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叶剑英在海南。

叶剑英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作为军事家,在开国十大元帅中,他的经历有特别的传奇色彩。

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诞生了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和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参加这次起义的将士中,后来诞生六位共和国的元帅,他们是:朱德、贺龙、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和林彪。叶剑英虽然没有参加这次起义,但他在起义发动前的关键时刻,得知国民党反动派要围歼贺龙、叶挺所部的阴谋,连夜通报叶挺,使贺、叶部火速移师南昌,保证了起义的顺利实现。因此说他是南昌起义的一位特殊的决策者。长征途中,在党中央与张国焘的那场斗争中,叶剑英从电报中发现张国焘的异动,及时报告毛泽东,使党中央立即决策北上,脱离险境。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赞扬他“立了大功、救了红军”。

在十大元帅中,唯有他没有统领过自己的部队,也没有亲自指挥过大兵团作战。但他以运筹帷幄见长,成为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指挥作战最得力的助手,深得统帅信任和倚重。抗美援朝胜利后,相对于战争年代,军队建设是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中进行的。叶剑英以他深厚的军事素养,居中调度,为新中国军队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坚持建军伟大纲领的古田会议精神

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毛泽东在龙岩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毛泽东在这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旗帜鲜明地召开古田会议,明确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2014年10月31日,习近平专程来到古田,出席正在这里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习近平深刻指出:“坚持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部队,是我军建设的一条基本原则,是能打仗、打胜仗的政治保证。过去我们是这么做的,现在也必须这么做。”

战争年代,叶剑英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工作,在十大元帅中,接触毛泽东、周恩来的时间最多,深受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影响,对于古田会议精神理解尤其深。1953 年 10 月,叶剑英离开中南到北京,在此后的20多年里,先后担任重要的军队职务。在十大元帅中,他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时间最长,坚持古田会议精神是他的工作常态。

从1954年 11 月开始,叶剑英相继在武装力量监察部和训练总监部担任领导。针对有人主张实行一长制,把政治工作摆在从属地位等错误思想,他明确指出,“我军在创建的开始,就确定了军事必须服从政治的原则。”“必须特别强调坚持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例如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度、民主制度、政治工作制度、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作风等等,以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质。”

◆1972年11月14日,粟裕(前排左起,新任第一政治委员)、叶剑英(原任院长兼政治委员)、宋时轮(新任院长)、王新亭(新任政治委员) 出席军事科学院领导班子交接大会。

1959年11月,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的叶剑英,为纪念古田会议30周年撰文,指出:“毛泽东同志以其杰出的天才和智慧,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军队的基本原理,总结了我军初创时期与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的经验,规定了我军建设的基本路线。”“这个决议的光辉一直照耀我军胜利的道路。”1963年1月,兼任中央军委军事训练和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的叶剑英在广州参谋工作会议上强调,“‘古田会议’为建设人民革命军队的新型的司令部奠定了基础。”1965年7月,他在全军院校政治教育改革会议上,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办抗大式的学校。他特别指出:“著名的古田会议,解决了很多问题,最中心的问题,就是解决了军事要服从政治的问题。这是我军几十年来建设的根本经验,我们院校要坚决贯彻执行。”

1966年1月,叶剑英升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这年的5月23日,开始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在此后的党的九大和十大上,他都被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尽管“文革”形势复杂,自己也有过被批判抄家、流放赋闲的遭遇,但叶剑英在大部分时间里,为稳定军队,发展军队建设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77年3月,他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再一次回顾了古田会议,说:“红军时期,毛主席提出‘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整顿部队……实践证明,部队每经过一次整顿,就大大前进一步。”1977年12月中央军委全会之后,邓小平等同意多数人的提议,决定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并明确把会议主题定为“集中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1978年5月,叶剑英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他以一整段的篇幅阐述了古田会议的划时代意义,他说:“古田会议,对我军建设,对我军政治工作的建设,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毛主席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是我军建军的伟大纲领。毛主席强调要对部队进行马列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主席指出,不提高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建立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毛主席着重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批判了把军事和政治两者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军事可以领导政治的错误思想,明确指出军事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批判单纯军事观点,就是批判脱离党的领导,轻视和不要政治工作的倾向。如果不纠正这种倾向,我们军队就会走国民党军阀主义的道路。从古田会议到现在,我军的政治工作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它的根本原则,它的基础,还是古田会议奠定的。”在结束讲话时叶剑英深情地说道:“导师创业垂千古。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其中就包括创建我军政治工作这个伟大业绩,它也是千古不朽的。”

