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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第一财经记者 彭晓玲


跨出厂门,走在回家路上,鬼金最喜欢做的事情是街拍和涂鸦


身材敦实魁梧的吊车司机刘政波,每天在15米高、不到两平米大的驾驶室里轮换日夜班,蓝色工作服上始终有股机油和汗味。


走下吊车,走出厂房,他是作家鬼金,先写恐怖小说,后写严肃文学,多次得奖,今年又接连出版了两部作品。


23年来,刘政波/鬼金始终都是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那个驾驶室。隔着玻璃窗俯瞰,车间一览无余。比两个足球场略大的车间里,刺耳的预警声、圆钢棒材的撞击声、喇叭声此起彼伏,远处工友变成若干点蓝和黄,数千吨重重叠叠的钢材模糊成大片大片的灰。看了那么多年,他觉得那灰已经变成自己“宿命的颜色”。甚至有一年,吊车操作椅突然意外漏电,差点把他电死。从那以后,逃离的念头变得越来越强。而只有在笔下,他才能暂时摆脱那种宿命般的“囚禁”,“在小说的世界里,我是我的王”。


这天上午,满脸疲倦的他把170多本小说签好名,趴在家中沙发上等快递上门取单。身后是一排齐墙宽大的书柜,上面挤满书和艺术装饰品。地上摆着涂鸦的后现代风格油画,屋子里养了很多绿色植物,阳光下它们生机蓬勃。


只有玄关附近那套随手一脱的工作服,赫然提醒着他,就在几小时前,他还是上面印着的那个“特钢厂刘政波”。前后反差之大,简直像科幻小说《北京折叠》中的老刀,赶在天亮前又从第二空间回到了第三空间。


“像水面上浮动的月光。”回想起刚刚过去的那个夜晚,他瞬间有些恍惚和感伤。他有点分不清自己究竟是“特钢厂刘政波”还是“作家鬼金”,就在朋友圈里问:一个吊车司机除了工作,还写字、拍照,为了什么呢?


在15米高处的吊车驾驶室(右上角)里俯瞰整个厂房的鬼金


15米高空的“囚禁”


晚上11点40分,刘政波戴好安全帽、穿上工作服,准时出现在本溪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特钢厂的精整车间里。车间穹顶上悬挂着数盏斗大的白炽灯,蛾子不断环绕飞舞。几乎每隔5秒,就有一截圆钢棒材从生产线上滚下来,直接砸地上,“哐——”。


沿着29级铁梯走进吊车驾驶室后,他关好门,在一张破旧的操作椅上坐下。两个工友在下面扬了扬手。“呜——呜——”,往脚踏开关上一踩,32吨重的橙色吊车就启动了,发出和防空警报一样的预警声。吊车在车间里开来开去,横梁投下一团巨大的移动黑影,仿佛要吞噬地面上的一切。


除了视力好,吊车司机的工作并没有太多技术含量,普工培训三个月后就能独立上岗。工作流程也非常机械和雷同,根据地面工友的指挥,操作联动控制台上的手柄,沿两百多米长的轨道往返移动,把圆钢棒材吊到指定位置。每个班次的吊运量大概在五六百吨。


“钢铁那种生冷,环境里那种噪音,对我还是有影响的。”他紧紧盯着工友的手势和吊臂,头也不回地大声说。长期坐在驾驶室里的缘故,他的背也微驼。“语言风格有点精猛,我的文字读起来可能会感觉比较生冷或者晦涩。还有断句儿也和别人不一样,我喜欢用句号表现内心的停顿。”话音刚落,他就熟练地吊起一捆参差不齐的圆钢棒材往齐头机上移,“哐哐哐!哐哐哐!”震耳欲聋的撞击中,钢材转眼就码得整整齐齐。


“这种环境里,只有大声说话才行,不然下面的人根本听不到你在说啥。”他继续大着嗓门儿解释。作家东君也说他,即便斯文说话的时候,也显得有“几分粗豪”。


凌晨两点半左右,他敏锐地感觉到,此时半空中温度比地面更低。驾驶室里严禁抽烟,身边也没有可以说话的人,困意阵阵袭来,他有点招架不住了。“很困的时候,撞击声会让我清醒。”偶尔没事时,他也悄悄写几句诗,或琢磨下小说情节。大概十年前,他写过一段时间恐怖小说,很多惊悚的情节就是半夜在驾驶室里想出来的。“其实写恐怖小说还是有市场的,但我后来写着写着自己感到恐惧了,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就放弃了。”


长年累月悬在高空,世界在他眼中自然也分成吊车之上和吊车之下两部分。他满脑子奇思怪想,“我梦见我坐的马桶变成了一架火箭”,在30岁就写好的《我的乌托邦》中他这样说。有时,他也会像上帝一样思考一些终极话题,这两年经常就在想“人活着究竟是靠灵魂还是肉身支撑?灵魂的部分靠什么完善?”


