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向春:回答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访谈

2017717日。长春)

 

您认为贯穿整个中国古代诗学发展的“核心精神”是什么?

陈向春:提问让我想起日本学者中岛敏夫在其主持整理、出版的《唐诗类苑》前言里,一段很平常、很容易被读者忽略过去的文字:“无论研究有多么高深,也不问直接还是间接,所有工作最终总会归到诗的鉴赏上”。此语点明了中国古代诗学研究的本来之义即用于“人”,用于“今”。这样的学问显然最不能容忍将其变成一种纯粹知识体系,成为功利化运作的工具。进一步说,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古代诗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里,如果说存在一个贯穿始终的核心的精神或者更准确地说发展“动力”,那就是“功用”,用于社会,用于人心。

对此,我要特别提出一个“诗文化”概念它至少包含两层义:一是中国曾被广泛“用”于古代的社会生活传统文学以诗为正统传统社会各种文化生活载体形态几乎都活跃着诗的元素。事实表明:中国过去的文化其实是一个“以诗为用”的文化,古人给今人留下一个“用诗”的生活传统。二是中国诗作为传统文化价值意义的载体。何谓文化“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共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包括这些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具体化的物质实体。”(语见刘云德著《文化论纲》)如果从与文化的关联意义上认知,中国诗首先是“人”提供意义和价值观支持的文化语言符号而不仅仅是追求和提供美感的语言艺术。

“用诗”的传统出发,便产生了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古人曾如何用?今人又该怎样用?对此,中国的“诗文化”已经给了我们答案,那就是:通过诗人。诗人用诗的生活成就一个个“诗人”,转过身,再通过这些诗人所创作的极具文化影响力的诗来感化他人并构成传统。一般来说,中国文学史上所有被记载的诗人,都有资格被视为“文化诗人”但从影响社会历史和人心的程度而言,大诗人或某些特色极鲜明的诗人与一般作者之间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就主要方面说,判定一位诗人是否处在“文化层级至少有以下三点:(1其人其作与传统文化精神内在契合的程度2其人其作是否具有不断被后人记忆、提起的历史影响力。(3其人其作是否反映了“用诗”的生活内容。文化诗人当然要凭借艺术上具有典范性的作品,但诗人的“用诗”经历更内在地决定着作品文化质量。以王维为例。在他的时代里,中国诗达到最好的状态,这不必说。我们所关注的:不是王维的所谓“好诗”,而是他借诗达成生命减压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里为自己辟出的精神家园。王维之前,陶渊明以老庄道家的生命姿态稀释了儒家的紧张,借诗和酒的力量达成一份轻松。他的“家园”松菊繁茂,酒香扑鼻。而王维的幸运是:恰逢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相处最融洽的一个伟大时代,他借禅宗之力活出一份安宁。他的家园清泉流淌,月光明媚,空灵而深邃。凭借于此,这样的诗人被后人永远地记住。                                    

                               

陈向春,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下载iPhone或Android应用“经理人分享”,一个只为职业精英人群提供优质知识服务的分享平台。不做单纯的资讯推送,致力于成为你的私人智库。)

作者:佚名
来源: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