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维舟


菲佣将进入中国五大城市就业的消息,这几天来已广为人知。考虑到近年来中国城市中产家庭对高端家政服务人员的需求增长和中菲两国关系一年来的快速升温,这事无论就市场逻辑还是政治逻辑而言,都可说是顺利成章的事。不过普通人对这个话题最关注的还是对这些菲佣可能开出的薪水:“什么?佣人月薪1万3?城市白领也不过如此吧。”

这种普遍的下意识反应正表明了中国人在面对菲佣时的文化不适,因为在中国人的固有观念中,“服侍人”的“佣人”与体面的“白领”从来是不好比的,然而很久以来,对相当多的菲律宾女性来说,“佣人”恰恰正是她们的“白领职业”。

在汉语中,仅有菲律宾这个国家与“佣”字相连,可见这也算是该国特产。这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劳务输出形式那么简单,事实上,这种现象是与一系列社会结构乃至全球性趋势紧密相关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菲佣不仅是一个国家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缩影,而且由此也才能更好地理解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开放菲佣”问题。

▍菲佣是怎样成为菲律宾“特产”的

香港的菲佣市场


简单地说,菲佣的产生,源自于菲律宾特殊殖民地历史(所谓“在西班牙修道院240年随后又在好莱坞50年”)、国家-社会形态(它被恰当地称为“亚洲的拉美国家”),以及一种依附性的产业结构。这可能听起来很抽象,那这么说吧:菲佣是一群受了良好教育,但在本国无法充分就业的专职服务人员,恰好搭上了全球化的班车,于是成了这个国家最具竞争力的“出口商品”。

在殖民地时代,菲律宾的经济严重依赖于宗主国(1930年进出口分别有85%和75%对美国进行),贸易被外国人所控制,本地人难以从每年新增的财富中分一杯羹——1907年,占人口1%的外国人缴纳了菲律宾政府税收的80%。不仅如此,本国的权力也是高度集中:菲律宾的政治和经济由约80个家族控制;前五大家族控制企业总市值的百分比,菲律宾(43%)在东亚最高,不仅高于印度尼西亚(41%),更远超泰国(32%)、韩国(29%)、新加坡(20%)、台湾(15%),而日本仅占2%。

从殖民经济中所获得的巨额利润,大部分没有重新投入到当地生产企业中,而是要么大量流出,要么用于消费。这样,殖民地的制造业受到压制,脱离农村的人很少能在工厂找到就业机会,社会心态又羡慕这些权贵高高在上的生活,这种畸形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就使得当地人涌入为权贵服务的行业来谋生。

与此同时,菲律宾人在美国统治时期又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903年菲律宾10岁以上的人口有20%的人会读书识字,其中女性为10.7%;这个数字看似很低,但要知道当时别国更低——1920年爪哇只有6.83%的成年男子和0.26%的成年女子会读书识字,1901年印度成年女性仅0.7%识字。相比起来,美国人至少把菲律宾妇女从西班牙时代的社会和政治束缚中解放出来,让她们接受教育,可以自由外出,甚至没有女伴也可以参加社交宴会,并于1937年成为亚洲最早享有选举权的妇女。

不仅如此,当时的菲律宾是在所有殖民地国家中拥有最广泛高等教育的一个,早在1908年就创办了菲律宾国立大学。1919年菲律宾的识字率已达到50%(印度12%,印尼8%,法属印度支那10%);到了1940年代,菲律宾的国民素质在整个东南亚首屈一指,识字率位居第一。每十万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菲律宾1975年是1808人,远高于泰国(316人)和马来西亚(266人),到了1995年(2760人)仍领先这两国一大截(泰国2096人,马来西亚971人)。直至21世纪初,菲律宾人仍有高达94%的人能阅读和理解至少一种语言或方言,识字率在亚洲仅次于日韩。这其中,菲律宾女性由于社会的宽松自由,所受到的教育之良好,长期以来可说尤其是其它东亚、东南亚国家所不可企及的。

《菲律宾共和国:历史、政府与文明》,商务印书馆,1979


这“培训”出了亚洲最为“世界性”的民族,正如《菲律宾共和国:历史、政府与文明》一书中说的,菲律宾人“在服装、风俗、趣味、语言、教育、政治方面,他们是亚洲所有民族中最西方化了的”。