晨光洒进车间大门,夜班在早上7点40分结束。从吊车上下来,他来不及排队去浴室冲洗掉身上的汗味,背起斜挎包就阔步往外走。特钢厂成千上万的员工中,只有他一个人在包里面长期放着一台相机、一本从书架上随手取出来的书,“不看,放着都觉得舒服”。那天包里放的是《包法利夫人》。


跨出厂门那一刻,他飞快地戴上耳机,掏出相机。此时,任人指挥、木讷寡言的吊车司机刘政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喜欢书写欲望的作家鬼金,喜欢街拍、涂鸦的鬼金,“感觉自己又活了过来”。


八次触摸死亡


2015年,在鲁迅文学院举办的一场文学讨论会上,有人说,“人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听到这儿鬼金不服气,当场做了个空中抓取的动作,用本溪话大声回应:“写小说的人,就是那个试图抓着自己头发飞起来的人。”


鬼金皮肤偏黑,外表粗粝,内心却无比细腻。“我父母一直闹离婚,现在还没有离,但对我影响很大。”重新换上一件赭红色半旧短袖的他,放松地坐在家中客厅,点起烟就开始说往事。他抽烟的习惯是长年日夜颠倒养成的,书桌上的烟灰缸里满满都是烟头。


如此境况下挣扎着长大的鬼金,命也“硬”得有点像他的小说《用眼泪,作成狮子的纵发》中的二春。至今他能数过来的与死亡的“亲密接触”,就有八次。4岁时被狗咬,那时也没狂犬疫苗。溺水两次。三次在路上骑着骑着自行车,突然就被身后疾驰而来的车撞飞。一次一氧化碳中毒。一次意外触电。


“就那么一瞬间,在这里。”鬼金侧着身指了指右边的椅子脚说。26岁时,一个再也平常不过的白班发生的触电事故,是他离死神最近的一次。当时,吊车操作椅上一根电线皮突然被磨破了,“我就像电影里坐上电椅,通了电被施行死刑的人,在椅子上哆嗦着,抽搐着,直到我晃倒椅子,才捡了条命”。


恍恍惚惚从吊车上下来,鬼金连工作服都没换,在厂门口拦了辆出租车就回家了。路过楼下食杂店时,他买了两瓶啤酒,然后在阳台靠墙坐下,用牙齿咬开瓶盖就一通猛灌,然后独自号啕大哭。“那是一个男人对死亡恐惧的哭。”他又点了一支烟,面无表情地说,好像是在谈别人的事。特钢厂里噪音太大,上班时除了打特定的手势和吹口哨,工友之间彼此几乎没有交流,整个场景总让人想起已故打工诗人许立志那首《流水线上的兵马俑》。久而久之,鬼金也成了那种脸上看不出太多喜乐的人。


只有谈到2005年画家陈逸飞胃出血去世时,他才明显停顿了一下,“我也是这个病,已经有好多年”。他的胃上有个米粒儿大的出血点,不时要做胃镜检查。每次检查,医生先朝他喉咙里喷上麻药,再把冰冷的金属管子往嘴里伸,痛得他直呕吐、流眼泪,“就像一头待宰的羔羊,特别绝望”。


胃溃疡每年复发一两次,每次都“像一个死人,面色苍白,浑身没有力气”,还伴随便血,得住院输液一周才慢慢恢复些力气。就这样,好了还得坚持上班,不然就没钱。


“我从没觉得我年轻过,”说到这里,他难得地笑了,“30多岁时就觉得自己进入中年了。一是那时大环境比较闭塞,二是比较压抑。后来网上查了下,胃不好和压抑也有点关系。”


早在技校读书时,他就开始写诗,后来写小说。他的小说个人色彩强烈,尘土飞扬的城市里有个轧钢厂和无数低矮的平房,为生存奔波的人中,一位热爱写作的中年男子始终很边缘,或无奈被下岗。“文字对我来说更多是内心的出口。不能平衡的时候我也会失望、生气,觉得这个体制、这个社会不公平,这时就用写作来平抚自己。驾驶室的生活是被人指挥,小说中我就指挥别人。”


