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肯作家,1959年生于北京,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蒙面之城》《沉默之门》《环形山》《天·藏》《三个三重奏》。第二届、第四届老舍文学奖得主,首届施耐庵文学奖得主。现任《十月》杂志常务副主编。

 

宁肯:为中关村写史,为创新立传
  
印 象
写中关村故事

讲一代人的中国梦
 
有这样一个说法,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有两个村注定要载入史册,一个是开启中国农村改革新纪元的安徽小岗村,另一个是揭开中国科技改革新篇章的北京中关村。中关村的历史是我国改革开放宏大事业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代代中关村人百折不挠、勇于探索的奋斗史。
 
为中关村写史,为改革时代立传。北京作家宁肯历时两年完成了纪实性作品《中关村笔记》,有评论家认为:很多人写过中关村,宁肯的这一本不是数量的叠加,而是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存在。
 
宁肯有早睡早起的习惯,基本上每天五六点钟就起床开始写作,如果这一天没有别的安排,他会写一整天。采访也是在写作的间隙进行的。
 
生于1959年的宁肯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在胡同里长大。上大学后,和很多作家一样,他也从诗歌起步进入文学世界,1982年发表了第一首诗。1983年,宁肯被分配到一所中学担任语文老师。北京组织教师队伍援藏两年,宁肯报名远赴拉萨。他选择去郊区中学,那所中学在拉萨河边上,有牧场、有农田,还可以爬山,冬天的山谷里仍然是绿草丰盈。他开始以西藏为题材创作系列散文作品,后来这批散文让他成为“新散文”创作的代表作家。
 
两年援藏生活很快过去,回北京后,宁肯一度走出文学,由诗人变成广告人。他仍断断续续写诗,但总共写了不过百首,发表过的不过10首,最后两首发表于1998年的《诗刊》。
 
互联网在中国兴起后,宁肯把作品发布在BBS上,阴差阳错成了网络作家。谈起那段经历,宁肯说:“我在网络时代把我的文学作品放到网上,凑巧成了网络文学,现在看,当时我的作品根本不是网络文学,而是传统文学。如果当时我的作品没有在网络上发表,而是在传统刊物上发表了,那我就跟网络没有任何关系了。”最终,他还是以传统文学的方式,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回到传统文人的状态。
 
2015年,宁肯有个模糊的想法,写一部北京题材的小说。正巧此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对他说,有个资助项目是写中关村的,约了一位国内报告文学圣手,但那位作家要价太高了。宁肯半开玩笑地说:“我给您写吧。”韩敬群愣了一下,很快说:“您写肯定能写好。”
 
“中关村在那儿,像山对登山家一样,对我构成了挑战。”宁肯说,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他对中关村众多先进人物进行了多次深入采访,掌握了大量一手素材,“这让我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中关村笔记》以人物为经纬,从与华罗庚、陈省身并列为中国数学“三驾马车”的中科院院士冯康为开篇并贯穿始终,以陈春先与中关村的硅谷梦、柳传志和联想、王志东和新浪、王选与“千年之约”、王永民与汉字输入、程维和滴滴、吴甘沙和智能驾驶、苏菂与车库咖啡等19个段落与手记,展现他们怀抱理想、搏击奋斗的艰辛历程,呈现出一代人的中国梦如何一步步成为现实的过程。

在宁肯笔下,厚重深邃的中关村文化,以一种更为鲜活的形象出现在世界面前。
 
宁肯口述
中关村让北京变得更丰富
 
在写《中关村笔记》这之前,中关村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它存在于北京的西北部,天气好时,当我看到中关村或上地,会同时看到西山,看到落日、火烧云。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中关村一直以来代表不断的开放和创新,这其实就是中国梦。整个中关村这段历史都是神奇的,我要去发现神奇,发现它背后的秘密,发现其内在的、隐秘的关联。中关村虽然还没有达到完美的状态,但它值得肯定,也值得我们去书写,更值得我们沿着中关村开创出来的道路继续往前走。
 
我的一个朋友读过《中关村笔记》之后对我说,他读到了一种乡愁。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好。什么是乡愁?就是已经消失的、远去的东西。在我看来,中关村是让北京从传统老北京走到现代北京的关键。
 
在我的叙述中,有一个新北京和一个老北京;或者说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北京和一个代表传统文化的北京。中关村作为北京的地标,它代表北京,也代表中国。中关村不仅改变了北京,也改变了中国,某种意义上也改变了世界,里面蕴藏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实际上北京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有足够的丰富性,中关村又是不可忽略的,如果没有中关村这样一个维度,现代北京的整体分量就变轻了。
 
