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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怕蚕食不怕鲸吞,怕局部肢解而不怕囫囵征服。这是中日全面开战前,双方高层有识之士的普遍共识。但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掌握军队实际控制权的日本少壮派军人却完全无视这一客观事实,或昧于胜果,或碍于颜面,一再无限地延伸战线,结果愣是把一场预期只针对中国地方势力的短期、局部、肢解之战,打成了一场长期、全面、鲸吞之战。

 

 暴走的“少壮派”


20世纪30年代的日中关系,实堪称微妙万端。

 

一方面,是中日双方高层主政者都不想打。但另一方面,则是日本少壮派军官和中国地方势力的各种小动作不断,唯恐打不起来。日本少壮派军官多出身于农村寒门,他们出道既晚,迄未能分润到甲午、日俄等战争胜利的切身红利,也未能从大正时期的和平发展中得到好处。

 

有八百年统治传统的骄傲武士,因为短暂的和平,逐渐沦落为社会的边缘角色,这使他们深刻感受到了社会的侮辱,因此一再暴起——最终,他们胜利了。在少壮派军人频繁的刺杀威胁下,自大正时代以来一直屈从于财阀资本的日本政府,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迅速转变,从反抗军部的若槻、币原政党内阁,到旁观的斋藤、冈田海军内阁,再到屈从军部之意的广田、林内阁,最后彻底变成为虎作伥的近卫内阁。政府逐渐从国家方向的把控者,变成执行军部意志的驯服工具。至广田内阁之后,打不打已由不得政府决断,纯在基层军人之偶然意志了。


板垣征四郎 ,九一八事变主要策划者之一

 

掌控基层军队的少壮军官,普遍想从战争中获取个人荣誉与利益,人人都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九一八事变的暴走成功为榜样,即又注定了这场战争源自基层的“无序化”特征。


1932 年 1 月 , 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中佐(中)乘坐军用机到达锦州,在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时,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一起策动了九一八事变

 

在中国方面亦然。国民党中央虽一意避战,但具体到地方势力则不然。尤其是受蒋记中央压迫甚深的川、滇、鲁、晋、粤、桂等地方势力,则极希望中日开战,企图藉日军之侵略以牵制和削弱蒋的中央势力,从而继续保持其地方割据之现状。

 

中日双方政略上的共同毛病,即在于中央政府之意志不能有效作用于下层,相反还经常为下层所胁迫和左右。故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双方均出现了大量违背战略理性的动作,即是这一事实的直接后果。

 

 日本对华作战构想


战前,日本每年均针对主要假想敌制定次年作战方案,对华作战即在其列。按照参谋本部1936年制定的《昭和12年(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整个计划,共动用14个师团。但日本从政府到军部,其实都没有太拿这个计划当回事。

 

日本很清楚,对中国不能鲸吞,只能蚕食,如九一八事变这种局部冲突、局部解决的模式对自己最为有利。所以包括天不怕地不怕的少壮派军人在内,日本军政人士普遍只把全面战争当成战略讹诈的手段,但并不认为中国真的敢于奋起全面抗战。从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热河、冀察、平津等地的反复挑衅得逞,也进一步坚定了“中国绝不敢抵抗”的信心。

 

正是基于中国绝不敢抵抗,旷日持久的全面战争还不至于就会爆发这种主观臆想,日本少壮派军人轻率地挑起了卢沟桥事变,且在事变爆发后仍然坚持认为只要日本军列开进山海关,或至多开到保定,中国就一定会彻底屈服。

 

然而事态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少壮军人们的想象。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最初将事件定义为“北支事变”,拟按局部冲突,也就是日本最希望的“九一八”模式进行处理(直到9月2日,才定性为“支那事变”)

 

此际,日本大本营内部出现了两套作战方案的争议。7月10日,战争指导课建议动员15个师团、军需储备物资的一半、战费55亿日元,计划打半年,战域限制为黄河以北。但这个方案因为动员面太广、太花钱被否决。否决该案的理由相当简单——既然高层都把事件定义为“北支事变”了,为区区一个局部冲突搞这么大动静干吗?