大军演大练兵和科技强军

在新中国的历次大军演中,有个场地特别著名,那就是辽东半岛。这是唯一一个举行过两次大军演的地方。1955年我军在此首次举行三军联合大军演,史称“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半个多世纪后,2008年我军首次组织三军进行跨越两个半岛的联合演习,从山东半岛转战辽东半岛,史称“联合—2008”。

从人民军队诞生直至抗美援朝,我军都主要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抗美援朝胜利后,我军建设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时期。但是,面对美国依然苦心经营的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面对美国在中国周边国家集结大量军力,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的严峻局面,我军不得不加强战备,积极训练。而军事演习则是军事训练的高级形式,是提高部队素质和战备水平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特别是此时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到多个军、兵种,如何进行“合成”,并且要在原子弹和化学武器威胁条件下“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成为军队建设最迫切的课题。

1954年9月,叶剑英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1月9日,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1955年4月,被任命为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

抗美援朝中,美国曾多次对中国进行核讹诈,使毛泽东下决心要尽快搞出自己的原子弹。但大家对此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叶剑英态度鲜明,极力支持并赞同毛泽东、周恩来的意见,并就有关问题向毛泽东、周恩来请示报告。

在中国暂时没有原子武器的情况下进行有效有针对性的军事训练,是当时叶剑英考虑最多的问题。经过调查研究,他于1955年8月向军委提出了关于全军战斗训练原则的报告。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在原子武器条件下的军队训练和夜间战斗的训练。这个报告经军委批准,迅速下达全军施行。

为了落实毛泽东关于准备“大打”“打原子弹”的指示,并鉴于朝鲜战场出现的美军化学武器的威胁,1955年11月,叶剑英主持人民解放军空前规模的辽东半岛抗登陆演习,亲自担任总导演。之所以把地点选在辽东半岛,是因为近代以来的外国侵略者大多是从海上登陆入侵我国,对于有着漫长海岸线的中国,抗敌登陆作战显得尤为重要。为了组织好这次演习,叶剑英事前去辽东地区和部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和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因此缺席了9月27日在北京举行的授予他元帅军衔和勋章的仪式。

◆1955年11月,叶剑英主持辽东半岛方面军抗登陆战役中集团军海岸防御的军事演习。图为叶剑英给演习部队下达攻击命令。

在演习中,作为总导演的叶剑英,充分展现了他运筹帷幄的军事艺术水平。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有两点:第一是在演习过程中,十分重视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作指导。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十大军事原则对现代战争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二是在演习中坚持贯彻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政治工作原则,注重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整个演习,既坚持集团军党委集体领导,又充分发挥集团军首长组织指挥战役的积极性,探讨在现代战役中如何实行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问题。针对“现代战争规模很大,参与作战的军种、兵种很多,情况变化急剧,以及战争残酷性带来伤亡较大”等特点,叶剑英要求各级指挥员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高度的爱国主义,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并能主动地与友邻部队协同一致,达成战役、战斗的目的。他说:“在战争中,我们不仅要求军队积极顽强地进行作战,同时要求广大人民坚决支援我们作战,没有政治工作和政治条件也是不行的。政治工作在今后的战争中,不仅不应该削弱,相反的,更要加强。”

此次军演层次之高、规模之大、影响之深,是我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一次陆海空大规模多军兵种的“合成”演习、第一次包括7名元帅在内的800多名将帅一起参加军演。

演习结束后,在大连召开总结大会,叶剑英作总结,他指出这是一次成功的近似实战的“合成”军事大演习。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作了关于加强我军在未来战争条件下军事训练的报告。叶剑英的总结和彭德怀的报告,吹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进军的号角。

1959年9月,中共中央组成新的军事委员会,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分工负责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1960 年初,军委批准成立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研究委员会,叶剑英任主任。此前,叶剑英已经担任军事科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的院长兼政委。这样,他在领导全军军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同时,又担负起了领导全军院校和部队的教育训练工作的重任。

叶剑英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的重量。毛泽东在1958年号召全军军事训练要“以我为主”(即不照搬外军主要是苏军的模式)。一时间各大军区纷纷响应号召,积极寻求军事训练的改革方法。叶剑英结合自己军旅生涯,经过调研酝酿,很快提出:党委要以训练为中心,全面安排自己的工作,要像过去抓作战一样抓训练。要探索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以及现代战争要求和我军特点的训练方法。他特别强调,有了正确的训练方针还远不够,还必须有好的训练方法。

