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畅 南开大学文学院传播学系教授

散步,是身体最松弛,精神最自由的时候,最容易迸发出灵感的火花,生发出创造性的思维。让慵懒僵硬的四肢忙碌起来,让七尺身躯移动起来,危坐不动、神情严肃、全身紧绷的姿势,也许是物理意义上打猎的最好姿势,但绝对不是捕捉思想猎物的最佳状态。苏东坡就极喜欢散步,而身体的移动和四肢的忙碌恰恰让大脑从抽象的思考中挣脱出来,让视觉从枯燥的文字符号中解放出来,给精神自由以最大的空间,在灵魂松弛时直觉人生真谛,一首《定风波》词,活脱脱就是一幅苏子行吟图——“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散步中,伏案思考时很难派上用场的听觉、视觉、触觉、平衡觉都被激活,警觉起来,相互作用,刺激着大脑,所以才有“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感悟。散步,有主动,有被动。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放逐,也是一种散步,尽管这种散步是被动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的感悟就是在这种伟大的散步中获得的,所谓“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伟大的千古绝唱《离骚》正是在这样的散步中,而不是书斋中诞生的。《天问》也与散步有关,据载,“屈原放逐,忧心憔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见有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辞补注》)所谓“彷徨山泽,经历陵陆”,不也是一种散步吗?这时,他们身体放松,灵魂舒展,面对的不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图景,是广义上的“读图”活动。 梭罗的《瓦尔登湖》中更是充满了这种在散步中得到感悟的文字 —— “有时我徜徉到松树密林下,它们很像高峙的庙字,又像海上装备齐全的舰队,树枝像波浪般摇曳起伏,还像涟漪般闪烁生光,有时我跑到了茀灵特湖边的杉木林下,那些参天大树上长满灰白色浆果,它们越来越高,便是移植到伐尔哈拉去都毫无愧色,而杜松的盘绕的藤蔓,累累结着果实,铺在地上;有时,我还跑到沼泽地区去,那里的松萝地衣像花彩一样从云杉上垂悬下来 …… ”在这种看似随意的散步中,移动的不仅仅是身体和目光,还有精神和思想——“我并没有去访问哪个学者,我访问了一棵棵树,访问了在附近一带也是稀有的林木,它们或远远地耸立在牧场的中央,或长在森林、沼泽的深处,或在小山的顶上;譬如黑桦木,我就看到一些好标本,直径有两英尺:还有它们的表亲黄桦木,宽弛地穿着金袍,像前述的那种一样地散发香味,又如山毛榉,有这样清洁的树干,美丽地绘着苔藓之色,处处美妙呵,……(它们)像一座宝塔一样矗立在森林中;还有我能提出的许多别的树。在夏天和冬天,我便访问这些神庙”。进而,梭罗的思想从自然、树木移动到了人本身,准确地说,是他自己本身 —— “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圣庙的建筑师。他的身体是他的圣殿,在里面,他用完全是自己的方式来崇敬他的神,他即使另外去琢凿大理石,他还是有自己的圣殿与尊神的。我们都是雕刻家与画家,用我们的血,肉,骨骼做材料。任何崇高的品质,一开始就使一个人的形态有所改善,任何卑俗或淫欲则立刻使他变成禽兽”。

偏于直觉感悟的文学活动是这样,侧重理性思辨的哲学活动也是如此,最现成的例子就是朱子传诵千古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还有“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其哲理意味无须多说,它无疑是在游历散步中触发的。法国学者丹纳总结说:“哲学在希腊是一种清谈,在练身场上,在廊庑之下,在枫树间的走道上产生的;哲学家一边散步一边谈话,众人跟在后面。”(《艺术哲学》)这里,不仅指出了散步在灿烂的希腊哲学中的地位,还提示了古时大家的学问多为口授,很少笔传;以听觉为主的口语,而非以视觉为主的文字,在古代学术及思想的传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换言之,古代哲学家都是口语表达能力极强的人物。古希腊三哲之首即为苏格拉底,他本人没留下任何亲自著述的痕迹,其学说大都保存在其弟子柏拉图的几篇对话录中,另外他的思想在色诺芬、克塞诺封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也有保存。其中最完整、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苏格拉底的申辩》,申辩者,一种口语表达之方式也。这有力地表明,苏格拉底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口语说话,对话,一边走,一边说,弟子蜂拥随后,而非伏案挥笔;其姿态,是站立,而非正襟危坐。由此,也可以合乎逻辑地推测:那时的哲学、思想活动都是在散步、移动中完成的。因为散步时明显不具备书写时所必须的坐姿与书案,只能想到哪儿,就说到哪,有了灵感就赶紧说,否则稍纵即失。所以,后来亚里士多德一派索性被人称为“散步学派”。对古希腊人来说,所谓真理,不过是他们在散步中偶尔捕捉的到的野禽,在空间移步换形中邂逅的猎物,多一些,少一些,都无所谓,重要的是要让大脑“在事物的峰顶上旅行”,让精神“亲吻事物的精华(丹纳语)。他们喜欢行猎不亚于行猎的收获,喜欢旅途不亚于到达终点。

