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流不息,大浪淘沙。100年前的1916年6月6日,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病逝于北京寓所,终年差3个月零10天不满58周岁。无论如何褒贬,此人绝对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超重量级人物,值得史家写篇文章—不好说“纪念”,就算是“述评”吧。

袁世凯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家族魔咒”。说来蹊跷,河南项城袁氏家族中,外出做官的从没有活过花甲的。袁世凯的叔祖袁甲三,活了57岁;叔父袁保恒、袁保龄,分别是52岁、48岁;嗣父袁保庆48岁;生父袁保中51岁。由此,60岁这道大关就成为压在袁世凯心中长久的梦魇。即便他想用“登基称帝”这个天下最大的“喜”来冲破其“家族魔咒”也是枉然。这真是在劫难逃。

袁世凯去世后,其评价可以说完全是负面的。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但从官方和社会主流层面上,还是臧否依旧。朝野之共识,突出表现在教科书上评价其为“窃国大盗袁世凯”。教科书的作用和影响,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要不我们为什么对日本修改教科书否认侵华战争问题如此深恶痛绝呢。

就传统观点而言,袁世凯的罪名主要有五条:一是出卖维新党人引发戊戌政变,用六君子的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二是镇压义和团运动,参加东南互保条约,勾结列强卖国;三是耍两面派手段,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四是屈从日本的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五是倒行逆施,帝制自为,做了83天皇帝梦。每条罪状,都足以使其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其中最为人诟病的,是第一条和第五条。

在晚清官员中,袁世凯的思想并不守旧,19世纪末变法运动初期,曾表现出支持、推动变法的热忱。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正式宣布变法。7月,变法运动达到高潮,袁世凯还派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保持紧密联系。袁对戊戌变法的关心,使其取得了维新志士和光绪皇帝的信任。

变法运动一开始就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的敌视与破坏。大部分的改革措施都变成一纸空文。光绪和慈禧之间的矛盾也逐渐激化。帝后两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慈禧在守旧势力的怂恿下,预谋在光绪陪同慈禧到天津阅兵时,由顽固派大将直隶总督荣禄发起政变,罢黜光绪,推翻一切新政,让慈禧重新上台垂帘听政。光绪闻悉惊恐万分,于9月14日、17日连续给康有为下达密诏,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康有为等拟定一个孤注一掷的冒险计划:一是争取手握“新建陆军”又热心变法事业的袁世凯发动兵变,诛杀荣禄,发兵围困颐和园,迫使慈禧交权;二是派会党首领带领侠士潜入颐和园,捕囚慈禧。计划成功的关键在于袁世凯。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世凯的寓所法华寺劝说。谭对袁说:现在只有你一个人可以救我们的圣主。你如果愿意救,就请救之;如果不愿意救,可以到颐和园向西太后告发我,因此享尽荣华富贵。袁说: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有用到我的,将万死不辞!谭见袁信誓旦旦,就把诛杀荣禄、围困颐和园、囚禁慈禧的计划相告。袁当时慷慨激昂:杀一荣禄如杀一狗耳!就这样,谭嗣同以为袁世凯答应了,便返回寓所同康有为商量下一步的事情。

9月20日,袁世凯乘坐上午11点40分的火车返回天津,下午3点抵达。当晚,袁世凯到荣禄府上告密。9月21日早晨,慈禧太后便发动了政变,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重新执掌清廷大权,并当即下令捉拿康有为、梁启超。康梁逃亡日本。24日谭嗣同被捕。28日,“戊戌六君子”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被杀。与此同时,慈禧下令废除在变法期间颁布的几乎一切新政法令与措施。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遂告失败。

传统的史学观点认为,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他向荣禄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后,当夜荣禄又从天津乘车赶到北京向慈禧告了密,天一亮慈禧发动了政变。后人编写了一首打油诗来讽刺袁世凯卖友求荣:“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非传统观点,也有一定的说服力:

一、兵围颐和园,杀荣禄,废慈禧,这是何等重大而紧急的事件!袁世凯的告密如果是积极主动的,想通过此举升官发财的话,那他为什么不在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当晚或最迟在次日清早在北京直接告密?如果到颐和园面见慈禧不太容易,那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刚毅都是慈禧的心腹,也是袁世凯的朋友。袁完全可以在北京向这些大臣告密,何必一定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呢?9月18日夜,谭嗣同找他密谈“锢后杀禄”,19日整整一天,袁世凯是有充分的时间在北京“卖友求荣”的,缘何要白白耽搁一天,20日才舍近求远地回天津向荣禄告密?