在新中国的军队军事训练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是诞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的郭兴福练兵方法。这种训练方法为何会风靡全军并影响至今?用最早发现郭兴福的李德生将军的话来说就是:“通过倡导和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这件事,直接领会到他(指叶剑英——引者注)的雄才大略。”

1963年秋,叶剑英从总参谋部编辑的一期《军训简报》上看到了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报道,立刻引起了他很大的关注。12月24日,他不顾天寒地冻,赶到江苏镇江参加总参谋部召集的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表演会。到镇江后,即向当地部队了解郭兴福练兵法的具体情况。李德生曾派四位参谋长期在郭兴福处搞调研并作记录。叶剑英到来后,一位参谋被安排在叶剑英身边随同。叶剑英向他详细询问了关于郭兴福的方方面面的情况。12月25日,在寒风刺骨的旷野上,郭兴福表演单兵进攻战术训练课目。部队给叶剑英搭了帐篷,可叶剑英穿着风衣跑出帐篷,紧跟在郭兴福身旁,不是在他前方就是在他后方,听着他一言一语,盯着他一招一式,一直跟了三个多小时。期间,他看到郭兴福班的一个战士一手能够把两个手榴弹投出去,而且投得很远,很猛,动作完成得干脆利落。他非常欣赏这位战士的勇猛作风,于是问那位参谋这个战士叫什么名字,参谋回答叫叶铁虎。并说:“这个铁是钢铁的铁,虎是老虎的虎。”叶剑英立刻说:“哦,真像个小老虎!”

回到北京后,叶剑英于12月27日写出了《建议军委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报告。这份报告特地写到了在叶铁虎身上体现出的“小老虎”精神。报告后来被送到了毛泽东的桌上。当看到文中“把兵练得一个个都像小老虎一样”这句话时,自我剖析有“七分虎气”的毛泽东,在那句话下面划了一条杠,说:“这一条我最感兴趣。”当看到报告中“郭兴福教学法继承了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一句时又说:“不仅是继承,而且有发展。”最后,毛泽东肯定和赞扬了郭兴福的教学方法,并对总参谋长罗瑞卿说:叶帅找到了一个好方法。1964年1月3日,军委转发叶剑英的报告,并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动。

尽管这次以郭兴福练兵法为标志的大练兵后来经历了曲折,同时其本身也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但它是新中国建军史上的一个独特的光辉篇章,则是公认的事实。1991年4月,南京军区隆重举行纪念郭兴福教学法创立30周年大会,当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总参谋长迟浩田出席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后,解放军三总部联合发文,号召全军指战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并在实践中加以继承和发扬。

辽东半岛大演习后,叶剑英更加感到加快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紧迫性。他觉得应该把当时各军兵种和各高级院校中已经分别建立起来的研究机构重新组合起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尽快出研究成果,特别是在总结自身战斗经验、编写适合我军实际情况的条令和研究外国军事发展等几个方面。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叶剑英于1956年秋向军委和毛泽东提出建立军事科学院,全面系统地开展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建议。

当时,毛泽东已经一直在考虑如何以我为主,总结我军经验,借鉴外军经验,发展中国的军事科学。因此,1956年冬,当叶剑英把一份关于创建军事科学院的报告呈给毛泽东时,毛泽东立即同意叶的建议,并爽快地答应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1958年3月15日,经党中央、毛泽东批准,军事科学院正式成立。由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点将,叶剑英出任首任院长兼政治委员,一批身经百战的大将和上将担任了院领导职务。在建院大会上,叶剑英在讲话中强调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人民解放军经验,从事军事科学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军事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是研究战争的理论科学。世界上有很多理论,不一定都是科学,而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却是真正的科学。这种理论概括起来就是毛主席常说的战争的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这个“开学第一课”,使得来自四面八方的研究人员迅速统一了认识,明确了方向。

不久,叶剑英向毛泽东写出报告,提出了军事科学研究的方针、任务、对策及方法等一系列建议和设想。其中提到了两个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一个是部队和学校训练所采用的各种条令均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与我军具体情况有一定的差距,已经在实践中导致了不必要的损失。因此编写适合我军的作战条令,成为当务之急。其二,加强在战役和战术方面的全面的总结,避免年久失传。叶剑英在报告中提出的各种意见和建议,得到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赞同。1958年7月间,毛泽东指示说:“我们应该集中一批有丰富经验和战斗经验的同志,搞出一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

