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与孙复、石介并称为“宋初三先生”,被视为宋代理学的先驱。陈来先生在《宋明理学》中说:“南宋理学家追溯理学产生的源头时,对仁宗庆历时期的胡瑗、孙复、石介很为推崇,合称为‘三先生’,认为他们在思想上开风气之先,为后来理学的创立奠定了思想的基础。”

关于胡瑗,《宋元学案》中有这样一段话:“七岁善属文,十三通五经,即以圣贤自期许。邻父见而异之,谓其父曰:‘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同学,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恐扰心也。”这段记载说,胡瑗家里很穷,曾前往泰山与孙复、石介共同学习,每日里刻苦读书,一学就是十年。这个过程中如果得到家信,胡瑗看到上面有“平安”二字,就会把信扔到深涧里,不再展看,因为他担心这样会扰乱自己学习的平静之心。

胡瑗撰《影印四库全书四种》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书牌

我对这段话多少有点疑问,那就是他如何在不展开的情况下看到“平安”二字。依理来推,信封上不太可能写上如此二字;如果在信封内,胡瑗不展看,何以能知道有如此二字。不管怎么说,这段话也表现了胡瑗一心向学的决心。张义生先生在其所著的《宋初三先生研究》一书中,也考证了这段话,他说现在的泰山还有“投书涧”这个地名,这当然就是纪念胡瑗当年在此把信扔入深涧之事。此事成为了后世佳话,后代的不少文人都用诗文来歌颂此事。

可是,这样一个励志的故事,经过张义生先生的考证,结论却是“此条史实有误”。他说胡瑗去泰山学习,最早是由胡瑗之孙胡涤自述所言,后来被朱熹收录进了《五朝名臣言行录》中。这本来是板上钉钉之事,然张义生却说:“但是考证孙复和石介的生平,孙复是直到宋仁宗景祐二年即1035年才定居泰山,之前与泰山并无任何关系,泰山更无书院可居住。仅此一条,足以证明胡瑗与孙复、石介同学泰山之伪。”考证出一个励志的故事仅仅是传说而已,虽然有点煞风景,但毕竟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黄宗羲《宋元学案》的第一案,就是安定学案,这一篇所讲的,正是胡瑗。看来黄宗羲是把胡瑗视之为宋代理学的开山人物。对于安定学案,全祖望写了这样一篇按语:“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安定沈潜,泰山高明,安定笃实、泰山刚健,各得其性禀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传,则一也。安定似较泰山为更醇。小程子入太学,安定方居师席,一见异之。讲堂之所得,不已盛哉!”全祖望把胡瑗和孙复视之为开宋代学术先河的人物,却没有提到石介。全祖望认为从二程、朱子开始,就是这样看待胡、孙二先生者,接下来全祖望比较了胡、孙性格上的差异,之后又说程颐曾在太学上学,而那时胡瑗执掌太学。按照传统的观念,胡瑗就是小程的老师,因此,陈来先生直言“胡瑗曾为理学创始人程颐的老师”,这句评语已足够显赫。

胡瑗撰《影印四库全书四种》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本,卷首

以上这段话,并没有将三位先生进行并称。到了南宋,王十朋在给胡瑗所写的祭文上,将此三人并称为庆历皇祐间的三大巨儒:“庆历皇祐,有三巨儒。太山徂徕,盛不及湖。眷言此邦,如泗与洙。弟子诜诜,三千之徒。《中庸》有传,《皇极》以敷。法行太学,化广寰区。诸老先生,万事问胡,富矣道德,贤哉范模。国朝之治,效在《诗》《书》,先生之功,不在都俞。”虽然王十朋在这篇祭文中,将三先生并提,但他又说,那两位先生都赶不上胡瑗之盛,因为胡瑗有三千弟子之多。这么大的数量可能包含了他执掌太学时所有的学生数量吧。而元代赵雍对胡瑗的夸赞则点出了他的学统:“承继洙泗,开先濂洛。天子辟雍,取法湖学。议乐侍讲,海内尊师。先生道德,欧公表之。”(《纯白斋类稿》卷十九)

