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  历史很有趣,但很多采用传统教学方式的课堂却让学生考完试就不想再碰历史课本;读史使人明智,但并不是每一个读过史书的人都能理性看待世事。外滩君专访北京十一学校历史特级教师魏勇,请他聊聊他眼中好的历史课应该怎么上。在魏老师看来,历史教学的重点决不是识记知识,而是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文、编辑 |  闻琛  

摄影 | 洪宇哲

 

在中国时下最火的演讲类视频节目《一席》里,魏勇说:从站上讲台第一天起,我就不想照本宣科

 

魏勇是历史老师,现任教于颇具改革创新勇气、用走班制和分层教学等方式最大程度实现个性化教育的北京十一学校。对历史老师来说,照本宣科大概是最省事的方式——当然这种教法学生不会买账,作为会琢磨“怎么上课,学生才喜欢”的特级教师,魏勇自己也不会满意。


▲ 魏勇老师所著的《怎么上课,学生才喜欢》

 

在演讲中,他戏称历史课是“背多分”——多背背分就多了。这也是我们很多人对历史课的印象。只关注分数、只用背的方式学历史,结果就是考完就忘,更要命的是,还有很多学生从此就对历史失去了兴趣。

 

那么,作为一名有着20多年教学经验的历史老师,他眼中好的历史课是什么样的?趁魏老师在苏州参加教研活动的间隙,外滩君对他进行了专访。


 

课堂观
闲适交流胜过地毯式轰炸

1

 

在我们的课堂里,最好的学生和最差的学生表现是一样的,都不专心,都干别的事儿,只不过原因不一样,差生是听不懂,好的学生是觉得你很无聊,我不如自己干点有聊的事儿。


魏老师说,他的课堂是没有起立问好这一项的,他一上来就会跟学生聊“你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啊”,“昨天发生什么啦”,然后再聊他自己的事儿。在他看来,好的老师都会选择与自己的天性比较一致的教学方式,而他的天性就是更喜欢这种自然的、闲适的交流。

 

“我的体会是,这种情况下的交流最容易产生灵感和创造性。其实所有人都会喜欢这种说话方式,而不是有一个人居高临下地说‘我在给你讲课啊,我是在输出信息,你在接收信息’。大家都喜欢互动、平等。”

 

“能这样闲适交流的确是非常理想的状态,但这样慢悠悠的,完不成教学任务怎么办?”外滩君问。

 

魏老师说,这就涉及到“课堂观”,即如何理解效率的问题。教参和国家课程标准会规定一节课中若干知识能力的目标和任务,在大部分老师眼中,如果这节课能准时地、完整地完成上述目标,甚至还能在课堂上检测、巩固、练习,那就算成功了。

 

“从常规的评价标准来看,走一套这样的流程当然是高效的,所有的知识点都覆盖了,能力目标体现了,还有巩固复习这些环节。但是你想想,我们就是被这套地毯式轰炸的教育系统轰炸出来的,高考结束后,还剩了什么呢?

 

在魏老师看来,课堂上的某些小插曲表面上看跟教学内容没什么关系,但有助于学生松弛下来,有助于拉近学生和老师之间的距离,这时老师输出的信息才是高效的。这种教学方式对老师有一定的要求,但并非不可实现,只不过大多数老师没有尝试这么去做而已。

 

历史
在历史的丰富细节中学会思辨

2

 

人主观上都有一种冲动——不惜一切代价来论证自己的观点站得住脚,不管史料可不可靠,即便有瑕疵也假装没看见。老师就要教导学生超越这种人性。

 

魏老师在十一学校教的是理科班历史,因为没有应试的压力,他和教研组的同事们就无须追求体系上的大而全,可以有更多时间来把重要的历史事件讲深讲透。在他看来,这样的教法反而更能体现历史教学的本质——即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在他们所编写的校本教材《中外重大历史事件回眸》中,除了正文的叙述,还大篇幅地引入了一般教科书所没有的史料,尤其是那些与正文叙述观点相对立的史料,让学生一开始就置身于历史的矛盾情境当中。“这很重要,人要学会站在矛盾的情境中来收获和思考,不要逃避,不要讨厌,要习惯。习惯了这个,理性才能发育。”魏老师说。

 

在讲到近代中国为什么会出现租界时,魏老师除了让学生从政治、历史等宏观层面去观照,也提供了不少反映生活细节的史料。他说,当时沿海几个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对外开放,有大量外国人因为经商或旅行而在这些城市聚居。“外国女子经常穿着裙子、裸着手臂就上街了,清政府官员看了觉得伤风败俗,担心以夷变夏,就希望他们能集中在一块儿生活。同时,洋人也发现跟中国人杂居容易引发各种冲突,当时的中国人还缺乏公共规则意识,甚至还随地大小便。双方都有这个意愿,一拍即合。”

 

魏老师说,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接触过这些史料,这就是我们历史教育的一个短板,还原性很差。除了上层建筑,还要有生活化的还原,你才能理解为什么当时的人会这么选择。“一方面,我们确实需要宏大叙事,你才能看到宽阔的历史长河流向的规律,不然就会迷失。但是不能因此就放弃对某一段历史河流的采样分析,不然就不知道这河流里面到底是怎么藏污纳垢的,两者需要结合。”

 