1948年,菲律宾有高达37%的人以英语为母语,这是他们要与前殖民地宗主国美国打交道所必备的工具。在那种社会风气下,菲律宾人喜欢消费(它是东亚各国中储蓄率最低的)、爱奢侈,尤其倾向于“白领”职务而不愿干苦活。美国经济学家J.K.加尔布雷斯因而曾挖苦地提到加州的菲律宾工人:“债务的压力和衣着的竞争,很快使得这个快乐懒散的种族变成了现代的劳动力。”

然而,他们所受的教育虽好,却受困于国内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而无法充分就业。一方面,菲律宾比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的教育发展起步更早且发展更稳;但另一面,国家自身迟缓的经济发展和制造业的过低比重(1960年仅占GDP的18%),却不能吸纳这么多“超前”的优质劳动力,而民众心态又普遍憧憬着服务性行业中的白领职业。雪上加霜的是,菲律宾的人口又以极快的速度膨胀:1948年1925万人,到1975年翻了一番还不止(4207万),1990年达到6070万,而如今已突破1亿(2016年1.026亿)。国内常嘲讽中国人太能生,但近七十年中国人口不过增长两倍半,菲律宾却是五倍!原因之一是该国势力极强的天主教会严禁堕胎。

尽管在二战后菲律宾曾接受大笔美援和日本战争赔款而迅速发展,但在半个世纪的发展中,却大大落后于东亚邻国。如今中国人在看待菲律宾时,多半带有一种看着隔壁穷邻居的心态——去年菲律宾的人均GDP仅相当于中国的53%,只比国内垫底的甘肃(全国平均值的51%)略高。

然而,如果时光倒转七十年,它可曾是亚洲东部仅次于日本的发达国家:经济史学家Angus Maddison曾以1990年国际元为基准估算的人均GDP,1950年菲律宾是1070元,相当于日本(1926元)的一半多,但高于韩国(770元),更是中国大陆(439元)的两倍多,也远高于东南亚各国。然而好景不长,之后半个世纪里它陆续被台湾(1960年)、韩国(1969年)、泰国(1977年)、中国大陆(1992年)等地区超过。到1999年,菲律宾人均GDP竟然比1982年还低了5%。

菲佣的兴起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1960年代末之后,由巨头家族操控的菲律宾政治体制导向了对国家资源寄生性的掠夺,到二十年后已使菲律宾滑落成为东南亚最萧条、贫穷的社会,外债暴增,而这些贪腐行为没有一起曾得到过成功的起诉。

与此同时,30%的菲律宾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每个受教育的菲律宾人都被鼓舞着去更好的地方去发展自己的才能,因为只有离开家乡远走高飞才能发迹;而此时,菲律宾的经济结构又自然地将他们引导到现代服务业中,且女性从中找到更多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因为长久以来,正是在为美国士兵和外商的服务提供了一个收入相当可观的专业化市场,并极大地促进了妇女加入劳动力队伍。不仅如此,由于自从殖民地时代以来的特殊经历,使得菲律宾人在这一领域找到了自己最有竞争力的“比较优势”。

这些因素叠加的结果,使菲律宾从1980年代起成为一个专业人员以及帮佣和演艺人员的输出国,也说明了为什么菲律宾的劳动力没有分配在本国。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搭乘了全球化的班车。2002年,估计有740万菲律宾人(占全国总人口10%、劳动力的21%),在182个国家汇回款项74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菲律宾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9%,2006年侨汇增至152亿美元,而去年是269亿美元。据估计,有2250万-3500万菲律宾人(相当于全国人口的近一半)直接或间接依靠这些汇款生活。

世界史学者麦克尼尔父子在《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一书中说道:“20世纪晚期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从香港到雅典或纽约,到处都是专门做家庭佣人和保姆的大量菲律宾妇女。这种菲佣现象就是一种全球化的标志:过去世界各地的家庭佣人劳动力市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雇用本地人。”的确如此。我们现在面对的菲佣进入中国五大城市不过是这个全球化浪潮的最新一幕。

《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菲佣会刷新中国人的认识吗

由于历史经历的截然不同和文化差异,普通中国人很难理解并接受菲佣。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所理解的“佣人”是一种人身依附性质的角色,而不是一个与自身平等的专业人员(只不过他/她是在你家里为你服务而已)。在下意识里,中国人也常常把“服务”理解为低人一等的“服侍”,有着某种“有钱就是爷”的心态。