这只能说明,袁世凯在告密之前,经过了一番剧烈的思想斗争,权衡利害,反复掂量,最后决定向自己的直接上司说出这个天字号的秘密。从自身安全的角度讲,他不愿贸然参与到维新派的计划中去。他知道维新派手中除了一个徒有虚名的皇帝外,根本没有什么实力。自己如果按照康有为等人的计划行事,带兵围困颐和园,成功的可能极小。天津小站距离北京二三百里,要长途行军,奔袭入京,势必会受到早已被荣禄安置在京郊一带的聂士成“武毅军”、董福祥“甘军”等部的阻拦。“新建陆军”虽然精锐,但以自己的几千人马对阵荣禄手下也是劲旅的数万兵力,无异送羊饲虎。到时候自己兵败必死不说,还落个谋逆大罪、祸连九族的下场。这笔买卖,风险太大,万万做不得!

让袁世凯在帝后争斗中选边站队,实在有些为难。笔者甚至可以这样分析,袁世凯回到天津按官场的规矩去拜谒荣禄,那时他心中还在犹豫。直到进了帅府,看到荣禄的卫兵“夹道相迎”,他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后来又听到当时正在帅府、曾给慈禧上“训政”奏折的御史杨崇伊告知,太后已经训政,他才下定最后决心—因为他见自己已被荣禄怀疑,更怕康有为等人被捕后供出“法华寺之谋”,把自己牵连进去,无奈之下只好向荣禄告密,托出维新派兵变围园的密谋。

二、 袁世凯向荣禄告密的时间,按照他在《戊戌日记》中的说法,是9月21日上午,因为20日晚上他谒见荣禄,只说了一通“必须保全皇上”之类的虚话,此时有叶祖珪等求见荣禄,袁告辞,约好明日详谈。第二天一早,袁至帅府,将“法华寺之谋”和盘端出。由于《戊戌日记》是政变发生后8天追记,又是在袁死后10年才发表,所以没有人相信他的表白。特别是9月21日政变发生后的上午袁才向荣禄告密,更被斥之为鬼话。笔者也认为袁世凯此举,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一个被革职的海军参将来到,就能打断汇报这“天大的事情”?这也表明袁世凯虽然标榜“忠心耿耿”,但毕竟心虚。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作为高等院校教材的《中国近代史》等有影响的论著,对这一历史事件都是这样记载的:荣禄听了袁世凯密告,大惊失色,即嘱袁守卫天津,自己乘火车微服入京,直奔颐和园告变。时已午夜,荣禄急叩园门,守门人不肯开门,有一侍从出来,认得荣禄,才导引入内。到了慈禧太后寝宫,荣禄捶门而呼,时慈禧已寝,闻报召荣禄入内室,问道:“是康有为等谋变耶?”荣禄禀报袁世凯告密之语,慈禧震怒,连叫:“小子负心!”立即起驾回宫,并命令荣禄驰赴宋庆、董福祥诸军防变。这天光绪原拟赴颐和园向慈禧请安,未及成行,慈禧的轿舆已进皇宫,正当他出而迎驾、惊异不止之时,慈禧把他狠骂一通,宣布“训政”了。有的版本略有改动,说荣禄不是闯宫告变,而是在天津将此事电奏慈禧太后的。