老北京体现各种传统价值观,但那个北京必然导致一种缓慢的状态,从审美上看、从趣味上看是没问题的。中关村代表的北京是现代性的北京,在全球化的舞台上博弈,是北京通向世界的一个非常成功的平台,有了这样一个平台,北京的含义就广泛得多、丰富得多。
 
写完《中关村笔记》,我开始回过头写我童年的北京。我以前写过一本散文集叫《北京:城与年》,全部是我在上世纪70年代、七八岁、十几岁时的经历。那时的北京从街道和建筑格局上来讲,跟清末的北京没有太大差别,但生活内容和时代精神完全不一样了。另外,我在这个基础上正在写一个短篇小说集,也叫《北京:城与年》,我会用小说的方式把北京重新写一遍。
 
上世纪80年代的时代精神在当下仍然非常可贵
 
记者:作为小说家,为什么想到写中关村这样的题材?
宁肯:我最初有一个想要写一部表现北京题材的作品的模糊想法,但生活经历有限,我经历的就是胡同生活、大学生活、西藏生活。多年来我一直浸润在现代主义小说的氛围中,快二十年了,我需要另外一种东西,跳出文学,从外部看文学。现在是一个创新时代,但文学在现实面前表现得不尽如人意。如何用一种技术既表现纯文学的复杂性,又通俗易懂?这几乎不可能。但正因为有难度,才有挑战性。
2015421日,我在飞机上读黛博拉·佩里·皮肖内写硅谷的一本书,名字叫《这里改变世界──硅谷成功创新之谜》。书的最后竟谈到了中关村,她拿中关村与硅谷做了比较,也谈到了以色列的高新技术区,对以色列无条件地赞扬,对中关村则多有质疑。这让我想要更深入地去了解中关村,所以算是主动请缨去写中关村。
 
记者:您的《中关村笔记》会让读者联想到《激荡三十年》这类描摹改革开放的纪实性的、财经类的作品,您在写作的时候是否受到这些作品的影响?
宁肯:我刚接触中关村这个题材的时候,确确实实首先看了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凌志军的《中国的新革命》,对于长年阅读现代主义小说的我来说,这些书原本不会出现在我的书单上。读过之后,我觉得他们的作品传递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精神实质,那种语境让我感受到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那种进取创新的精神力量,感受到站在那个时代潮头的人们的张扬个性。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的时代精神,在当下仍然是非常可贵的。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感觉到有必要重塑中关村的价值,这种价值我觉得和《激荡三十年》的价值观是一样的。区别在于,他们的作品是从宏大的叙述视角来叙说,而我觉得自己应该从人物的角度、心灵的角度、人性的角度来切入,捕捉人最闪光、最打动他人的瞬间。我觉得这是属于文学的。
 
采访上百小时
每个创业者都有独特之处

 
记者:所以您是有意识地从文学的角度来对中关村进行书写。
宁肯:财经作家一般都是在讲企业发展的故事,我是以文学的视角,而不是从企业家的角度看如何发财和创业。在写作过程中,我从感性出发,再回到理性,既有清晰、理性的呈现,也有关乎人性、心灵的形象化抒写,可能这里面的意义就会更大,我觉得这也是我的优势。有句话说,新闻结束的地方,是小说家开始的地方。在文学家眼里,文学是一个深度的模式,所有事件都是开放的。文学的规律便是在历史中发现人、表现人、阐释人。关于《中关村笔记》这本书,虽然我是从国家和民族这一角度进行写作,但不是树碑立传,不是讴歌,最终写的是人性。我用中关村人物的题材和经历,创造出我对人类的理解。
 
记者:写作前期的采访过程顺利吗?
宁肯:我在决定写这本书之后,就开始频繁出入中关村,一周要去两三次,或开车,或坐地铁,或骑电动自行车。穿行于中关村的高楼大厦,我成为中关村的一部分,中关村也成为我生活的重要部分。那段时间我接触的许多人都是院士,以前我从没见过那么多院士。我彻底忘掉了小说,成了一个记录者、沉思者,录音笔里的采访录音就有上百小时。资料准备、采访用时一年半,写作用了半年,这也是我以前从未写过的文字。
 