赵雍把胡瑗的学问一直追溯到了孔子,接着说到胡瑗开周敦颐、二程之先河,之后又说宋朝的太学制度也是由胡瑗所制定者,他所做出的这些文化贡献,受到了欧阳修的夸赞。这段赞语把胡瑗夸得足够高大,然陈来先生却认为:“胡瑗主太学时曾以‘颜子所好何学’为题试诸生,旧时代命题者所命之题往往代表其思想特点,胡瑗这个题目虽然还没有达到周敦颐‘寻孔颜乐处’的高度,但他明显地是把颜子之学作为辞章之学的对立面而加以倡导的,程颐的答卷所以得到胡瑗的赏识,正是因为程颐指明了‘学作圣人’这一新的精神方向。”

虽然说,胡瑗在主太学之时,用“颜子所好何学”为题目来启发学生,却没有达到周敦颐所说的“寻孔颜乐处”的高度。但正是这种考试题目,才让程颐得以启迪,而程颐的答卷也让胡瑗很满意,站这个角度而言,二程开创了理学,而胡瑗则有着实质的启迪之功。

从胡瑗流传至今的著述来看,他的涉猎范围较广,除了儒家经典,对音乐等也有一定的创建。张义生在书中称赞他:“他曾两次参加朝廷考定雅乐的活动,且留有《皇祐新乐图记》于世,成为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不可忽视的一环,多为历代述乐者称道。”不过,本文仅从儒学思想上对胡瑗做一个简述,故暂不论其音乐。

跨桥而过

胡瑗的著作中有《周易口义》十二卷,该书完整地展现了他的易学思想,他的解经方式完全是宋学家的态度。杨亚利在《“庆历易学”发微》一文中说:“(胡瑗)作为‘宋初三先生’之一,他的解《易》著作同样表现出对传统的章句注疏之学的怀疑和否定。⋯⋯胡瑗的学术思想是介于传统的章句注疏之学和后世‘高明自得之学’之间的一个过渡形态。”看来他反对传统的注疏之学,而这种态度也正是宋代理学的特点:“宋学和汉学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是否重视注疏,宋学多以义理解经,不太重视以往注疏,有时候甚至对经文本身也持怀疑态度。在宋初,就有很明显的疑经疑传之风,如欧阳修的《易童子问》,胡瑗也是这股风气中的重要代表人物,表现在《周易口义》中,则是他大胆疑经、不惑传疏。”(张义生《宋初三先生研究》)

正因为如此,唐孔颖达所作的《周易正义》成为了胡瑗批判的对象,比如他认为《乾凿度》中对“易”的解释和孔颖达疏中所说的“易之三义”都有问题:“按《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简易也,不易也,变易也。故颖达作疏,洎崔觐、刘正简皆取其说。然谓不易、简易者,于圣人之经,缪妄殆甚,且仲尼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是言凡兴作之事,先须正名,名正则事方成,况圣人作易为万世之大法,岂复有二三之义乎。⋯⋯是大易之作,专取变易之义。”

胡瑗说,按照《乾凿度》上的说法,《周易》的“易”字有三个含意:简易、不易、变易,而孔颖达等人都认为《乾凿度》说得对。然胡瑗认为,圣人作书,不可能搞出这么多个意思来,他认为《周易》的“易”字只有一个意思,那就是便易,所以他觉得,无论是《乾凿度》还是孔颖达所作的疏,都说错了。

从胡瑗所作的《周易口义》看,他的治学方法也有汉学家所强调的考据,比如他认为渐卦中上九的“陆”应当为“逵”字之讹:“今考于经文,‘陆’字当为‘逵’字,盖典籍传文,字体相类而录之误也。逵者,云路也,言鸿之飞高至于云路,其羽翎毛,质可以为表仪,亦犹贤人君子自下位而登公辅之列,功业隆盛,崇高远大,可以为天下之仪表,故获吉也。”胡瑗认为,“陆”变成了“逵”,是因为这两字的字形相像(需要将“陆”字变成繁体字,才能看出二者的相像),在传抄过程中,才误将“逵”写成了“陆”(陆的繁体字)。将此卦中的“陆”改成“逵”,就能解释通了。因为“逵”是“路”的意思,由此展开的引申意,就合此卦的含意。

胡瑗的这个观点,被后来的程颐和朱熹所采用。萧汉明所著的《〈周易本义〉导读》中引用了朱熹如下一段话:“胡氏程氏皆云,‘陆’当作‘逵’,谓云路也。今以韵读之良是。羽仪,旄旌纛之饰也。上九至高,出乎人位之外,而其羽毛可用以为仪饰,盖虽极高,而不为无用之象。”而朱熹的著作中,还有多处引用过胡瑗的观点,即此可知,他的一些观念,对后世一些大家也产生过重要影响。