讲述,口述,而非伏案写作,是西哲们的心有灵犀之处。苏格拉底曾认为,有一种所谓的“神托”或“灵异”,它经常十分准确地提供一种直觉性的无意识知识。苏格拉底说,“这种灵异是一种声音,首先是在我小的时候开始来到我这里的;它永远是禁止我去做我本来要去做的事情,但从来不命令我去做什么事情”。他认为,他之所以没有去从事政治活动,就是由于受了这种无意识的灵异的启示。据传说,苏格拉底经常给朋友各种建议和劝告,结果他的建议和劝告总是正确的。 有一次苏格拉底和几个朋友去散步,他们本来应该沿着预先定好的街道继续向前走,但当走到十字路口时,苏格拉底却停了下来,因为他听到了“灵异”的指示,他叫其他人都跟自己一起转向另一条街道。可是,有几个同行者不听,他们想证实“灵异”的荒谬性。结果,这几个人固执地继续向前走。他们正走着,突然一群满身污泥的猪猡挡住了他们的道路,有的人被猪猡撞倒在地,有的人被弄得满身烂泥。苏格拉底本人因为走了另外一条街道而幸免此难。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平时深居简出,终身未娶,一辈子过着单调刻板的学者生活,直到1804年去世为止,从未踏出过出生地半步,因此诗人海涅说,康德是没有什么生平可说的。康德生活中的每一项活动,如起床、喝咖啡、写作、讲学、进餐、散步,时间几乎从未有过变化,就像机器那么准确。每天下午3点半,工作了一天的康德先生便会踱出家门,开始他那著名的散步,邻居们纷纷以此来校对时间,而教堂的钟声也同时响起。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当他读到法国浪漫主义作家卢梭的名著《爱弥尔》时,深为所动,为了能一口气看完它,不得不放弃每天例行的散步。这使得他的邻居们竟一时搞不清是否该以教堂的钟声来对自己的表。

做过教师、测量员、园丁、农夫、油漆工、木匠、石匠、苦力、铅笔制造商的美国文学家亨利·梭罗他一生中最自由、快乐的时光,一定是在他散步途中。梭罗是如此喜欢散步,除非每天散步四个小时以上,否则就无精打采。他走向高山森林,走向大河原野,散步海滨,歇脚湖畔;他行走在大自然的土地上,用全部身体与心灵去体验内在与外在的世界,用自由狂野的灵魂,追寻着生命的春光。梭罗这样形容他的坚定信仰,“我渴望自然的生活,就算没有月光与火把的照亮,只鬼火能领我穿过沼泽泥泞,我都欣然前往。”对梭罗而言,每一次散步,都是一个欢乐的邀请,这种生活是如此真朴,让他看见了自然的面目。

大学者歌德谈理论最著名的一部书就叫《谈话录》;大雕塑家罗丹著名的《艺术论》,实际为罗丹口述、葛赛尔记录而成;稍微看一眼他们散步的环境,就可明白灵感为什么总是喜欢光顾他们:“从我们所在的高处观望,只见一片广大的地面。那边,是塞纳河,映着两岸高大的白杨树影,形成一个大银环,流向塞弗尔壮丽的河桥 …… 更远些,是圣克鲁白色的钟楼,倚着翠绿的小山,是须莱纳如黛的山地,是笼罩在如梦的雾霭中的瓦列利恩山峰。”葛氏在《序言》中写道:“去年,在晴朗的五月的一个黄昏,丛树隐蔽着那可爱的小山冈,我和罗丹在树下散步的时候,向他说出我的心愿,想借他的口述,写下他关于美术的见解。他微笑了。”书中充满睿智机锋的灵感闪烁无不伴随着散步的惬意、松弛 ——“在深水池的边岸上,两只美好的天鹅朦胧欲睡。在我们经过时,它们伸展长颈,向人作出忿怒的叫声。由于它们的野性,我不禁说出我认为这一类鸟儿是缺乏智慧的。‘它们有线条的智慧,这就够了!’——罗丹笑着回答。”

刘小枫在《湖畔漫步者的身影》一文中回忆:我刚进北大就听说,宗白华教授喜爱散步,尤其喜爱漫步于啸林湖畔和文物古迹之林。随着清丽飘洒的《美学散步》问世,这位美学大师作为散步者的形象更活龙活现了,仿佛宗白华教授真是清林高士一类人物。 一天,我例行去见他,不巧未遇。宗师母告诉我,他上外面走走去了。我回转去,刚到未名湖,就看到宗老先生身着旧式对襟布衣,肩上搭着个小布袋,拐着手杖,正匆匆往家走,看上去,他显得十分疲累;尽管他对我说出去散了散步,可我却看不出一点散步者的心态。

