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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会议之后,在毛泽东眼里,这大获全胜的政治局面必将带来经济的飞跃。然而事与愿违,三年“大跃进”才进行了两年,迎来的不是为“一天吃五顿饭”而发愁,而是要勒紧腰带共度饥荒了,人们跑步进入的不是共产主义社会,而是要为几斤粮油去排长队了。初始的困难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但不久,饥饿,这个发了疯的魔鬼就在不远处狞笑,死神在向人们招手……


具体地说:从1960年开始到1961年,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供应紧张局面,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北京、天津、上海和沈阳等大城市粮食库存告急,一般只能维持3至5天的供应,山东、山西、河南、安徽等重灾区每人每天只有几两原粮,导致出现浮肿病、非正常死亡等异常严重的情况。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60年、1961年中国人口连续两年出现建国以来的第一次负增长,全国总人口由1959年的6.72亿减少到6.59亿,减少了1300多万。(转引自《周恩来总理生涯》人民出版社)


面对饥荒,毛泽东彻夜不眠,思考,再思考;周恩来马不停蹄,努力,再努力;饿死人了,能不急吗?


在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周恩来先到杭州视察。


毛泽东和周恩来


几天前,浙江省委接到陈云的电话,陈云说在嘉善他有个舅舅,来信说生活困难,没粮食吃。陈云在电话里带些讽刺意味地说:“你们嘉兴不是亩产七八百斤吗?你们去查一查啊!那里的百姓在饿肚子。”省委书记霍士廉就带上省委办公厅几个同志到嘉兴、温州、丽水地区调查。一查亩产果然没那么多,那里的老百姓确实正在闹饥荒,还饿死不少人。当霍士廉小心翼翼将这些情况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时,其他官员的心情都有些紧张。因为他们已觉察到领袖们脸上失去了往日的轻松与笑容。毛泽东的眉头紧皱,连点烟时的手都有些微微发抖。那神色难以捉摸:是惊讶?是疑惑?还是气愤?


霍士廉急忙做了补充:“这些材料都是真实的,主席可以派人去调查。”


毛泽东吐着烟,半晌不说话。这使得紧张气氛更加剧了。


毛泽东说了句:“你是个老实人,我相信你。”显然他的气愤另有所指:“这是犯罪啊。要坚决惩治官僚主义!”他终于忍不住说出心里话:“四川饿死人报了,河南、安徽死了也报了,你们浙江死了这么多人,还说没有死人?”


房间里静得掉根针都听得见。毛泽东气得手颤巍巍地,又去点烟。趁此机会,周恩来接过话茬:“我总理没有当好,让百姓挨了饿。”他说着,两行热泪流到腮边。他站了起来,深邃的目光直逼前方。他严厉地批评道:“你们是外来人嘛,对浙江的百姓没有感情!”


“百姓饿肚子,我们是有责任的。”霍士廉承担着责任,又一言难尽。


周恩来继续说:“浙江在自己收成不好的情况下,调大批粮食支援重灾区,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重灾区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他平日温和的面容一下变出严峻的棱角,加之两道浓眉,显出不怒而威的风度,他的话锋一转:“你们当父母官的,要关心老百姓的生活,不要犯官僚主义的错误。上调粮食20亿斤是多了,30亿斤根本不可能。今年你们少缴国家2亿斤粮,再不够吃,再返销一点。不能让浙江的老百姓饿肚子啊。”


霍士廉汇报说,在一次华东会议上,中央一些部门领导和华东局的柯庆施要浙江报高产指标,省委十分为难。毛泽东点了点头:“上有好者,下必有焉。”





庐山会议前后,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下,浙江各地也放起了“卫星”,说假话,说大话,刮浮夸风的人大有人在。


毛泽东已渐渐平静:“报产量,高了就好,低了就右,这不好。这是逼着人家说瞎话。”他起身在房间里溜达,双手剪在背后,边走边说:“报产量多少就是多少,产量上不去,总结经验,找找为什么搞不好?要实事求是嘛,怎么不实事求是啊?”霍士廉说了自己的意见:  “一个不说实话,一个是官僚主义,不了解情况,一个是他害怕,害怕戴‘右’的帽子。”


毛泽东推心置腹:“你们都是地方官、父母官,最了解情况。我们高了好几层,情况了解不了。你们不向我们说真话,我们就成了瞎子、聋子啦!”