叶剑英招贤纳才,集思广益,排除干扰,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经过军事科学院和全军共同努力、反复修改的《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合成步兵战斗条令》《合成军队军师战斗条令》《合成军队团营战斗条令》以及《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政治工作条例》等,从1961年至1964年先后经军委批准颁发全军试行,成为我军作战法规建设的第一块基石。

◆1958年3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正式成立。图为叶剑英同军事科学院全体人员合影。

从建院到1966年,军科院除了在作战法规建设方面取得显著进展外,在对现代战争特点的新认识,开展重大学术课题研究,摸索符合科研规律的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力地促进了我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三次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1966年5月,叶剑英第一次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接着“文革”就开始了。在复杂的形势下,在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叶剑英把坚定的原则性和高超的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为军队的稳定和建设,做出了特别的贡献。

毛泽东曾称赞叶剑英“大事不糊涂”。对叶剑英来说,这个“大事”,就军队建设而言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文革”初始,他凭着自己长期以来对毛泽东、周恩来的熟知,审时度势地推动颁布一系列稳定军队的指示、决定和通知,例如“八条命令”“七项规定”等等,对“文革”初期军队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效地维护了军队的团结,也就是维护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军队院校是军队系统当时最容易乱的地方。有多年管理军队院校的经验,在师生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叶剑英,利用参加来北京串联的军队院校师生大会的机会,与师生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耐心劝说他们遵守军队纪律,尽快返校复课,并提醒他们“不要被坏人利用”,要“走正道”。叶剑英和其他军委领导的正面说服教育,不但使那些串联的师生受到了及时的、深刻的教育,同时也影响到广大的党内外干部群众。

1969年4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经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提议,继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叶剑英再次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再次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73年8月,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叶剑英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自从“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一直考虑如何保持军队的长期稳定,如何保证军队的集中统一,也就是如何保证党指挥枪的原则不动摇。这时,叶剑英和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向毛泽东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建议。毛泽东采纳了这个建议。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开始不久,毛泽东便说道:“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说罢,他面朝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是我军建军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在当时就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有位著名的海外学者指出:“这一命令是中国地方军事主义走向衰落的主要迹象。”邓小平后来回顾这件事时指出,“这是因为毛主席很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由此可以看出,叶剑英对古田会议精神的理解不但非常深刻,而且持之以恒。有学者称,叶剑英是“文革”期间“横亘在野心家篡党乱军路上的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

1975年6、7月间,叶剑英和邓小平一起,主持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叶剑英遵循毛泽东的“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的指导方针,在会上就国际形势、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干部等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在他主持下,对全军二十几个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配备。这对当时稳定全军乃至全国的形势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77年3月7日,叶剑英第三次主持军委日常工作。3月24日,他主持召开中央军委座谈会,专门研究解决军队建设中思想路线的是非问题。他提出亟须澄清的十个问题,即十个“应该不应该”。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应该不应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然后以此为中心展开其它九个问题。他对十个“应该不应该”的肯定回答,再一次为军队建设明确了方向。随后,他不顾年事已高,亲自抓各总部,各军兵种机关、军事院校和各大军区领导班子的配备工作。对军、师、团各级领导班子的配备,也提出了具体的标准和要求。所有这些的落脚点,都是从组织上保证人民军队始终处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1977年7月31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的隆重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的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回顾了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培育领导下,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光辉历史,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他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容概括为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三个方面,并分别作了具体阐述。12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叶剑英在报告中提出了军队建设要抓好十项任务,其中特别提到要贯彻毛泽东战略思想,做好战争准备;要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要把教育训练提到战略地位,加强军事科学的研究;要恢复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等等。叶剑英的这一报告,成为指导人民解放军在新的历史转变时期进行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今天回顾这个报告,可以感到对我军建设仍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1978年3月,在军事科学院建院20周年之际,叶剑英特意撰写了题为《发展我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军事科学》的纪念文章。文章回顾了人民解放军历史,进一步阐述军事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再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军事科学研究的任务和方针:“我们军事科学研究工作面临的根本任务,就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总结我军经验,认真研究敌人,有选择地吸取外国军事上的有益经验,探索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指导规律,为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服务。”

2006年,军事科学院设立了以叶剑英名字命名的“叶剑英军事科研奖”。叶剑英的“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诗句,将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我军指战员,特别是我军科研人员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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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党史博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