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清砖,北京城”,这是在临清当地流传了几百年的一句赞语,意指临清贡砖在古老北京城的兴建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其“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茁实,不碱不蚀”的独特品质,自明成祖朱棣决定迁都北京之日起,临清贡砖便源源不断地沿着京杭大运河运往北京。

北京故宫是明清两代封建帝王的皇宫,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宫殿建筑群。多少年来,紫禁城一直以她的雄伟、神秘,吸引着古今中外众多来客的到访。但许多人并不知道,修建故宫的用砖来自400公里之遥的山东临清。不止于此,十三陵、东陵、西陵、天坛、地坛、日坛、月坛、钟楼、鼓楼和北京城墙等建筑的用砖,也绝大部分来自临清。

在临清市博物馆,珍藏着一批刻印有“大工”、“内工”、“寿工”等字样的各式临清贡砖,这可是当年供给太和殿、天坛用的贡砖,为确保品质,每一块砖上详细标明了产地、年代、窑户、工匠等信息。

明永乐四年(1406年),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之初,下令推掉元朝的土垒城墙,营造新都北京。浩繁的工程离不开大批的砖石建材,他于是颁诏山东、河南、直隶等省俱建窑烧砖,并在临清设工部营缮分司,专司窑厂的修建和贡砖的烧制。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裁营缮分司,由山东巡抚领之。因而临清成为明清两朝皇家建筑用砖主要基地,临清的砖窑厂在当地也被称为“官窑”。

之所以被选作贡砖烧制基地,首要因素是得益于临清特别的“水土”。临清地处黄河冲积平原,土壤细腻,富含铁质,每次黄河泛滥后,总会留下一层细沙土,覆盖在当地的黏性土壤上,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层沙土一层黏土的叠状结构,沙土色浅白,黏土色赤褐,层层相叠,如莲瓣一样均匀清晰,因此,被当地人俗称为“莲花土”;另外,流经此地的漳卫河,河水清澈无杂质,被俗称为“阳水”。用二者(莲花土与阳水)和泥烧制的砖,异常坚硬。

1992年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用现代科学仪器回弹仪测试,合格的临清贡砖其硬度达到200号,比许多天然的石头硬度都大。1957年定陵发掘时,吴晗、郭沫若、郑振铎曾亲临现场,看到建陵用的已有300多年历史的临清贡砖不蚀不碱,声有铜音,赞叹不已。

其次是临清贡

砖烧制工艺复杂精细。为确保质量,临清砖窑有一套严格的技术操作规程,要经过选土、碎土、过筛、熟土、养泥、醒泥、制坯、晾坯、盖戳、装窑、焙烧、出窑、初检、复检等18道工艺。每一批砖从进窑到出窑,猛火足足要烧上一个月,灶里的火24小时不停。烧砖用的“莲花土”,过完大筛子,还要过一遍小筛子,然后再像滤石灰一样,将土用漳卫河水过滤,滤满一池,待泥沉淀后,再从滤池中将泥取出,用脚反复踩匀,才能用来脱制砖坯。

脱制砖胚是所有工序中最耗体力的一道工序。具体做法是:先在砖模里铺上一层湿布(以便倾倒),然后从踩好的泥堆上取下一块约七八十斤重的泥团,经过反复摔揉加工,最后用力摔入砖模中。泥团的大小和用力的大小既要保证砖模的四解四棱填满填实,又要保证不能因泥团而小而添泥。各窑场都设专人检查砖坯质量,棱角分明,光滑平正方为合格,不合格者要毁掉重做,因此,一个最好的工匠,一天也只能脱400块砖坯。一般的,一天也就脱二三百块。

脱制好的砖坯晾干之后便可装 窑烧制了。烧砖用的燃料是豆秸或棉柴,因其火旺且匀。烧窑是一项复杂的技术活,必须由经验丰富的火把势掌握火候。每窑砖必须烧制半个月方能停火。停火后不能立即出窑,此时的砖是红色而非青色。要在窑顶预留的水槽内放水,让水慢慢渗入窑中,水不能太多太急,否则会使窑体炸裂,这称为洇窑。洇窑约六七天时间,洇毕便可出窑了。由于非雨季可大量积存砖坯,故各窑都能常年连续烧制。烧砖用的豆秸或棉此因用量甚巨,需专门筹措。每烧砖一 窑,约需此“八九万斤不等。

烧制好的贡砖要逐一检验,“敲”和“看”是验收的主要方法,“以体质坚细、色白声响者方可入选”,要敲之有声,断之无孔。每块合格的成品砖都要用黄表纸包好,才能装运上船。解送到天津后还要重新敲验,在这里“历年搭解砖块驳换颇多,其挑出哑声及不堪用砖,俱存贮天津西沽厂”。