别说是对仆佣,男权传统严重的家庭里,男主人往往自视为唯一的“主人”。《印度的呐喊》一书中揶揄“印度特色体现在分不清楚妻子到底是爱人还是女仆”,这句话完全可以挪用来指不少传统观念浓厚的中国人。在家庭内,这与其说是“分工的不同”,不如说是尊卑之别,并带着强烈的人身依附色彩。就像上海人对女佣的称呼“阿姨”所暗示的那样,中国人理解的主仆关系不像其它工作那样是一种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契约关系,彼此都有选择的自由,倒不如说更接近亲属关系——仆人是家庭里地位较低的成员,而穷亲戚或地位较低的成员(包括现在一些年老的父母对成年子女的态度),也往往是事实上的仆人。

这种紧密的关系不易解除,要求一部分家庭成员长期任劳任怨地从事无报酬的家务工作;实际上,直到晚清时的上海(也只有当时上海才能这样),女佣才开始有了自主选择东家的权力,这在传统时代是无法想象的。

不仅如此,这种观念还假定,“家务活”不过是“女人干的杂事”,没有专业性可言,也不值得重视,算不得是“工作”。1995年日本博报堂所做的中日两国年轻女性理想职业调查表明,上海年轻女性的理想职业,排第一是企业CEO,而日本女性认为最理想的却是“家庭主妇”。当时许多中国人的想法恐怕是:“家庭主妇”也能算一个“职业”吗?更别提是“理想职业”了——那只是“收拾家务”啊!

在此情形下,就不难理解中国人最在意的是菲佣1万3的月薪了——因为传统上中国人要么不会为家务活而付薪水,要么认为这些杂事不值得付多少钱。

和欧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长久以来的历史中,一直是一个劳动力充裕乃至过剩的国家,人力相当低廉,仆佣更是如此:晚清时男仆一般年工资11.5两银子,女仆仅有9.2两,还低于厨师(24两)和车夫(72两)。1934年,一位上海职业妇女留下的家庭日记账簿表明:在月薪180元中,她每月开支伙食费28元、房租25元、宴席12元,而雇一个女佣所付仅为4元,相当于她月收入的2%或买报纸花费的两倍。

当然,即便是近代西方社会,早期雇佣人也很便宜。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的背景是1912年的布拉格,当时雇人花费不多,因此主角萨姆沙家也雇了一个女仆。19世纪的欧洲文献和文学作品中,女仆的生活也都很辛苦,他们的结婚率极低(《长日将尽》里忠诚的英国管家终生未婚,并不是偶然的),缺乏自己的私生活。

《长日将尽》里忠诚的英国管家终生未婚


但就像六卷本《现代欧洲史》中所说的那样,“即便如此,女性(男性也是一样)一般还是愿意从事家政工作,而不是去工厂做工,因为就算家政服务的工作环境再恶劣,也要好于工厂和矿场。”社会学家Thomas Caplow估算,1900年美国47%的妇女是家庭女佣,另有仅20%从事较高等级白领职务。在19世纪末的俄国,来自农村的大部分流动人口不是去工厂当工人,而是去当家庭帮工,尤其是对贫困阶层的女性来说,女佣是确保她们在城市劳动市场获得相对有保障生活的一份工作,是她们爬出贫困陷阱的阶梯。1882年,莫斯科39%的家庭都有佣人,柏林的数字则是20%——这并不表明莫斯科人比柏林人更富有,而只能说明当时俄国的劳动力成本很低。

对于发展更慢一拍的亚洲国家来说,现代家政服务的工作甚至可算是某种“现代性体验”,也算得是早期职业女性的体面工作,相当于那个年代的“白领”。第一代职业女性往往发现自己很难找到比女佣更好的工作。

在近代中国,虽然受教育的女性逐步增长,男女平等的理想也诸多志士呼吁,但直至进入民国,很多职业都未向女性开放,谋生艰难,许多有才华的女子抑郁不得志,不免萌生幻灭之感。秋瑾当时希望中国妇女模仿西方“有许多女子经商或教习,电车司机亦玉颜,铁道售票皆女子,报馆医药更多焉,银行及各样商家店,开设经营女尽专,哲学理化师范等,普通教习尽婵娟”。她这里提到职业女性的职业可以有:商人、教师、电车司机、售票员、报社编辑、医护人员、银行工作人员,没有提到女佣,这或许与中国社会的状况及其革命理想不符,但其实在当时其它亚洲国家,女佣却往往是第一代职业女性。