在培养批判性思维的过程中,史料的甄别至关重要。魏老师说,一般他都会提出路径和方法,指导学生如何用史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并区分观点和所引用史料的关联性是强因果、弱因果,还是中等程度的因果关系。

 

“要看史料的提供者和内容的关联性,史料提供者的立场会影响到内容的可靠性,要有意识地提醒,学生不一定知道。比如你找到一幅波兰八十年代的图片,讲波兰的商店货架上空空如也,那个时候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波兰,这个照片是摆拍的、抹黑社会主义波兰的?还是真实的写照?你就要看这个图片提供者的立场。如果它是团结工会反对党提供的,可靠性就要打问号,如果是波兰官方通讯社提供的,那基本上是可靠的,你要考虑到他的立场。”

 

魏老师说,这种思辨的方式他会在课堂中不断重复,一次不行,因为中学生形成这样的意识需要很多次重复的体验——不是教育,是体验。多几次体验以后就明白了,自然就掌握了。

 

一次理想的专题课
以洋务运动为例

3

 

观察中国近代第一次改革为什么会失败,有助于我们观察当下的改革,评价和分析当下的现实。我们学历史,不是把它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而是为了更好地观察现实,客观合理地评价我们这个时代。

 

说起洋务运动,你会想起什么?

 

主流的观点也许就是:洋务运动是一场不彻底的近代的改良运动,目的是维护清朝的统治,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中国的国防实力也有提升。但是它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它是失败的。

 

那么,它为什么不彻底?为什么“中体西用”,而不是像日本那样“脱亚入欧”?洋务运动失败了,但几乎同时期进行的明治维新却成功了,原因是什么?

 

在传统的历史课中,明治维新是放在世界史里单独学的,但是在魏老师的课堂上,却打破了这种割裂,“需要什么就拿什么过来”,通过对照比较,让学生意识到,同样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为什么两个国家会有不同的路径、不同的结果。

 

魏老师会引导学生从中日各自的国情、当时改革的领导者等维度去比较。比如说,儒家文化圈以中国为中心,中国向来以文化的输出者自居,但日本处于文化圈的边缘,向来的身份是学习者。对日本人来说,不学中国学西方,只是改变了学习的对象,心态没有发生变化;而中国是老师,现在要变成学生来学习西方,心理转换的难度就大很多。

 

其次,从领导者角度来说,中国是文官集团,日本是武士集团。文官集团的理学修养非常深厚,对理学有着深厚的感情,如果西方文明与之有冲突,他们会选择站在传统一边,即便被迫改革,也舍不得彻底改。而日本没有科举制度,武士集团虽然也受了中国儒学的一些影响,但功底不深。而且武士需要亲自打仗,这造就了他们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在日本战后最杰出的首相吉田茂所著的《激荡的百年史》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日本要强大,便不能不拥有军舰,我们要拥有军舰,便不能不拥有工厂,我们要拥有工厂,便不能不发展工商业,我们要发展工商业,便不得不和儒家的伦理相冲突,便不得不放弃儒家。

 

虽然中国也是这样倒推的,但是我们的情感太强烈了,舍不得,所以就会找借口来保护自己的传统。

 

在魏老师看来,这些内容如果不是作为一个专题,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展开和讲透的。他通常都会提供几个思考的维度,并提供一些史料,引导学生自己去比较、梳理,通过讨论和分享真正理清这些历史脉络。

 

关于应试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怎么办

4

 

呵护兴趣是比所谓的传授知识、能力更长远、更重要的意义和目标,因为人是需要终身学习的,而终身学习是需要学习的愿望来支撑的,学习的愿望需要一个人在幼年、少年的时候不被老师所扼杀掉。


没有应试压力的理科班的历史课可以往通透了讲,那对于有应试需求的学生,又该怎么办呢?

 

对此,曾在8年中教过6届高三、一度把应试教育“玩”得风生水起的魏老师早已深思熟虑。他说:应试是现实的需求,但就像下围棋一样,一定要留一口气,保留、保存学生的一些好奇心。如果没有这个意识,就很可能“做死”,等到学生进入大学以后,很可能就会对你教的学科完全没了兴趣。

 

除了把握应试与呵护学生求知欲之间的平衡,魏老师还特别强调关联性思维。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在学习某一知识时,第一个心理活动就是:我为什么要学它?它跟我有什么关系?如果找到了关系就容易感兴趣。

 

老师要做的,就是搭建这个桥梁,找到教学内容与学生之间的关联性,就相当于先挖了一个坑,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然后再去满足它。如果没有这个坑,直接把土堆在那儿,学生的心灵是容纳不下的。魏老师觉得,这种意识其实是通用的,所有的学科都应该将当下所教的知识,与学生的现实生活和经验建立尽可能自然的联系。


 

在苏州期间,魏老师还参加了一场“无用读书会”。在读书会上,他向书友们推荐的是日本作家盐野七生的《罗马人的故事》。在他看来,盐野七生的书不但适合学生,也适合成年人看,因为她写罗马人的故事,不仅有一定的考证,还有很独特的体验。“在学术界看来,这样的写法不甚规范,但不是所有的历史事件都会留下让后人可以考证的依据,尤其是罗马早期的历史,并没有太多的文字记载。如果只是通过已有的证据来说话,就会折叠掉历史很多的丰富性。”魏老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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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外滩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