乾隆十四年(1749年)《临清州志》记载:“砖价每块给工价银二分七厘;如挑出哑声者,每块变价银一分七厘;不堪用者每块变价银一厘七毫。”经过几道苛刻的验收程序,不合格的砖绝对进不了北京。

在《临清州志》还记载有这样一则故事,某时,北京急需贡砖,不得,转向复于往年积存的次品砖中“复加敲验”取其可用者运往北京产,以敷急用。这一方面说明了北京对临清贡砖的需求量之大和需求之急迫,另一主面也说明了对贡砖检验之严格

再有,便是交通运输上的便利。从交通地理位置上看,临清位于会通河与漳卫河的交汇处,扼南北漕运之咽喉,是京杭大运河沿岸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西北控燕赵,东接齐鲁,南界魏博,河运直抵京师,水陆交冲,畿南一大都会也”。

临清贡砖的运输在明初实行“就漕艘搭解,后遂沿及民船装运”。永乐三年(1405年)规定,船每百料(载重计量单位)带砖二十几块;明天顺年间,令粮船每艘带砖40块;嘉靖十四年(1535年)更增加到粮船每艘带120块,民船每尺带12块之多。官民商船派带砖料是强制性,也是义务,如有损失,还要责令带运者赔偿。

船专门运砖,官府给适当脚价。嘉靖四年(1525年),命雇船运解搭载未完的贡砖,其脚价由各司、府、州县摊出。砖料所过地方还要供应脚夫口粮。运砖成为运河上运军商民的额外苦役、沉重负担。有一叫张瀚的官员在其《暂免运砖以恤运军疏》中说:粮运带砖,始于一时权宜,今已尊行年久……往运河渠通利,加带不胜苦难,然数止四十八块,不令过重以伤挽力。继因工作迭兴,用砖渐多,加带亦渐增益,以至载重难行“因此他要求暂免运砖,但不被皇帝采纳。

临清砖窑依河而建,同样是出于运输方面的考虑。明清两代,从临清西南15公里的东、西吊马桥到东、西白塔窑,再到临清东北部的张家窑,最后延续到临清东南部的河隈张庄,窑口绵延30多公里,共计384座窑。有些窑口分布十分稠密,如东、西吊马桥到东、西白塔窑,不到10公里的运河长度,有窑72处,有的仅相隔20多米。

北京营建常年不断,用砖最多的一是永乐,二是嘉靖。据乾隆五十年《临清直隶州志》记载,北京在临清“岁征城砖百万”,这仅指城砖一种。临清砖窑烧制的贡砖还有斧刃砖、线砖、平身砖、望板砖、方砖、券砖十余种。按平均每窑2500块计算,每窑每年出砖3万块,384座窑年可出砖1000万块以上,生产规模之大,可见一斑。

为了保证贡砖的烧制不受干扰,明、清 两代政府给予窑户一定的特权。每处窑场门口都划有禁区,场门两侧竖起者御赐的虎头牌和黑红棍(清代时还赐窑户以黄马褂)。凡有私闯砖场或在窑场闹事者,用此棍打死勿论。

烧制贡砖的窑旧时亦称“官窑”。当地至今仍有“打架上官窑”之说,意为不论你闯什么祸,只要躲身官窑,就可平安无事。据传曾有一个馆陶县人,因杀人而跑到张家窑,请求留在窑上干活避难,说自己力大无比,推土,搬砖什么活儿都能干。窑主段乔岭便答应了,不久,馆陶知县得知了此人下落,亲来索要凶犯。窑主说:“这个人在我这里干活,已经三年没有回家了,不去在你那里杀人。”县官无奈,只好作罢。

为了满足窑户建窑、取土、堆柴、存柸、放砖、生产之用,官府为每处窑户划拔土地40亩。按192处窑计算,所有窑场共占地7680亩。用不完的空闲地,窑户可以种植农作物,收成归自己,不纳赋税。为了保证营建之需,明、清两代政府还常常预付定银。贡砖用银,皆为专款。嘉靖时,砖料价银向河南,山东二省和北直、南直、安徽、浙江的一些府、州征收,派官解赴临清发给。

明代《开工天物》的作者宋应星,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至崇祯四年(1631年)曾五次沿运河由家乡江西南昌府奉新县北上会试,其间多次到临清官窑考察寻访烧造贡砖的情况,并将所见写成“陶埏篇”。崇祯十年(1637年)《天工开物》书成,一时流行与南北各地,而且成为向国外出口的书籍,临清砖也随着闻名遐迩

临清贡砖浸透了古代劳动人们的心汗,凝聚着古代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几百年来,此砖不碱不蚀,质地坚硬如石,显示了临清贡砖烧制工艺的高超。值得高兴的是,临清贡砖于2000年恢复生产。产品全部被文博部门用于许多文物古迹的修缮和仿古建筑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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