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汪曾祺

原标题 |《礼拜天的早晨》

摘自 |《一定要,爱着点什么》

终于,周末了!忙碌了一周,有机会好好休息了。

不知明天是晴天?阴天?还是下雨?不过没关系,周末总是使人愉快的,愉快的心情,每天都是晴空万里。

汪老先生说:“洗澡实在是很舒服的事。是最舒服的事。”想想,周末惬意的时光,身体与水的碰撞,疲倦慢慢消失,思绪飞扬……唔——好舒服,太阳照在手上,好干净。周末,似乎一切都会不错的样子。

洗澡实在是很舒服的事。是最舒服的事。有什么享受比它更完满,更丰盛,更精致的?——没有,酒,水果,运动,谈话,打猎,——打猎不知道怎么样,我没有打过猎……没有。没有比“浴”更美的字了,多好啊,这么懒洋洋地躺着,把身体交给了水,又厚又温柔,一朵星云浮在火气里。——我什么时候来的?我已经躺了多少时候?——今天是礼拜天!我们整天匆匆忙忙的干什么呢?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情非做不可呢?——记住送衣服去洗!再不洗不行了,这是最后一件衬衫。今天邮局关得早,我得去寄信。现在——表在口袋里,一定还不到八点罢。邮局四点才关。可是时间不知道怎么就过去了。“吃饭的时候”……“洗脸的时候”……从哪里过去了?——不,今天是礼拜天,杨柳,鸽子,教堂的钟声——教堂的钟声一点也不感动我,我很麻木,没有办法!——今天早晨我看见一棵凤仙花。我还是什么时候看见凤仙花的?凤仙花感动我。早安,凤仙花!

澡盆里抽烟总不大方便。烟顶容易沾水,碰一碰就潮了。最严重的失望!把一个人的烟卷浇上水是最残忍的事。很好,我的烟都很好,齐臻臻地排在盒子里,挺直,饱满,有样子。劄,劄,劄,抽出来一支,——舒服!……水是可怕的,不可抵抗,妖法,我沉下去,散开来,融化了。啊——现在只有我的头还没有湿透,里头有许多空隙,可是与我的身体不相属,有点畸零,于是很重。我的身体呢?我的身体己经离得我很遥远了,渺茫了,一个渺茫的记忆,害过脑膜炎抽空了脊髓的痴人的,又固执又空洞。一个空壳子,枯索而生硬,没有汁水,只是一个概念了。我睡了,睡着了,垂着头,像马拉,来不及说一句话。

(……马拉的脸像青蛙。)

我的耳朵底子有点痒,阿呀痒,痒得我不由自主地一摇头。水摇在我的身体里顶秘奥的地方。是水,是——一只知了叫起来,在那棵大树上(槐树,太阳映得叶子一半透明了),在凤仙花上,在我的耳朵里叫起来。无限的一分钟过去了。今天是礼拜天。可怜虫亦可以休矣,都秋天了。邮局四点关门。我好像很高兴,很有精神,很新鲜。是的,虽然我似乎还不大真实。可是我得从水里走出来了。我走出来,走出来了。我的音乐呢?我的音乐还没有凝结。我不等了。

可是我站在我睡着的身上拧毛巾的时候我完全在另一个世界里了。我不知道今天怎么带上两条毛巾,我把两条毛巾裹在一起拧,毛巾很大。

你有过?……一定有过!我们都是那么大起来的,都曾经拧不动毛巾过。那该是几岁上?你的母亲呢?你母亲留给你一些什么记忆?祝福你有好母亲。我没有,我很小就没有母亲。可是我觉得别人给我们洗脸举动都很粗暴。也许母亲不同,母亲的温柔不尽且无边。除了为了虚荣心,很少小孩子不怕洗脸的。不是怕洗脸,怕唤起遗忘的惨切经验,推翻了推翻过的对于人生的最初认识。无法推翻的呀,多么可悲的认识。每一个小孩子都是真正的厌世家。只有接受不断的现实之后他们才活得下来。我们打一开头就没有被当作一回事,于是我们只有坚强,而我们知道我们的武器是沉默。一边我们本着我们的人生观,我们恨着,一边尽让粗蠢的,野蛮的,没有教养的手在我们脸上蹂躏,把我们的鼻子搓来搓去,挖我们的鼻孔,掏我们的耳朵,在我们的皮肤上发泄他们一生的积怨。我们的颚骨在瓷盆边上不停地敲击,我们的脖子拼命伸出去,伸得酸得像一把咸菜,可是我们不说话。喔,祝福你们有好母亲,我没有,我从来不给我洗脸的人一毫感激。我高兴我没有装假。是的,我是属于那种又柔弱又倔强的性情的。在胰子水辣着我的眼睛,剧烈的摩擦之后,皮肤紧张而兴奋的时候,我有一种英雄式的复仇意识,准备什么都咽在肚里。于是,末了,总有一天,手巾往脸盆里一掼:“你自己洗!”