作家东君则说:“鬼金没能跟刘政波好好相处,于是就有了一种我们称之为小说的东西”。


两次逃离工厂


辽东城市本溪,是地理教科书上著名的重工业城市。1994年技校毕业,刘政波被分配到市里一家有七八十年历史的国企特钢厂。刚去时厂里效益还不错,宿舍、子弟学校、俱乐部一应俱全,每天,一辆载满钢材的火车呼啸而过。在小说《用眼泪,作成狮子的纵发》中,鬼金甚至还虚构了一个轧钢厂公墓。


可是到1997年左右,在席卷全国的国企下岗潮中,特钢厂也和电影《钢的琴》里那家钢厂一样显出衰颓的光景,部分工人开始放假。酷爱阅读的他就去街上摆书摊。


这时,有朋友介绍他到《本溪晚报》实习,跟一位同龄记者跑卫生、教育新闻。几个月后,单位领导找他谈话,说要去报社应聘必须先从特钢厂辞职。权衡再三,他放弃了。“在报社像我们这么大嗓门儿说话,所有人都会看着我,我觉得更压抑了。轧钢厂环境中的噪音可能还会分解一些压抑,在操作机器撞击时,也可以释放一些。”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编辑杨海明第一次在出版社见到鬼金时,也觉得他明显是个异类。“说话大声大气,与周遭谨小慎微略带压抑的环境格格不入。他那工人阶级的糙劲和粗豪,衬托得我们像斯文败类,彼此都有些尴尬。”


回到工厂的鬼金,继续边开吊车边写小说。他以先锋文学“遗腹子”自居,2000年写出《爱情与坟墓》(后改名《我的乌托邦》),但接连被几个出版社退稿,“太先锋了,没有市场”。三年后,鬼金进入瓶颈期,暂时停止写作。每天规规矩矩上班,下班就独自看书。如今家里的几千册藏书,相当部分就是那时候积攒下来的。一直到2008年,重新写出的短篇在《上海文学》发表,接着又有短篇和中篇接连获得文学奖,文学之门正式向他敞开。


即便在写作最低谷,“悬浮”的他依然没有停止对灵魂的思考。“难道你认为我们仅仅是肉体吗?”在《追随天梯的旅程》中,他借小妖之口问道。“我命名为自我。也命名为灵魂。”在《秉烛夜》中,他援引佩索阿的“我将灵魂分割成许多碎片和许多人物”作为题记。“小说来源于生活,更多是想象。想象和生活之间要有一种滑行。完全是生活,小说就飞不起来了。”


2012年,一位工友意外身亡,把他那些关于死亡的遥远记忆和恐惧又唤回来了,“40岁之后,我特别怕死,特别。”他说,其实轧钢厂很少出安全事故,但一次就足够“把人干倒”。


那天,他正吊起一捆圆钢棒材时,突然看到有人向一个地方跑去,然后跟过去的人越来越多。“怎么了?”鬼金停下手中的活,从驾驶室探出头,扯着嗓子问。地面上的工友告诉他,另一个车间出事了,有人被搅进机器里。等把电断掉后,人已经没了,整个场面惨不忍睹。“我不敢看。那次我很悲观,很失望。虽然我和他没有太多接触,但毕竟朝夕相处。一个大活人突然就没了。”


那以后,比较内向的鬼金变得有些抑郁。他拖着行李箱离开特钢厂,到了北京。先是看病,又参加了一些写作培训,随后南下更远的深圳。《用眼泪,作成狮子的纵发》中,李元憷的经历或许就是他这一时期的投射:“在全国各地游荡,在路上。他喜欢在路上,生与死,爱与欲”。


可是,就如同重新出现在望城火车站的李元憷,抑郁缓解半年后,他又回特钢厂上班了。失败的闯荡,让他彻底看清性格中的软肋:柔善敏感、倔强偏激,既不愿赔笑脸,也不喜欢处理人际关系。“我这种性格无论在哪里都不好工作。想跳槽也没有文凭,一个技校生能干什么?”