因此,杨亚利在《“庆历易学”发微》一文中评价他说:“在儒家义理解《易》方面,胡瑗是‘庆历易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对于《周易》,胡瑗反对以老庄的观念来解读,他坚持应当用儒学观念来解易,比如《易经》中有“潜龙勿用”句,胡瑗在《周易口义》卷一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由是观之,圣人之戒后世不可用潜龙为德,诚无疑矣。故孔子目长沮桀溺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又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盖后世之人多以潜隐为德,或隐于岩野,或遁于林泉,罔德义以沽名,傲衣冠以耀志,故有终身不见用于世而乱人伦者也。且疏又引舜耕历山,汉祖为泗水亭长,是岂终潜哉?盖养成其德耳。然圣贤其无隐乎?曰己道未著,己行未成,必学问之以养成圣德,然后施为下天耳,甘终身于山林川泽哉?

胡瑗的解释很有意思,他认为当隐士并不是德的表现,他举出了孔子找渡口而不得,于是让子路向长沮、桀溺请教渡口在哪里的故事,而后他引用了孔子的感叹语,以此来证孔子认为应当有入世观。胡瑗认为后人误解了《易经》上的这句话,以为做隐士是有德的表现,而他认为这么做只是沽名钓誉,假如舜一直在山中耕种,刘邦一直做他那小小的亭长,百姓不能安居,国家不能久安,这怎么能是德的表现呢?这些名人之前的经历,只是养德的过程,而不可能把自己一生的才学浪费在山林里。因此,胡瑗认为“潜龙勿用”的真实意思,是圣人告诫后人,不要去归隐,所以胡瑗认为历代把“潜龙勿用”解释为归隐是一种错误。他认为,那个过程只是为了修身养性,通过归隐养其德,最终还是要把自己的一腔抱负实施于天下,所以说,这跟老庄所说的“隐遁”根本不是一回事。

胡瑗的易学思想在宋代就颇具影响力,宋赵汝楳在其《周易辑闻》所附之《易雅》一文中说:“夫《易》画备于包牺,辞详于三圣,性命道德之蕴,夫子尽已发之,顾乃灾异于西汉,图纬于东都,老庄于汉魏之交,隋绝图纬,唐祖玄元,故老《易》独行,学者澜倒,吁可叹已。赖我朝王昭素、胡安定诸儒挽而回之,伊洛益闳其说,究极指归,然后始复为性命道德之书,后学何其幸耶!”

赵汝楳的这段话,讲述了易学递传和研究的历史,他认为《周易》在递传过程中,掺杂进了一些非易学思想的成分,幸亏到了宋代出现王昭素和胡瑗,他们才力挽狂澜地归还了《周易》的本来面目。

除了《周易》,胡瑗对《春秋》也有研究。从其观点看,胡瑗的思想有偏近今文经学的一面,比如如何看待《春秋》中所写的日月纪事问题。古文经学家认为,《春秋》中所记的日月,就是实际的日月,就如同写日记,每天注明日期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含意。今文经学却认为《春秋》中所记的日月,有着特别重要的微言大义,每个日期都含着褒贬之意,胡瑗也赞同这种说法,他觉得《春秋》上所记载的明确日期,都有特殊的含意。

比如《春秋》中,隐公十年有“辛未,取郜。辛巳,取防”一句,这本是记载历史上的这两天分别攻取了两座城池,但胡瑗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如此书,甚其恶也。且辛未至辛巳十一日之间,浃旬取其二邑,故谨而日之也。后之谈《春秋》者,尽不用日月,且如取郜取防之义,苟不以日月,则其实何以明?若但言以此月取郜取防,必不能知一月之间十一日内两取其邑也。”胡瑗认为,这句话记录了一段很恶劣的历史,因为从辛未到辛巳之间,只隔了11天,而11天内攻占了两座城池,这显然属于非正义的战争。

文保牌

胡瑗想此例来说明,如果《春秋》不写这两个日期,怎么能体现出这种战争的非正义呢?而张义生认为,胡瑗的这个观点就是受了《公羊传》的影响:“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因此得出的结论是,胡瑗对于《春秋》一书,有些问题是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来予以解读的。