这个记载,颇有值得推敲之处!我们就当袁世凯9月20日回天津的当晚就向荣禄告密,二人还要筹商一个万全之策—既能铲除维新派,又不能危及光绪皇帝,这势必要花不短的时间。待到荣禄准备密报慈禧的时候,时间应该在晚10点以后了。当时京津之间的火车才开通不久,只有白天班车,没有夜班车,也缺乏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与技术。就算荣禄以直隶总督之尊,也不可能下令加开一次夜车专列。发电报倒是很快,但电奏太后不合清廷奏事制度,自太后归政,她那里便不再设奏事官,也无专用电台。当时在北京有电报房的只有兵部和总理衙门,荣禄只能通过密电的形式打电报给兵部或总理衙门。然而这样做在当时看来既不容易保密也不容易办到,电报要经过报务员翻译、誊写出来,很难保证两个部门的报务员都是慈禧的人,所以密电的保密就成了大问题,荣禄岂敢冒险电奏?而且,除非在战争期间,兵部和总理衙门在晚上10点以后是没有人值班的,也就是说,即使发了密电也无人接收。

实际情况是,慈禧太后于9月19日从颐和园回宫,住在中南海;9月21日上午发动政变,再度垂帘听政。20日晚,荣禄在天津得袁世凯密报,第二天,即政变发生之21日,乘火车赴京向慈禧汇报,时间最早是下午。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夜闯颐和园、对着慈禧寝宫“捶门而呼”的戏剧化行为了。

政变当天,清廷下诏只捉拿康有为和无关重要的康广仁,并未捉拿“谋乱要犯”谭嗣同,而且给康有为等人定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并没有“围园劫后”大逆不道等词语。说明在慈禧发动政变之前袁世凯还没有告密,即使袁已经告密,消息也还没传到慈禧那。慈禧听了荣禄所奏袁世凯之言,才下令捉拿谭嗣同等人。28日处死“六君子”。29日依据袁世凯告密内容,宣布维新派“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的罪状。这样就给人造成错觉,以为慈禧是得到袁世凯密告后才发动政变的。应当说,政变是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的一个既定步骤,与袁世凯告密无关。但袁的告密,出卖了谭嗣同等人,导致慈禧进一步加大了对维新派的打击,这是没有异议的。

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对于告密一事并未讳言,这事对他来说不是什么丑闻,反而是忠于清朝的大功一件。袁世凯毕竟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不同,他虽然支持变法,但归根结底是一个混迹官场多年的世故官僚。以他当时的情况,告密是正常的。要他起兵去抓慈禧、杀荣禄,这是“谋反”的勾当,当时条件也不具备,他自然不会明知不可而为之。

著名历史学家、中国近代史专家袁伟时先生,以思想深刻、见解独到著称。他对袁世凯“帝制自为”有些精彩论述,这里用两段文字做个简述,以期引导。

复辟帝制是袁世凯毕生最大的错误。其理由最主要的一条是因为“民智未开”,民主共和制不适合中国。是不是如此,需要结合北洋时期的社会状况来分析。北洋时期一开始能够建立三权分立体制,非常了不起。士绅阶层、知识阶层的主流意见很清醒,中国社会转型已经有了较好的开始,所谓民智已开或未开,主要看社会主流意见怎样。但是,那些政治家、革命派本身没有及时转变,成为后来动荡不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袁世凯走向专制、复辟帝制,国民党要负很大责任。革命党要是有政治远见的话,政权一易手就会实现从革命党向民主政党的转变。恰恰同盟会、国民党没有完成这个任务。革命党执政的合法性来源于夺取政权;但要继续执政,其合法性则来自于政绩和成就,以取得公民的信赖和支持。当时的国民党恰恰没有想到应该要成为一个民主政党,满脑子还是想着怎么夺权,辛亥革命后权力让给袁世凯是不得已的,要想办法夺回来。他们考虑的不是长远的制度,是眼前的权力。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应该有全国各派力量共同参与,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特别是当时最大的实力派北洋派没有参与,就同盟会自己制定。袁世凯已经当选总统,制定约法和宪法文件应该有他参与,即使不信任他也已经选了他,为什么又要故意避开他?革命党本身那种极端思维和政治上的幼稚都没有及时改变。他们没有想到,现在是一个民主共和体制,活动方式要全面转变,转变为适应民主制度下的一个政党,他们没有考虑这个,结果制定宪法不让袁世凯参与。另一方面,《临时约法》本身也有问题,原来南京临时政府实行总统制,一下子要转为内阁制,这是不合适的。这么大的变化也没有跟当前总统袁世凯商量,是非常错误的。国民党还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把权力夺回来,掌握在自己手上,这就有点不够光明磊落,也不符合当时的实际。