1937年7月11日,日本就发动七七事变后召集各政要在首相官邸召开会议,图为赴会的海相米内光政(左)和陆相杉山元(右)

 

最后作战课的“低成本”方案被采纳。除就近的关东军出动2个独立混成旅团及航空兵团,朝鲜军出动1个师团外,再从国内动员3个师团,按短期解决准备,战费3亿日元。

 

裕仁天皇问陆相杉山元战事将要持续多长时间?杉山元即轻松地答曰“三个月解决支那问题”,此即“三月亡华论”之由来。但究杉山元之本意,“三个月”实仅指解决华北问题——日本高层虽然不聪明,但也还没蠢到真以为“三个月”就可以灭亡全中国的地步。

 

以当时形势而论,日本想要“三个月”解决华北问题还是颇有可能的。但无奈的是,基层的“马鹿”们根本不理会中枢苦心设计的政略,他们只会由着性子一再暴走,结果终于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

 

“三个月解决支那问题”的破灭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日始而大打心理战,彼此都认定对方不敢冒陷入全面战争的风险,己方只要再强硬一下对方就会屈服。

 

因此双方一边小打,一边大谈,一边各自公开向平津方面增兵示威。日本方面,关东军2个独立混成旅团及朝鲜军1个师团于7月20日开抵平津,而其国内动员师团亦相继经海路向平津航渡中。而中国方面,亦相继动员大批中央军嫡系部队及空军主力北上增援。

 

由于双方均不肯示弱退缩,谈判自然久拖无果。一心想要搞大事的日军基层“马鹿”们终于按捺不住了,于7月28日对驻守北平南苑之宋哲元29军发起了总攻。怕打想和、二心不定的29军一触即溃,主力未作有力抵抗即向永定河以西溃退,平津乃相继沦陷。

 

8月5日,从西北方面自平绥路来援的中央军汤恩伯集团进抵平西要隘居庸关、南口一线。而从南面自平汉路来援之中央军刘峙集团,亦进抵保定以北,其先头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已进至马头镇、琉璃河一带展开防御。这两路来援的中央军对侵占北平的日军形成了钳击之势。

 

卧榻之旁有他人酣睡,这是气焰正炽的日军绝不能容忍的。尤其是沿平绥路从西北方向进据居庸关、南口要隘的汤恩伯集团,距北平近在咫尺,又处于日军南下战线的侧背方向,更成了日军必须首先拔除的眼中钉。故8月11日,日军即以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1旅团向南口发起了进攻(8月16日,新自日本国内增援来的第5师团亦自昌平以南加入南口作战)


1937年8月11日,北平,向南口进攻的日军一线部队

 

8月14日,关东军组成以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兼任指挥官的察哈尔兵团,下辖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2、11、15旅团及大泉、堤两个支队共约2万人,自沽原出兵,发起察哈尔作战,进攻平绥路中段重镇张家口(欠第11旅团),抄袭正在南口、居庸关一线苦战的汤恩伯集团后路。

 

此时的汤恩伯集团,包括汤恩伯自任军长的第13军,高桂滋的第17军、李仙洲的第21师等部队。此外,平绥沿线上还有张家口的29军143师刘汝明部,绥东的晋绥35军傅作义部、骑1军赵承绶部等部队。以上各部共计步兵5个师又3个旅、骑兵2个师又1个旅,约八万余人。汤恩伯集团在南口方向进行了较为坚决地抵抗,苦战了12天,战至8月23日才因后路被日军切断而从居庸关撤退。

 

8月27日,日军占领怀来、延庆、张家口。29日,日军又占领宣化,平绥路东段乃全部陷入日军之手。夺取平绥路东段后,日军据守平津的势态业已稳固。但接下来,日本少壮军人就开始暴走了。

 