詹姆士·艾伦1864年出生于英格兰的一个富裕家庭,但是家庭的逆转衰落,使他在15岁的时候就辍学帮助家计。这种巨大的生活落差,促使他思考那些深刻的人生问题。怎么样才能成功?怎么样才能挽救自己?到了他38岁的时候,他开始意识到这样忙忙碌碌毫无价值,就毅然辞了工作,携全家迁往英格兰西南部海边的小农庄。在那里,詹姆士·艾伦每一天都早早起床,到海边散步,在波涛汹涌的海浪面前思考。他总是拿着一管笔,拿着一个小本子,把自己散步的思考随手记录下来。晚上的时候,他就邀请附近的那些农人到他的家里来,与他一起讨论种种人生的问题。艾伦就是以这样的生活方式在那里生活了10年,正是在这10年的散步与思考中,使他的哲学思考成熟起来,清晰起来,完整起来。

在散步中“即事言理”“感物触怀”的例子在《论语》《庄子》中也俯拾皆是。中国古代大思想家都是散步者,足迹遍布山川大泽,在游动中感悟自然宇宙的真谛。《庄子》中就有两篇以“游”命名:《逍遥游》,《知北游》。他还说:“人有能游,且得不游乎?人而不能游,且得游乎?”(《外物》)庄子本人的思想火花也是从“游”——广义的散步中迸发的。如著名的“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的命题,就萌生于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时;庄子在濮水钓鱼,楚王欲使他去做官,庄子持杆不顾,曰:“吾将曳尾于涂中。”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繁茂,却无人砍伐,于是发了一番“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的感慨。庄子那大匠“运斤成风”的典故,也是发生于“庄子送葬,过惠子之墓”的具体语境中。总之,作为思想家的庄子,作为散步者的庄子,以及作为口述者的庄子,是如盐在水,难分彼此的。就连他将死,诸位弟子相厚葬他,庄子也辞之以“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至死还想生活在他曾“游”过的大自然中。庄学尚无为,亲自然,所以喜爱户外散步,边走边说。原始儒家亦然。《论语》中那么多“子曰”,就是中国学问源于口述的最好证明。一篇《史记·孔子世家》,就是一幅幅夫子颠沛流离的图画;客观条件与主观意愿,都不允许他坐下来写作。据载,一次孔子说“予欲无言”,子贡就有点着急,说:“子如无言,则小子何述焉?”可见,“述而不作”,亦隐含只口头叙述而不动笔写作之意,起码孔子学术活动的事实是如此。而思想的口语化,无疑与散步这种筋肉松弛方式有着亲密联系。口语,只凭借声带的震颤和空气的流动,是灵感最快、最直接的表达方式,是思想的加速器;而散步,则为这种加速器提供了最佳能源。孔门弟子曾点崇尚“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户外生活境界,孔子喟然而叹曰:“吾与点也!”可见他内心深处对散步、移动的向往。实际上,他的诸多名句都是在户外散步中完成的,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无论如何不会是室内书斋的产物。散步中的感悟脱口而出,形之语言必然是通俗易懂,孔子生活于春秋末期,《论语》中的话却句句晓畅明白,恐怕与散步的口语化不无关系。

西哲学问多源于口述,中哲亦然。我国几部传世经典都出于记述,所谓“先王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这说明,无论是出言者,还是记录者,都无专门著述之意,所谓经典不过是对先王口述的记录。换言之,口述者有思想,但却不亲自写作;记录者无思想,却是笔录意义上的“作者”。这是古典学术的重要特征。先秦诸子也大多不自己写书,多由门人弟子集纂而成,弟子中有再传,也有三传、四传的。所以,从现代人的写作观念看,完成一部书的时间跨度往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庄子》一书,就很难辨明哪些是庄子的“原装”,哪些是后学的阐发。对此,吕思勉先生一锤定音:“明乎此,则之诸子之年代事迹,虽可知其大略,而亦不容凿求。若更据诸子中记事以谈古史,则尤易致误矣。”(《论读子之法》)“述而不作”,不仅是原始儒学一家的规范,也是诸子百家的共性。所谓“述而不作”有两层涵义:一、述,承袭、因循;作,创始、更新;谓只沿袭因循,而不自立新意;二、述,叙述、陈述;作,写作、创作;谓只口头陈述,而非自己拿笔写作。这两种意思在《论语》中均有体现。第一层大家谈得很多,第二层往往容易被忽略。其实,这一层也很重要,它传递的第一个信息是:当时诸子的很多学术活动都是以口头讲述为主的,当时能达到“子”的地位的人很少自己写书;与之相联系的就是,这种表达深刻思想的口述也像某些西哲一样,往往是在散步中完成的。

口语先于文字,人是移动的动物。这二者造成了这种现象:散步、移动中的传播,必然是口语的传播;反之亦然:口语化的传播,一定有散步、移动的因素在内。因而,在文字不发达的古代,深奥的思想、哲学的传播活动中必然充满了口述的因素,而这种口述,往往是在散步、移动中完成的 —— 这或许是较早的信息的“移动式传播”了。这种“移动式传播”看似较为原始、质朴,但其中所蕴含的那种需求与趋向与今天的“全民移动传播”却不无某种联系 —— “人是移动的动物”,“传播需要在移动中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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