《临时约法》是各省革命政府、军政府派出的代表组成的参议会制定的。参会代表的水平并不代表整个知识阶层的水平。《临时约法》没有经过充分讨论,也没有经过当时的知识阶层的讨论,这很糟糕。就中国当时知识阶层的水平来讲,已经有可能制定出一部比较好的宪法文件,但在革命党人的把持下,没有充分发挥大家的智慧。清末民初的人物几乎都想用旧的手段达到一个新的目的。像孙中山搞中华革命党,越来越重视对权威的尊重或者独裁的倾向。孙的目的还是好的,想建立一个有力的政党,采取军政、训政和宪政这三个阶段,达到其民主共和的期望。袁世凯也是一样,也是一个用旧手段的转型期的人物。毕竟在转变过程中大家不可能马上变成新派人物,人都不能脱离旧环境的制约,原来有旧的东西,在他的言行中必然会体现出来。 

1912年2月15日,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大大削减袁世凯的权力,但袁坚持于3月10日在北京就职。1913年2月,依据《临时约法》,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所得议席最多,按约法精神应由该党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3月20日,宋教仁却在上海遇刺身亡,全国大哗。孙中山、黄兴等指责袁世凯授意暗杀,袁则予以否认;当时的证据指向时任国务总理赵秉钧涉嫌教唆杀人,而宋案凶手武士英则是共进社成员,属国民党阵营。宋教仁案成为历史之谜。孙中山不顾普遍的民意和党内反对派黄兴等人循法律解决、依法向袁世凯政府讨要公道的意见,于当年7月组织了中华革命党,贸然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凯,使刚刚具有公开、合法性的政党政治毁于暴力革命的失败,把国民党3个都督位子也打没了。“二次革命”开了民国武力解决争端的先例,其后袁世凯形式上彻底统一中国,政坛上再无制约他的力量。10月6日,国会选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中国国民党,并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国会因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袁坚持“人民滥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认识尚在幼稚时代”,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于5月正式推出《中华民国约法》(即《袁氏记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之后再修改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10年,任届没有限制,可指定三个新总统候选人。这就是说,袁世凯可以终身当总统,可以指定接班人,这跟当皇帝也差不多了。

可袁世凯偏偏看中皇帝这个名号,要“名正言顺”地君临天下。他曾对亲信说:“民国就得有议会,而议员又事事掣肘,实不胜其苦,倒不如干脆称帝”。

清末民初政局,不是一般的混乱。政坛角逐的目的在输赢,而不在是非,每个人都没有固定的敌友,却都有讳莫如深的行为。民国元年,袁世凯“尚知在《约法》中讨生活,无违背民国意”,然而,他办不成事。精研袁世凯20多年的广州市社科院研究员骆宝善说:民国初建,分摊权力的机构太多,议会、参议院、众议院,且国民党占议员的多数,几乎任何一件法令都通不过;任何事情都反对,又说不清原因,永远在扯皮。这种花样翻新的选举和分散权力,对于习惯了独断专行的中国首脑来说,近乎谋害。而分散权力有什么好处,当时几乎没有人能看出来。民初那几年,中国真的不具备实行民主共和的条件。真正制造舆论和接受舆论的人就那么一小群,老百姓不懂,他们也未必真懂,包括孙中山领导的主张共和的革命党人。孙中山制定《临时约法》,并不是用来实行共和、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袁世凯的,这一点他自己承认,今天的学界也没有异议。总之,就中国当时的思想基础、制度基础,想要实行共和是非常困难的。