此时华北地方势力,除了首当其冲的平津宋哲元29军外,还有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韩复榘,以及半独立的晋绥傅作义。这三大势力中,山西阎锡山和山东韩复榘抗日态度极为消极,傅作义虽然抗日积极,但其实力较弱且又僻处绥远,也难起太大作用。

 

故从日方理性战略而言,当趁机笼络、至少是暂时稳住晋阎、鲁韩两大地方军阀,在平绥路东段和津浦路北段保持守势,而集中优势兵力沿平汉路南下,迅速割裂歼灭中央军刘峙集团的25个师于冀中,再进抵黄河北岸切断陇海路为上策。如此,即能够干脆利落地将华北彻底肢解,并使山东、山西成为亲日缓冲区,再以此为筹码,进一步与南京政府做局部冲突局部解决案就容易了。若日军按此路线走,则“三个月”解决华北问题并非毫无可能。

 

但关东军又一次搅局。由关东军组织和掌控的察哈尔兵团,进入华北纯属临时帮忙。该兵团成立之初,尚有抄袭汤恩伯集团后路以利南口作战的积极意义,但在夺取平绥路东段之后,该兵团的表现就完全是暴走捣乱了。

 

关东军发起察哈尔作战原是怀有私心的。作为对苏作战的主要担当者,关东军一直企图延伸自己的战略左翼,因此对察哈尔和绥远怀有颇深的野心。在1936年的绥远抗战中,关东军扶植的德王伪蒙军在百灵庙之战中被傅作义部击败,连带关东军也大大的丢人现眼。所以此次关东军发起察哈尔作战,即有公报私仇,打击傅作义部并趁势夺取察、绥之意。

 

在夺取平绥路东段后,察哈尔兵团又反客为主,拉着原本应当南下保障平汉路战线右翼的第5师团,继续攻入晋北,结果在平型关、忻口、太原等一系列会战中遭到中国军队顽强阻击,不但把原本作壁上观的“老滑头”阎锡山拉进了战团,还搅乱了整个华北战局——把华北方面军为数不多的机动兵力第5师团,生生拖入晋北的攻坚泥潭中不说,还逼得平汉路方面的第1军各部脱离自己的作战路线,西进娘子关来援。


1937年 0月,太原市火车站,市民欢送奔赴前线抗击日军的中国军队 179 旅官兵。日军攻陷北平、天津之后,续入忻口,娘子关,再沿同浦路和正太路夹攻山西省会太原,第二战区司令阎锡山命令傅作义部在太原四周部署阵地,迎击来犯的日军

 

那么,这第5师团怎么就肯跟着自己的小帮手乱跑呢?道理也很简单,因为时任师团长正是关东军的前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1936年绥远抗战中吃亏的就是他本人嘛!

从华北到淞沪


若按照日本大本营作战课的意见,为迅速解决华北作战,应投入15个师团和充裕的储备物资。若按照《昭和12年对华作战计划》,华北作战应投入5个师团(视情况再增加3个师团)——这两个方案,可以视为日军华北作战投入兵力的上下限。

 

但在实际执行上,日军几乎是紧贴着下限投入兵力的。至8月底,日军在华北共投入了8个半师团(第5、6、10、14、16、20、108、109师团及中国驻屯混成旅团),以及临时助战的关东军察哈尔兵团4个旅团。

 

日军以区区8个半师团兵力,用于打通平汉路和津浦路即已有些为难,然而就是这样,它仍还硬要把一只手伸进山西(第5师团以及随后西援的第20、108、109师团)。除正面战线之外,日军还要维持极不稳定的华北占领区治安局面,其兵力之捉襟见肘也就可想而知。所以八路军即于此际抓住机会突入晋察、太行、冀中、平西,在敌后打开了广阔的游击战空间。

 

那日军怎么不继续向华北增兵了呢?因为,在华东的淞沪方向爆发了更大规模的主力会战,导致日军已经无暇北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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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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