一次生存与理想的和解


几番阵痛,除了特钢厂等少数区域,本溪早已不是上世纪烟囱林立、浓烟滚滚的旧貌,转型为一座旅游城市。城市森林覆盖率高达75%,在全国地级市中位居前列。母亲河太子河畔,自来水公司修得像座气势恢宏的中世纪城堡,两岸林立着一幢幢现代居民小区。


回到这里的鬼金,看起来过着平静的生活。到了上班时间,他背上挎包,准时出门到小区对面坐50路公交车上班。新华书店、本钢医院,公交车年复一年地沿着固定线路在城里穿行,初中时看到的犯罪公判现场、因胃病死去的笔友,也总是在脑海中反复出现,一番积淀组织后,又带着几分鬼魅出现在小说里,变成芝英、彩虹、二春、李马、侏儒2……


几年前那次自我放逐也让他发现,特钢厂其实也有“好”。不迟到早退、不出安全事故就是考核合格。只和机器打交道,工作环境纯粹,“在一些文化单位要琢磨人,我现在把琢磨人的精力放到小说里”。每月收入大概2600元,另外根据钢铁行情有三四百元的浮动,可以支撑他赡养没有退休金的父母,供刚上初中的女儿一直读到大学毕业——这是他非常看重的两个世俗责任。


他的母亲是知青,父亲是煤矿工,懂事起家里就没平静过。鬼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父母又去大队部闹,年幼的他含着泪在河对岸石板上搓洗衣服,那天他还在拉痢疾。至今一到阴雨天,右手腕都会隐隐作痛。另一次,也是夏天的傍晚,空中飞着蝙蝠和蜻蜓。大姨她们从城里来,吵着要把长期被家暴的母亲带走。这在村里简直就是特大新闻,几乎全村出动围观。父母的不和甚至影响到了后来鬼金自己的婚姻。在《用眼泪,作成狮子的纵发》前言中,他写道:“我承认这样的家庭生活对我是有影响的,但父母并不觉得,直到后来,我也……”他用省略号代替了他不愿多谈的感情问题。


“我比较现实。人到中年要有一个生存基础,做事才比较踏实。开吊车是悬在半空中,要是过日子也悬起来,我还是有恐惧感。”接触的几天里,每次谈到这个话题,他总是反复强调,“特钢厂这个工作只是生存手段”。也只有这样想的时候,才可以消减一些“特钢厂刘政波”与“作家鬼金”身份对峙而带来的撕扯感。“最近我就觉得自己是个潜伏者,潜伏在轧钢厂是为了谋生,仅此而已。”


说罢,他又拿起打火机,点燃第十支烟。“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推着你往另一个方向走,这就产生分裂,产生痛苦。我可以逃离驾驶室,逃离工厂,但逃离不了社会,最后也逃离不了宇宙。”


暂时与特钢厂实现某种和解后,鬼金也重新打量起自己底层吊车司机的身份,这是他在中国作家群体中独一无二的“纹身”。出版社也以此为噱头,把他比作美国工人作家雷蒙德·卡佛。小说《用眼泪,作成狮子的纵发》和《我的乌托邦》的封面醒目位置,都印了“中国卡佛横空出世”“一个‘轧钢厂囚徒’的自我解放”等字眼。5月份,鲁迅文学院还专门为鬼金和另一个学员在北京举办了一场作品研讨会。


现在,每天除了上班、写作,鬼金还迷上了街拍。他的摄影风格随意,构图创意完全来自作家和诗人的直觉。和小说一样,主角永远是小人物:大清早就在街边拥吻的情侣,躺在废弃沙发上睡觉的街头大爷……一律黑白两色,刻意营造出某种视觉冲击力。他说,这也是一种平衡内心压抑的方式。“其实我想有更多时间看书、写作。就在厂里待着,我真的矛盾,心有不甘啊!”他一声叹息,吐出长长一圈烟。


是该尽早在“特钢厂刘政波”与“作家鬼金”之间做个了结了。就在去年冬天,折磨多年的胃溃疡又对他发起一轮新的攻击。照例是胃出血、便血,住院打一周点滴,之后大量喝可以快速帮助恢复体力的鸡汤、红糖水、大枣水,完了继续坐进那间逼仄的吊车驾驶室里。“所以这几年我疯狂地写作,不想未来。下班后每年能写二三十万字。我走一步是一步,明天什么样,我不知道。”


驾驶室里的鬼金,偶尔没事时也会写几句诗,或琢磨下小说情节


吊车司机、写作者、街拍者、涂鸦者……


折叠起来的时候,才是一个完整的我


第一财经:你为什么取鬼金这个笔名,有什么含义吗?