袁世凯之所以后来走上称帝的道路,其客观原因,也是看到了当时中国内忧外患,中央权威衰弱;加上“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声望如日中天,部分知识精英对民主政治的失望都促使了他寻找解决办法来重树中央权威。而作为一个老派人物,袁世凯也只懂得沿用传统走称帝道路。君不见后来的蒋介石,身为主席、总统,搞了一辈子独裁,其后还把大位传给了儿子。在这一点上,老袁的心机手段远不如老蒋。

在袁世凯任总统的最初几年内,最困扰他的问题就是“政党和议会的作用以及省和中央的关系”。实际上,这两个问题基本上是一个问题,这就是民国政府替代清政府以后,如何恢复中央的权威,以及恢复国内统一的政治秩序,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可以说,因为民初地方势力强大,袁世凯想通过称帝挽回中央权威。袁坚信只有威权制度才能使国家富强,他对国民党的镇压以及对议会的压制,除了其野心外,还包涵了对中央集权的追求,对振兴国运的新的政治实验的追求,而且自认为是救国救民的正义行为。

美国政治学家、教育家,袁世凯的法律顾问古德诺,于1915年发表《共和与君主论》,认为共和制度不适合中国,为袁世凯的复辟制造舆论。古德诺认为,中国要生存和发展,一定要实行立宪制,而在中国君主立宪制比共和立宪制的可行性更大。中国只有在君主制之下,才能慢慢地推进民主。古德诺最担心的问题是,在落后国家实行共和制,“元首既非世袭,大总统承继之问题,必不能善为解决”。杨度与梁启超等人也赞成袁世凯“开明专制”。杨度一手策划了乞丐请愿团。有一天,杨度驱车经过闹市口,看到有两个乞丐吵架,其中一个厉声道:“今天还有王法吗?都是共和闹的,假如皇帝复生,一定不会让你们这些人如此横行。我只有每天早晚祈祷老天爷,再给我们一个皇帝吧!”杨度颇受启发,这才有了三天内召集万余乞丐请愿的壮举。“洪宪大戏”开演前,拥戴袁世凯做皇帝的公民、商会、乞丐、妓女、人力车夫等各种请愿团鱼贯登场。与其说盼望当太子的袁克定及“筹安会”伪造了民意,不如说他们操纵利用了一部分民意。当时的人民,实在搞不清大总统和皇帝有什么区别。

袁世凯曾对其老友英国公使朱尔典说:“我考虑帝制的事情,不过就在这几年,只是与我的子孙,甚有关系。中国历史,王子王孙,年深日久,到头来没有不弱之理,这也是可忧虑的。当初提出创立共和制的人,根本不知共和是什么东西;今天主张立宪君主的人,也不知立宪君主是什么东西。多数人民,脑海中存留的不过是汉唐明清的专制君主。也许一百个人里有一个知道日本的君主制、美国的联邦制。至于我要实行的这个立宪君主制,他们恐怕做梦也猜不出是什么东西。”

那么袁世凯“要实行的这个立宪君主制”,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君主立宪制又称立宪君主制,或称“虚君共和”,是相对于君主独裁制即帝制的一种国家体制。君主立宪是在保留君主制的前提下,通过立宪,树立人民主权、限制君主权力、实现事实上的共和政体。其有二元制和议会制两种。二元制是君主和议会分掌政权,君主任命内阁,内阁对君主负责,君主直接掌握行政权;而议会制则行使立法权,但君主有否决权。如1871—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和1889—1945年的日本。在现代,君主立宪制国家多实行议会制,如英国、荷兰、比利时、丹麦、挪威、西班牙、卢森堡、瑞典、泰国、日本、柬埔寨等。君主立宪制明显区别于中国自秦始皇时期起,直至辛亥革命才结束的沿用了2000余年的帝制。帝制就是君主专制政体,以一人终身担任国家元首,绝对专制并通过家族世袭的方式进行政体的更替延续。