对于胡瑗的学术价值观念,陈来在《宋明理学》中给予的总结是:“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虽然还不就是道学,但他以‘仁义礼乐’为道之‘体’,明体实即明道,这与后来道学家以‘明道’为主要使命有一脉相承的联系。”由此可知,虽然胡瑗的一些道学观念并不成熟,但他对后世的道学发展却有启迪之功。

然而在解《周易》时,胡瑗又常常会引用《中庸》《论语》《孟子》上的说法,他所引用者,又以《中庸》为多。对此张义生说:“胡瑗对《孟子》《论语》多有征引,对《中庸》《孟子》的重视,既可看出胡瑗是思孟一系的传承者,更可看出胡瑗在形上学方面颇有造诣,还可看出其在唐宋四书学地位上升运动中的作用。”

经过胡瑗的努力,道学观念在宋代就有了一定的传播,尤其他培养出了数量众多的弟子。《言行龟鉴》卷一中有这样一段话:“刘执中彝,福州人。安定在湖学时,从学者数百人,彝为高第。熙宁二年,彝召对,上问从学何人,曰:‘臣少从学于安定先生胡瑗。先生始自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人。’上曰:‘门人今在朝为谁?’彝曰:‘若钱藻之渊笃、孙觉之纯明、范纯仁之直温、钱公辅之简谅,皆陛下之所知也。其在外,明体适用,教于民者,殆数十辈。其余政事文学,粗出于人者,不可胜数。’”这段话是说,皇帝召见刘彝时,问到他的老师是谁,刘彝讲到了胡瑗,并且说胡瑗的弟子有数千人之多,皇帝又问,胡瑗弟子中有哪些人在朝中为官,刘彝举出了四人,其中还有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即此可见,胡瑗一派在朝中是何等的有影响。

胡瑗讲课时也有着自己的特色,比如《道山清话》中录有这样一段趣事:“庆历中,胡瑗以白衣召对,侍迩英讲《易》,读‘《乾》元亨利贞’,不避上御名,上与左右皆失色,瑗曰:‘临文不讳。’后瑗因言《孟子》‘民无恒产’,读为‘常’,上微笑曰:‘又却避此一字。’盖自唐穆宗已改‘常’字,积久而读熟。⋯⋯上尝诏其修国史,瑗乃避其祖讳,不拜。”胡瑗来到朝中,以布衣身份受到了皇帝的接见。皇帝命他在迩英阁讲解《易经》,当他读到《易经》中的原句时,没有避皇上的名讳,他如此大胆,让皇帝及身边的大臣都很吃惊,而胡瑗却面不改色地说,读经文就应当不避讳。看来,那时的皇帝倒也很宽容,胡瑗也没有受到什么处罚。但后来胡瑗在给皇帝讲解《孟子》时,却又读出了避讳字,显然皇帝没有忘记他之前讲《易》时的不避讳,于是笑着说,怎么到这里又开始避讳了?而该段文中解释,早在唐代的时候,“恒”字就已经避讳成了“常”,他已经读习惯了,所以这里读作“常”,并不是因为避讳,而是因为习惯。不过,后来皇帝命他修国史时,他却又因为要避其祖讳,而拒绝了这个任命。

正路

胡瑗的这种随事而变,在生活中也有相同表现。比如《宋元学案·安定学案》附录中记录了这样一段话:“其孙涤曰:先祖治家甚严,尤谨内外之分。儿妇虽父母在,非节朔不许归宁。有遗训,嫁女必须胜吾家者,娶妇必须不若吾家者。或问故,曰:‘嫁女胜吾家,则女之事人必钦必戒。娶妇不若吾家,则妇之事舅姑必执妇道。’”这段话出处应该可靠,因为这是胡瑗的孙子胡涤所言。他说自己的祖父治家很严,尤其强调内外之分,比如儿媳的父母即便在世,如果不是年节,也不允许随便回家探望。胡瑗去世之前,留下了遗训,要求后世子孙如果是嫁闺女,就一定要嫁给比他们家强的家庭,如果是娶媳妇,则一定要娶不如胡家者。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规定呢,胡瑗解释说,如果嫁出去的闺女,夫家比胡家好,那么闺女到了夫家必然恭谨,如果娶来的媳妇不如胡家,那么此妇肯定会在家中守妇道。看来胡瑗也有极务实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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