龍鼎歸國始末》,《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5期,第18-19頁。圖20.1、圖22.1-2引自張文,圖21引自劉錫榮《説鼎——榮寶齋隨筆之一》,《榮寶齋》2015年第9期,第266頁。圖20.2(側面圖)、圖22.3引自《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5期圖版一、封二下。

[50]陳佩芬《説子龍鼎》,《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5期,第6-7頁。

[51]朱鳳瀚《子龍鼎的年代與銘文之內涵》,《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5期,第9頁。

[52]吳鎮烽《談子龍鼎》,《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5期,第13頁。郝本性意見近同,參《雄奇神秘子龍鼎》,《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5期,第11頁。

[53]李學勤《論子龍大鼎及有關問題》,《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5期;氏著《青銅器入門》,商務印書館2013年5月,第96-100頁。例子爲《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第321頁32父丁觶。

[54]李先生推測子龍即子龏,子龏是族氏名,龏子是龏地的君長。懷疑子龏戈亦出輝縣。

[55]朱鳳瀚《子龍鼎的年代與銘文之內涵》,第8頁。

[56]王冠英《子龍鼎的年代與子龍族氏地望》,《中國歷史文物》2006年第5期,第16頁。子龏諸器中“龏”所從之龍的造型多與子龍鼎相似,王先生認爲可能不是偶然,他把子龍鼎與所傳出土地之輝縣(古共地)聯繫起來,認爲龏、龍一字(從其學生孫向榮説),子龍可能是商末周初共地強族的族長。朱鳳瀚先生則主張龏與龍字不同,似不宜將龏(龔)氏與子龍氏相混,他認爲子龍觶器銘“子龍”可能是蓋銘“龏女子”(出生於龔氏之女子)的夫家氏名,子龍族屬於與商王室有密切關係的子姓高級貴族。

[57]張昌平認爲子龏鼎時代屬於殷墟文化晚期。參《吉金類系——海外博物館藏中國古代青銅器(三):獸面紋大鼎(下)》,《南方文物》2012年第1期,第134-135頁。

[58]李宗焜《甲骨文字編》,中華書局2012年3月,第661頁。

[59]楊清秀、賈擁軍《新鄉市博物館館藏古代兵器選介》,《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第100頁。

[60]龏子鉞中“龏子”二字亦兼有紋飾的作用——獸面紋的鼻梁,真是巧於構思。鉞內另一面銘作

[61]引自楊清秀、賈擁軍《新鄉市博物館館藏古代兵器選介》,第100頁圖二。

[62]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組編《商周青銅器紋飾》,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第54頁。稱之爲“長頸鹿角獸面紋”。出土於湖南株洲醴陵市仙霞獅形山的象尊臀部飾有這種角的龍紋,或稱之爲“柱角”。參湖南省博物館、上海博物館《酌彼金罍—皿方罍與湖南出土青銅器精粹》,上海書畫出版社2015年11月,第114頁。

[63]陳夢家《殷代銅器(三篇)》,第23頁。

[64]李濟《殷墟青銅器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第329-332頁。

[65]參上海博物館青銅器研究組編《商周青銅器紋飾》第75-82頁。

[66]李學勤、艾蘭《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文物出版社1995年12月,圖32及第321頁圖版說明。或釋爲“셈父丁”,不確。

[67]陳夢家《殷代銅器(三篇)》,第23頁。

[68]《通鑑》:“腹内側有一個獸首鋬,不能容指,純屬裝飾。”

[69]參曹錦炎、李則斌《盱眙江都王墓出土越國鳥蟲書錞于銘文研究》,“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上海復旦大學,2015年12月12-13日。

[70]李濟認爲,盤盛盥水只是其用處的一種,魚紋飾表示其用來盛裝烹好的鮮魚。參《殷墟青銅器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4月,第418頁。


文章原刊西南大學出土文獻綜合研究中心、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主辦:《出土文獻綜合研究集刊》第四輯,巴蜀書社2016年6月。刊發後又略有增補。感謝作者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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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先秦秦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