有研究者认为,袁世凯可能是想选择日本或德国式的君主制,其年号“洪宪”就是“弘扬宪法”的意思。可是,君主立宪制的核心是“虚君”和“宪政”;以袁世凯的本性和行径,他能心甘情愿地做一个有名无权的“虚君”吗?他能认真遵守议会制定的包括对他进行种种限制的宪法吗?帝制的核心是“专制”和“世袭”,袁世凯想挽回“中央权威”,建立“威权制度”,就是要树立和强化自己的个人专制。至于“世袭”,袁世凯曾对五子克权说:“你大哥是个拐子,你二哥成天和一些清客鬼混。你们哪里见过天下有拐皇帝、书呆子皇帝呢!”据徐世昌记,袁世凯曾对部下冯国璋说:“我绝无皇帝思想,袁家没有过六十岁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几年?况且皇帝传子,我的大儿子克定残废,二儿子克文假名士,三儿子克良土匪,哪一个能继承大业?你尽管放心。”他说“绝无皇帝思想”,但他还是称帝了;他说长子、次子、三子都不能“继承大业”,但他没说所有的儿子都不能,他有17个儿子呢!有人举出这样一则史料,似乎说明“中华帝国”并不准备“袁氏世袭”:按照袁世凯修改后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前任总统所推荐的三人,将作为总统的候选人,从三人中选出一人为总统,名单写于嘉禾金简,藏于金匮石屋内。袁世凯死后,王士珍、张镇芳等打开金匮石屋,找出了袁世凯留下的继承者的亲笔提名: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这里要问,这是袁世凯什么时候写的?是在他被迫取消帝制、又恢复民国国号和大总统称号之后,而且是在他行将“龙驭上宾”之前,他当然要按“选举法”行事。如果“洪宪”成功,他会让外姓人继承皇位吗?不搞世袭,还叫帝制吗?

袁世凯帝制自为,可以举出许多促使他这样的外部原因,如其长子袁克定想通过立太子而承大统,便伪造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报纸舆论;以“筹安会六君子”为代表的一帮趋炎附势之徒伪造民意,竭力促成;列强为了争得对袁世凯政府的控制,争相怂恿等等。还可以举出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客观原因,如政局混乱、政令不通、地方各自为政、中央权威不足等等。但归根到底,还是袁世凯想当皇帝的主因起到决定性作用。袁世凯本人也认识到这一点。“洪宪皇帝”当到第80天,袁世凯不得不召秘书张一麟起草撤销帝制的文告。张一麟忆述当时情形:“那天,项城把我叫去说:‘我糊涂,没能听你的话,以至于此。’我说,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袁回答说,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

至于袁世凯其他三条罪状,史学界的异议更多,而且大都对传统观点予以冲击甚至颠覆。袁世凯作为朝廷命官、山东巡抚,自然以维护一方安定为己任,不能坐看义和团在其辖区内烧教堂、扒铁路、杀洋人(杀得更多的是所谓“二毛子”即信教的中国人),酿成祸端。“东南互保”实际上为大清保住了半壁江山,也使得中国数亿人免遭八国联军侵华战端之苦,其动机和效果都是值得肯定的。辛亥革命的成功有赖于各方面的合力,而袁世凯以功劳最著被各省代表推为民国大总统的不二人选;孙中山先声夺人,是为了给清廷造成民国的既定事实,言明只要袁世凯促使清朝退位,即请袁氏当大总统;袁世凯做到了,怎么能说人家是“窃取”呢?“二十一条”在签订时已经不是“二十一条”,而是袁世凯经过与日本的谈判力争,大大降低了其危害的《民四条约》;虽然也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已是在当时条件下中国能做到的最好结果,被胡适称之为“弱国外交的胜利”;由此给袁世凯戴上“卖国贼”的帽子,实属不当。