霍士廉


霍士廉:“这二年全省粮食连年减产,但国家粮食征购增加,使农民的生活用粮发生困难,不得不实行‘瓜菜代’。农村普遍出现‘三瘦’:人瘦、牛瘦、地瘦,不少地方出现饿、病、逃、荒,一些产粮区饿死人的现象也有发生。”毛泽东当即指出:“征购粮食可以低一些么,得保证农民吃饭,你把农民口粮都弄来了,可不行啊。”周恩来也说:“对老百姓的生活一定要关心。”


毛泽东:“农民没了粮食,吃不饱饭,劳动就没劲头,得想个办法,改变这种状况。”周恩来对霍士廉说:“你们查一下,粮食不够吃的究竟有多少?”霍士廉有苦难言:“一个月前就给中央报了。”周恩来:“今年你们浙江粮食少交1.5亿斤,补给不够吃的。不能我们吃饱饭,让老百姓饿肚子。”周恩来想了一下又说:“老百姓没有饭吃,你们要负责任,省委要写检查。”


毛泽东感慨道:“浮夸风害死人哟!”


所以,毛泽东上庐山,一开始的初衷的确是想解决党内作风不实、经济下滑的问题,他给各级干部的一封信中,特意指出:老实人,敢讲真话的,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特别是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更是响亮地提出:在党内要造成有话就讲,有缺点就要改进的空气;号召大家学习海瑞精神,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求中央委员们敢讲真话,不怕警告、降职、撤职、开除党籍,不怕离婚、杀头,要敢于坚持真理。


庐山之后,他还是要回过头来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着手解决天下最大的事情:粮食,或曰吃饭问题。





到了1960年,粮食问题仍在继续滑坡。全国有好些省份灾情十分严重,饥荒肆虐,已经吞噬了许多人的生命。作为一国总理,如同一家之长一样,最操心的事莫过于粮食。人们已经听说周恩来同毛泽东一样,已经几个月不吃猪肉,饭也吃得少了。


这年四五月间,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到北京开会,他几次见到总理,都觉得他心事很重,眉宇间深藏着一种忧郁之色。星期天,杨尚奎和夫人水静正准备去看望朋友,忽然接到通知,说总理想和华东几位书记个别谈一些问题,希望不要外出。他俩就坐在屋里等候,猜想总理会谈什么问题。杨尚奎心里有谱:这个时刻,八成是谈粮食问题。


10点半钟,周恩来步入杨尚奎的房间,坐下不一会儿,他就开门见山地说起:“去年全国有好几个产粮省,包括四川这样的粮食大省都遭了灾,估计今年的生产形势也很糟糕,所以中央在粮食问题上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目前,北京、天津、上海的粮食库存都已经挖空了,调进的不够市场供应,如果不马上调一批粮食救急,像这样的大城市一旦发生粮荒,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这就不得不向你们求助了。”周恩来说完,含笑望着杨尚奎。


杨尚奎


杨尚奎很沉重地点了点头,看得出,他略有难色。作为一省之长,担子之重不亚于一个小国,他同样担负着“家长”的角色,也总要吃着上顿想着下顿,吃着锅里想着盆里。


周恩来理解杨尚奎的心情:“是啊,江西已经调出了10亿斤粮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你们自己也有困难。但是,和别的省比较起来,你们还是好的。所以我今天特地来和你商量,能不能再增调2亿斤,支持中央,救救燃眉之急?”


杨尚奎觉得尽管总理对江西的情况有所了解,但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将江西的情况作一详细汇报:


“江西是个农业省,主要是产粮。自古以来,特别是从南北朝时期起,江西就是重要的粮食产地和供应地,现在给中央调运粮食更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的。但是,这两年我们的困难很大,1958年,许多地方顾了炼钢铁而误了农业,结果不是增产而是减产,不少稻子烂在田里;或者是晚稻缺乏管理而歉收。去年大灾,江西也未能幸免;今年的情况又不大好。灾情严重的地方,已经出现大批浮肿病人,个别县还出现了饿死人的问题。虽然我们及时发现了,采取了有力措施,防止进一步恶化,但我们一点也不敢大意。要是今年又歉收,明年再遭灾怎么办?我还是想,要准备最坏的事情发生。”