鬼金:以前我们这儿的商场有个小店,那个小店卖的是西藏的各种各样的首饰和银饰,它的店名叫做鬼金。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比较喜欢广西作家鬼子和美国作家斯蒂芬·金的小说,所以就取了这个笔名。


第一财经:坐在15米高的吊车驾驶室里是什么体验?你的小说中总是有种囚徒意识,现在还会觉得自己是吊车驾驶室的“囚徒”吗?


鬼金:我觉得有一种上帝的视角,有时甚至幻想在吊车驾驶室内可以俯瞰众生,心怀慈悲。但更多是一种“囚禁”,我曾幻想它是鲁迅描写的那个“铁皮屋子”。驾驶室、工厂、社会环境,还有宇宙,这些空间的存在,已经证明人类本身就是有囚徒意识的。年轻时没想过这些,仅仅是去工作而已,现在年龄大了,这种意识强烈了。


第一财经:特钢厂的同事知不知道你在写小说,他们怎么看你的写作?


鬼金:我和他们更多是工作关系。我在车间说话特别少,基本是听,也很少接话。就段长知道我在写小说,他对我挺好的。因为家里经常没人,杂志社寄来的稿费单一般都是送到工厂,段长再交给我。别的人就只关心我的稿费,一个中篇小说有四五千元稿费,他们以为写小说很挣钱。


第一财经:你在文学上已经获得了一定认可,完全可以成为一名职业作家了,为何一直还要强调吊车司机的身份?


鬼金:其实我也没有强调我的吊车司机身份。这么多年,换作做别的身份,我也能写出很好的作品,只是没有这个机会。范雨素说,“写作没有改变我的生存”,嗳,这句话我喜欢,写作也没有改变我的生存,但改变了我的内心。所以我时刻保持清醒,生存是生存,精神生活是精神生活。改变,有个人因素,同样也需要外在因素。


我也愤懑,因为生存身份是吊车司机,另一个身份是写作者,或者街拍爱好者,所以我一直在两者之间平衡自己。一不平衡了就产生心理上、情绪上的东西。我现在让自己冷静下来,告诉自己,再写作你也别以为自己是作家,你现在只有一个生存身份就是吊车司机。不平衡的时候,让自己回到吊车司机这个身份,可能也就把什么名啊利啊这些都看淡了(笑)。


第一财经:写诗和小说的人骨子里都有比较浪漫的一面。看起来你在向现实妥协?


鬼金:(思考片刻)那没有办法,人想要平静地活,就要这样的平衡。当生存要你牺牲时,我会把写作停下来去上班,回来再调整自己。从事写作和从事街拍的人不敏感就交不出好的作品,但如果这种敏感带到吊车工作中,就会产生痛苦,你对环境会失望,甚至绝望。那种绝望在轧钢厂的氛围会放大。我也时常绝望,又时常调节好了。


第一财经:你的小说总体偏压抑灰暗,还有很多欲望的描写,就是为了调节自己、宣泄内心的情绪?


鬼金:我描写社会世相时,更多写我身边熟悉的小人物,在生存面前,他们呈现出人的一种动物性,《用眼泪,作成狮子的纵发》的前几篇就是这样。这恰恰适合我的内心。我喜欢看日本、韩国电影,特别是金基德、朴赞郁等导演的电影,有些方面和我内心很像。小说中的欲望描写,也是在表现一种压抑和动物性。


第一财经:你的很多小说都是以轧钢厂及周边街道为背景,可以再谈谈生活经历对创作的影响吗?


鬼金:我的小说灵感有些来自特钢厂,还杂糅了很多生活经历。初一下半年,我转学到城里,住在父亲工作的煤矿附近的棚户区,里面鱼龙混杂地住着各种底层人物。比如《用眼泪,作成狮子的纵发》中有个杀了老公的女人被押回家指认作案现场时碰到儿子的场景,就是一个真实的事。初中时,我和同学去看公判大会。当时的公判地点在新华书店附近,公判结束后罪犯游街,再直接去刑场枪毙。我看到有个小女孩在很远的一个台阶上挥动一方黄色纱巾,她一直在挥,可能里面有她的亲人。这个印象我现在都很深。


人生经历不白活,我写这个生存环境里的生命体验,但这也不说明,我离开这个环境就不能写作,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生命体验。只要写生命体验就好,所以说,我现在的生活是折叠的,吊车司机、写作者、街拍者、涂鸦者,只有折叠起来的时候,才是一个完整的我。


《我的乌托邦》,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左)

《用眼泪,作成狮子的纵发》,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年5月出版(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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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第一财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