说了半天袁世凯的“恶”,也要简单讲讲他的“善”,这样才公平。

袁世凯从1903年起在中国搞军事现代化,在华北组建了6个师的新军,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有步、炮、骑、工各兵种,甚至设立了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北洋系军事人才济济,至少有5人先后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或总理。

袁世凯首创中国巡警制度。1900年以前,中国的城市里没有巡警,维持治安由驻防军或衙役负责。1902年,袁世凯在直隶省城保定建立了巡警总局和分局,并参照外国拟定了中国最早的《警务章程》。1905年,清廷在北京、天津也建立了巡警制度,4年后,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了巡警。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1901—1907),推行新政的主要成绩是支持创办实业、发展商业,地点主要在天津。1900年以前,天津民族资本企业不过四五家,袁世凯创办直隶工艺总局,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实业中心,其中机器造纸、织造、电灯、自来水、烟草企业,特别是年产水泥20万桶的启新洋灰公司,都是全国规模最大的。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一个国际性的实业博览会)上,参观了直隶馆的实业家张謇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袁世凯确能干事,此人与别人毕竟不同,在工业上尤有擅长过人之处,远远胜过了江苏。”

袁世凯兴学重教,主张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校,积极倡导学子留洋。在他的努力下,中国沿袭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在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袁世凯宁可压缩军队,也要推广全部免费的新式学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他创办了山东大学的前身山东大学堂,在直隶总督任上创办的各式新式学堂不下几十所,建立了河北近代新教育体系。

1905年,他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任命当年的“留美幼童”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办路务,后又奏请朝廷任命詹出任汉粤川铁路总办。此外,芦汉铁路(即京汉铁路)的新建,也有袁世凯的功劳。

现在公认,民国初年有一个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期”。其成因一方面由于“一战”造成西方列强无暇东顾,另一方面得益于袁世凯的近代化意识和对外开放政策。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开通商业“特区”、扩大开放范围和引进外资、尤其注重侨资。北京民国政府解除了呈请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1912年到1914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家,民族资本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

袁世凯在政治层面的成果体现在清末政体、官制改革、近代法律、地方自治、维护领土完整等方面。他在晚清时期高举“立宪”大旗,对晚清宪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晚清重臣,他直接参与官制改革的讨论与决策,力主实行责任内阁,初步形成了一套文官管理制度,并建立廉政机构。在近代法律建设上,他大力提拔、举荐和重用新式法律人才,改革和完善近代司法制度,对加强中国法制现代化起到重要作用。他在天津推行地方自治、试行普选制开全国先河,其成效影响深远,直隶省也因此成为当时的模范省。全国各地借鉴其成功经验,地方自治之花遍地开放。

袁世凯在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同时,竭力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利益。他拒绝了英国划定的损害中国利益的“麦克马洪线”,成功捍卫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清末民初,外蒙古在俄国的鼓动下独立,后来经过袁世凯立场强硬的谈判,外蒙古取消独立,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他竭力主张的清帝优待退位保障了清政府拥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地移交给民国政府,保持了中国主权和领土范围的延续性。

事实证明,尽管有私利交织其间,但袁世凯在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上,确实做了很多实事。

由于各种原因,袁世凯身后的评价长期以来以负面为主流。目前,史学界对袁世凯的评价逐渐趋于多元化,正面评价逐渐多了起来。首先表现在于对袁世凯的主要污点如戊戌告密、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刺杀宋教仁、签订“二十一条”等真相进行澄清。其次是肯定了袁世凯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的近代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以及他为维护国家主权所作的贡献,最后发展为对袁世凯的客观评价。有些观点颇为醒目,如认为袁世凯“帝制自为”复辟行为,“并不完全出于他的个人主观愿望,而是有现实基础”,“不能过高地估计袁世凯称帝的危害性”。袁世凯是“窃国大盗”的论断“违背基本历史事实”。更有学者高度盛赞袁世凯为“真正的改革家”。

由此看来,袁世凯虽已离世100年了,对其评价似乎还盖棺难定。

      责任编辑  张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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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文史精华官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