“你的想法很对,尚奎同志。”周恩来叹口气说,“老天不听我们的,有人又趁火打劫,又是逼债,又是切断援助。是的,要准备应付最坏的局面。”


“所以在中央调走10亿斤粮食之后,我们又重新调整了用粮计划,压缩了群众的粮食定量。”杨尚奎接着说,“富裕的地方,还可以勉强吃饱;困难的地方,那就要靠‘瓜菜代’了。这次来京开会之前,我到临川县一些公社看了一下,公共食堂煮的‘饭’,基本上是红薯叶子……”杨尚奎声音哽咽,说不下去了。


周恩来长叹一声:“在山东,红薯叶子都吃不上哟!问题是并不止一个山东。”


“江西应该比山东那些地方好,它历来就是个出粮食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江西用粮也一直比较宽裕。农民喂猪、养鸡都习惯用粮食。可现在,人都不够吃了。”


“你们干部定量多少?”周恩来问。


“在粮食情况最好的县,干部最多定量为24斤。在猪肉、食油、禽、蛋之类都少到几乎没有的时候,一餐吃一斤米,就像吃根冰棒一样,干部直喊饿,我们不让喊,不让发牢骚。他们嘴一闭,牙一咬,挺下去。”


“江西的干部,有艰苦奋斗的好传统。好同志,都是好同志呀。”


“总理,我说这些不是向中央叫苦,而是让中央知道江西的情况。”杨尚奎坐直了说,“我们既要识大体,顾大局,又要考虑江西这个鱼米之乡的群众对饥饿的承受力。至于再增调两亿斤粮食,总理既然提出来,我们说什么也得支持。我回去再做做工作,统一一下认识,就是再勒紧一次裤带也是要给的。”


“我就知道老表的风格高!谢谢你,尚奎同志,我代表中央和人民谢谢你!”他站起来扶着杨尚奎的肩膀说:“放心,我不会给你们再加压力了。”





仅靠江西那几亿粮食,对于几亿人口的中国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到了1960年年底,全国粮食紧张情况仍在加剧,许多大城市粮食供应告急。


周恩来和陈云同国务院其他领导人急如星火。他们一次次地研究调配方案,都显得捉襟见肘。陈云提议,挤出一部分外汇进口粮食。这可是一个重大决定。因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到1960年,国家不仅不再进口粮食,而且每年有一定数量的粮食出口。吃进口粮,这对“大跃进”来说简直是个讽刺。用外汇进口粮食,无疑是当时一个禁区。务实的周恩来和陈云还是决定了。


12月30日,周恩来离京前往缅甸访问。在飞机场,周恩来、陈云、叶季壮还在商量进口多少粮食的问题。当时确定的进口粮食数额是150万吨。到昆明后,外贸部给随周恩来出访的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打来电话,说中央决定进口250万吨粮食。雷任民当即把这一情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说:这件事我不知道。他马上打电话问陈云。陈云说粮食太紧张了,要进口这么多才能渡过难关。心急如焚的周恩来许久没有说话。


在访问结束前一天,周恩来对雷任民说:“访问结束后,你不要回北京,直接去香港,确实搞清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买到粮;二是运输问题能不能解决;三是中国银行能不能解决外汇支付问题。”


雷任民到香港以后,召集有关单位了解情况,基本解决了货源、运输、外汇等问题。在购粮、运输过程中,周恩来几乎每天晚上都把雷任民叫去汇报进口粮食的各个细节。


1961年,中国共从国际市场进口粮食500万吨。


这使得周恩来疲于应付。有一天,连续工作了17个小时的周恩来,仍在一遍又一遍地敲打算盘,计算哪个省有多少粮食,哪个省可以调出多少,或者急需调入多少。保健护士郑淑芸前去送药,不忍地说:“总理,像这样具体的技术工作,不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周恩来猛然一怔,严肃地看了小郑一眼,说:“怎么能这么看呢?这可不是小事,它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大问题。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作为一国总理,那怎么行呢?”他接过药片,用杯中的水送服,又俯下身子“算账”。小郑觉得总理说得在理,可还是嘀咕着:“总理,你也不能不顾自己的身体呀!”她的鼻子一酸,热泪夺眶而出。……(摘自《红墙见证录》 文/尹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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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大众文摘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