我不用说那种难堪的羞辱,那种完全被击得粉碎的情形你们一定能够懂得。我当时想什么?——死。然而我不能死。人家不让我们死,我不哭。也许我做了几个没有意义的举动,动物性的举动,我猜我当时像一个临枪毙前的人。可是从破碎的动作中,从感觉到那种破碎,我渐渐知道我正在恢复;从颤抖中我知道我要稳定,从瘫软中我站起来,我重新有我的人格,经过一度熬炼的。

可是我的毛巾在手里,我刚才想的什么呢;我跑到夹层里头去了,我只是有一点孤独,一点孤独的苦味甜蜜地泛上来,像土里沁出水分。也许因为是秋天。一点乡愁,就像那棵凤仙花。——可是洗一个脸是多累人的事呀。你只要把洗脸盆搁得跟下巴一样高,就会记起那一个好像已经逝去的阶段了。手巾真大,手指头总是把不牢,使不上劲,挤来挤去,总不对,不是那么回事。这都不要紧。这是一个事实。事实没有要紧的。要紧的是你的不能胜任之感,你的自卑。你觉得你可怜极了。你不喜欢怜悯。——到末了,还是洗了一个半干不湿的脸,永远不痛快,不满足,窝窝囊囊。冷风来一拂,你脸上透进去一层忧愁。现在是九月,草上笼了一层红光了。手巾搭在架子上,一副悲哀的形象。水沿着毛巾边上的须须滴下来,劄——劄——劄——地板上湿了一大块,渐渐地往里头沁,人生多么灰暗。

我看到那个老式的硬木洗脸桌子。形制安排得不大调和。经过这么些时候的折冲,究竟错误在哪一方面已经看不出来了,只是看上去未免僵窘。后面伸起来一个屏架,似乎本是配更大一号的桌子的。几根小圆柱子支住繁重的雕饰。松鼠葡萄。我永远忘不了松鼠的太尖的嘴,身上粗略的几笔象征的毛,一个厚重的尾巴。右边的一只,一个代表。每天早晨我都看它一次。葡萄总是十粒一串,排列是四,三,二,一。每粒一样大。我清清楚楚记得那张桌子的木质,那些纹理,只要远远地让我看到不拘哪里一角我就知道。有时太阳从镂空的地方透过来,斜落在地板上,被来往的人体截断,在那个白地印蓝花的窗帘拉起来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厚瓷的肥皂缸,不上釉的牙口摩擦的声音;那些小抽屉上的铜叶瓣,时常嘚嘚地自己敲出声音,地板有点松了;那个嵌在屏架上头的椭圆形大镜子,除了一块走了水银的灰红色云瘢之外什么都看不见。太高了,只照见天花板。——有时爬在凳子上,我们从里头看见这间屋子的某部分的一个特写。我仿佛又在那个坚实,平板,充满了不必要的家具的大房间里了。我在里头住了好些年,一直到我搬到学校的宿舍里去寄宿。……有一张老式的“玻璃灯”挂在天花板上。周围垂下一圈坠子,非常之高贵的颜色。琥珀色的,玫瑰红的,天蓝的,透明的。——透明也是一种颜色。蓝色很深,总是最先看到。所以我有时说及那张灯只说“垂着蓝色的玻璃坠子”,而我不觉得少说了什么。明澈——虽然落上不少灰尘了,含蓄,不动。是的,从来没有一个时候现出一点不同的样子。有一天会被移走么?——喔,完全不可想象的事。就是这么永远的寂然的结挂在那个老地方,深藏,固定,在我童年生活过来的朦胧的房屋之中。——从来没有点过。

……我想到那些木格窗子了,想到窗子外的青灰墙,墙上的漏痕,青苔气味,那些未经一点剧烈的伤残,完全天然销蚀的青灰,露着非常的古厚和不可挽救的衰索之气。我想起下雨之前。想起游丝无力的飘转。想起……可是我一定得穿衣服了。我有点腻。——我喜欢我的这件衬衫。太阳照在我的手上,好干净。今天似乎一切都会不错的样子。礼拜天?我从心里欢呼出来。我不是很快乐么?是的,在我拧手巾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很快乐。我想到邮局门前的又安静又热闹的空气,非常舒服的空气,生活,——而抽一根烟的欲望立刻湮没了我,像潮水湮没了沙滩。我笑了。

以上文字整理自汪曾祺《一定要,爱着点什么》。

图片来自网络。

汪曾祺(1920.3.5-1997.5.16)

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师从沈从文先生的文学大师,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位纯粹的文人。唯一一位衔接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散文大师。贾平凹称他为“文狐”,最新散文集《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已出版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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