记者:书写和采访的对象是如何选择的?
宁肯:最开始是挑选我感兴趣的人物。但其实可写的人非常多,碰上哪个,打动我了,觉得他在中关村坐标有一席之地,我就写他。比如陈春先代表了开拓性,吴甘沙是未来型的,鲍捷是黑科技型的,程维代表了共享和未来……每个创业者都有他的独特之处。我选择人物有一条内在的标准,就是他们构成了历史、推动了历史,我也是站在历史的角度去观察他们,书写他们。
 
记者:哪些人物给您的印象最深?甚至说他们改变了您最初的认知?
宁肯:这样的人在中关村有很多。比如京海公司的王洪德,最早他分到中国科学院以后就没顺利过,改革开放给他提供了辞职的机会。要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初,辞职简直是天方夜谭。他接的第一个工程打地基时出现了一个海眼一样的东西,底下是烂泥塘,打地基灌水泥,永远打不完。他急得耳朵失聪,什么都听不见了,他甚至觉得如果还是填不满地基最后把自己也填进去算了。我觉得他就是压抑得太久了,他有一种奋不顾身的精神,在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时候,完全被激发出来了,这种突破极其有历史意义。所以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最终是人的故事。
 
记者:谈到中关村人们一定会想到计算机,而您在书中更强调了科学的意义。
宁肯:一个国家一定要有科学探索的精神,科学对中关村起到了基石作用,如果没有科学来垫底,中关村很难和硅谷媲美。加入了科学探索基石的这个维度,让我对中关村的书写有了更深层的内容。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冯康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他是“两弹一星”的幕后英雄,是数学天才。冯康早在1993年就去世了。就在准备写中关村的时候,我恰巧被中国作协拉进了中国科学院“创新报国70年”报告文学项目,由此发现了冯康,他在国内名气不大,但是在国际上名气很大,达到了世界级的水准。这种现象本身就特别值得关注。这也和中关村的崛起有很大关系。通过中关村几十年的发展回顾,的确让我们读的时候不光是中关村,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步伐。
 
中关村已经走到世界前列
柳传志是承前启后的人物

 
记者:写中关村,柳传志仍然是绕不开的人物。
宁肯:像柳传志、王洪德、王缉志……这些元老是中关村的宝藏,更是时间的宝藏。采访柳传志,一开始我认为几乎不会成为现实。最后是有关部门出面,才说动了柳传志。但第一次采访,我察觉到对方有着公事公办的客套。我送给他一本我的小说,《三个三重奏》。当时我想,他会看的可能性只有1%。但接下来,我试探性地给他的秘书打了个电话,对方竟约定了采访时间。第二次采访,柳传志告诉我,他花了一个星期看完了《三个三重奏》,还买了好几本送给家人和朋友。和柳传志面对面,尽管我是采取平视视角,但还是感到他太强大了,仍然有几分仰视的感觉。
 
记者:您如何评价柳传志这位中关村的标志性人物?
宁肯:柳传志是中关村贯穿性的人物,泰山北斗。《中关村笔记》有两个贯穿始终的人物,一个是冯康,一个是柳传志。这个选择本身代表了我对中关村的看法,他们天然构成中关村的基石与厦宇,有多深的基石就会有多高的大厦。
从互联网经济到移动互联网经济,现在中关村在这个潮头上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现在出现了吴甘沙、程维这样的新一代企业家,他们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柳传志。我原来认为柳传志是不可超越的,但新时代会超越过去的时代,那新时代的代表人物同样也会超越过去时代的代表人物。对年轻一代来说,柳传志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程维他们对柳传志都极其推崇,他们在融资和国际竞争的时候都会向柳传志请教。
 
记者:您是擅长虚构的小说家,这次写的却是一部非虚构作品。非虚构作品现在的影响力的确比较大,比如像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在2015年就是凭非虚构作品赢得了诺贝尔奖。您怎么评价这种写作方式?
宁肯:非虚构是一种条件写作,面对的全部是已知条件,更像一种劳动,很少有想入非非的、自由翱翔的时候,因此很累。但这种累是值得的,甚至是必需的,因为收获太大。非虚构写作给我带来人生不同的界面,也带来更结实的写作。我在非虚构写作中不仅完成了对自己设定中的改变,也仿佛在未来虚构的袋子里装了满满的东西。我还是会再次回到小说上来。

来源:天津日报 
作者:何玉新
http://www.chinawriter.com.cn/n1/2017/0728/c405057-294340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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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