和菲律宾相似,日本也是东亚识字率相当高的国家,但长久以来职业市场却不向女性开放,1915年日文打字机的发明成为一个契机,日本女性的高识字率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打字小姐”在当时成为未婚女性的专属工作,她们与“巴士女郎”(公交车售票员)、女佣构成了东洋社会最初的职业妇女阶层,可算是“骨灰级”白领。

不过,随着工业革命的普及和公共教育事业的发展,像男性家庭教师或庄园总管这样的职业到19世纪末就几乎在西方社会消失了;伴随着生活的好转和对女性职业的开放,在几个发达的西欧国家,连女佣的来源也在减少。19世纪末法国的“佣人危机”就折射出这些时代变化:受到良好教育的年轻女性有了更好的去处、家政服务的专业化和工资水平的提升、佣人职业组织化的发展,还有保护性法令,特别是源自私人和个人考虑。1846年第一种家用机器设备缝纫机的发明,终于使家庭也开始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家庭主妇们的工作量得以减轻,某种程度上也像是家庭内的“机器代人”,但之后发明的家用电器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而家政也从简单的“杂务活”日益变成了一门复杂专业的技术活,像育儿已堪称一门科学,这又召唤更专业化的家政服务。在专业化发展和人力短缺的市场态势下,雇人成本上涨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家政和别的领域一样服从市场规律。

与此同时,随着中产阶级的生活富足以及女性解放,越来越多的中产妇女想从繁重的家务琐事中解脱出来,而在一个家电尚未普及的年代,她们想要获得自由,那这些工作就只能“外包”给女佣来做。

在19世纪的欧洲,雇佣仆人是区分中高市民阶层与小市民阶层的明显身份标志;尤其在殖民地,雇用家务帮佣乃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部分也正因此,台湾、韩国等社会雇女佣的现象就不如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社会那样普遍。尽管如此,雇用外籍女佣仍被马来西亚、台湾等地的雇主普遍视为新中产阶级的身份标记



正如台湾社会学者蓝佩嘉在《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一书中所指出的,许多台湾雇主本身也是第一代职业白领,对待菲佣有一种矛盾的心态:聘请她们既是身份的标记,也为了解放自己,把一些更具象征意义和精神性的工作(如给丈夫准备早餐、陪孩子看书)留给自己,同时又不免提防着家庭领地不受这个“内部的外人”的“污染”。与此同时,虽然这些雇主内心有几分瞧不起菲佣,但她们糟糕的英语也常受到女佣们私下的嘲笑。

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大陆当下对菲佣的态度,折射出来的是同样的文化冲击,只不过由于数十年平等的革命传统的影响,我们相对而言更难适应这样的转变。换言之,菲佣是从西方那种将家务专业化并予以外包的传统中催生出来的,又恰好与菲律宾自身那种受教育程度良好的充裕劳动力无法在国内充分就业的社会结构一拍即合,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遂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劳务输出特例。

而中国人,大多是抱着传统对“仆佣”的观念来看待菲佣的,心底里未必觉得家政服务也和别的白领工作那样有值得尊重的“专业性”(虽然家务要求的技能可能更复杂、且更累人),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中国缺乏菲佣这样专业家政人员的原因所在:既然被社会普遍视为是迫不得已才去做的下等活计,那又怎么能吸引到高素质人才来把它做得多专业呢?事实上,就算是一些打算聘请菲佣的中国城市雇主,心态上也与其说是尊重她们的专业技能,不如说是将之视为身份地位的象征。

菲佣的到来,也可能是一个改变我们认知的契机:不仅是重新认识菲律宾这个国家、认识菲佣作为职业女性的技能,同时也可以唤起我们对家庭生活民主化的认识,刷新一种基于平等契约关系的家务外包——既然社会有这样的需求。菲佣实际上兼顾了多重角色:管家、保姆和家庭英语教师,要想培训出取代她们的国内人才,那就必须实现国内家政服务业的专业化并改变社会认识。

不仅如此,如果惊叹菲佣月薪太高,那反过来想,是不是也该提醒我们重新评估家庭妇女工作的价值?她们在家洗衣做饭、浇花种草、带孩子,这些长久以来被视为无偿劳动的家务活,其实也是一份创造了很多价值的“工作”?如果真能促成这样的社会觉醒和转变,那我觉得引进菲佣不失为一件好事。

【注】本文原标题《当中国人遇到菲佣》。

题图为在日剧《逃避可耻但有用》中,女主角将家庭主妇做成了一种职业


【作者简介】

维舟 | 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好读书不求甚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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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