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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


01

日本开始对我伸出魔手来了


固然在以前,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魔爪,便想伺机抓住我,并且我也曾通过那些遗老的媒介,向它们作过一些无言的意会心照,而和它们发生了“一点通心”的“灵犀”作用。不过是我在那个时候,仍是可以“东家食、西家宿”地自由徘徊于日、英两个帝国主义者之间的一个身子,还没有把自己的身躯,一头倒在单方面的怀里,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对我还得保持着相当“客气”的态度、相当的距离。


例如,在我尚未决定赴日本公使馆以前,芳泽谦吉曾装模作样地对郑孝胥表示过:“请‘皇帝’自己决定他的行动罢!”像是这样的语气,可见他们那时对于我,还只是第一步想要把我当做他们“药笼”中的“预备物品”,所以还得作出表面上的遮遮盖盖。如果是从芳泽的语气中去作分析,可以看出:他分明是满心期望着我能够投到日本公使馆里去,但为了要在表面上站稳日帝在国际外交上的立场,所以才故意扭扭捏捏地说出“让你自己决定行止”的话来,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一贯擅长的狡猾外交辞令。


它是唯恐我国不乱的,所以才有缝就钻地尽量施行它对民族感情的挑拨离间奸策,甚至还公然物色、培育和收容我国的一切反动分子,以备供他们在将来所谓必要时选择与利用。例如,当我到了日本公使馆之后,还曾亲眼看到曹锟的心腹王毓芝(兰亭)就在日本的“保护”下,过着亡命政客的使馆寄生生活,而这仅是我所能看到的一个例子而已。至于在所谓公使馆界内、租界区域内和“附属地”内专门做“寓公”的人,在当时真是指不胜屈,到处皆是。

 

总之,这些帝国主义在我国内的势力圈子,正是形成了一连片藏垢纳污的大大小小“逋逃薮”。从这些历史废物垃圾箱中,经常放出种种的毒素来毒害自己的祖国人民。帝国主义者就是这样地利用它们在我国的特殊权力,来搜罗、制造一批批能供它们驱策的利用工具。而我则是在封建残余和帝国主义的互相吸引作用中,自投罗网地滚到它们的魔掌中来。从此,我不但开始变成了它们所豢饲的“笼中鸟”和任其宰割烹调的“俎上肉”,并且还愈陷愈深地成为罪恶泥沼中的“中心人物”。古来曾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民族谚语,我就是在那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马失前蹄”的。以下我想从我的这一初入“魔穴”说起。


我到了日本兵营见了竹本以后,不大的工夫,日本公使芳泽就来了。于是就把我“殷勤”地接到日本公使馆去住。芳泽还对我故弄玄虚地说,对于我的住在日本公使馆,必须向他的政府拍电报告,听候正式指示。过了几天之后,他又故意郑重其事地对我买好道:“现在日本政府已经对于你的避居日本公使馆的事情,正式予以认可,并承担对于你的‘保护’。”其实,这件事,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一个公开的秘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一贯包藏祸心谁不知道?它那种假惺惺态度和它那既得便宜还卖乖的行为,谁还能看不出?况且我国当时各种报纸,真可以说几乎没有一家不对于日帝的野心与阴谋,不做义愤填胸的笔诛墨伐和痛快淋漓的揭发暴露,只是我和那些遗老之类,由于始终是站在反动的阶级立场上,所以才在“痰迷心窍”的不治症状中,不但根本看不出它的毒谋辣手,听不进祖国人民的齐声怒斥和大力警告,而且还处处害怕人民,和人民相远,而专门想认贼作父,和自己祖国人民作对到底。这就是只顾自己眼前的所谓一己私利而置一切于不顾的反动阶级本质在作祟。足见这种反动阶级本质,它是怎样能够毁灭一切的可怕东西,可恨东西!


溥仪

02

日本公使馆里的“小朝廷”


那个芳泽公使不但是义形于色,他把他自己所住的三间房子腾出让给我住,他的妻子也为我抛弃了她那公使夫人的架子,亲自出来照料一切,并“彬彬有礼”地接待我。


芳泽谦吉也和“顺天时报”采取了一致的论点,对我表示了充分的“同情”和“支持”,还另具深心地对于冯玉祥将军的这一站在人民立场的正当行为,作了歪曲。他的目的是什么?不问可知,挑拨、拉拢、买好、卖乖样样俱全。可是在当时,这个早被反动阶级本质给支配得服服帖帖的我,不用问,当然是认为唯有日本帝国主义者,才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后来,芳泽把另外一所小楼房整个腾出来供我和我的家属住。于是在日本公使馆中,又逐渐具备起具体而微的“小朝廷”面貌来了。在那所小楼房中,既有过去曾在“清宫小朝廷”内当过“侍卫”之职的宗族人等轮流“值班”的专用房间,也有特为那帮遗老——陈宝琛、郑孝胥、罗振玉、王国维、杨钟羲、袁励准、朱汝珍、柯劭忞、商衍瀛……等作聚议协商之用的特设房间。此外,还有男仆十余名,太监三四名,老妈、使女并厨房工作人员等的居室……“小朝廷”的空架子,又算是在日帝势力范围内重新搭起来了。


既然在日本公使馆中,许可我“开疆辟土”成立了一个又小了一号的“小朝廷”,那么,所谓的皇帝排场,自然更需要努力恢复并继续保持下去的了。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对于这一点,倒是颇能“体贴入微”和多方“赶来凑趣”的。他们也居然都扳着面孔,同样“皇帝”和“皇后”地叫着。


日本帝国主义者尚且对我如此,那些王公、大臣、遗老各位,自然更是不肯落后而感奋兴起地麇集在我的周围了。他们依然是和在清宫时一样,“臣”和“奴才”不绝于口,磕头礼拜不绝于目,“小朝廷”的威风煞气依然如故地存在着。所不同的,只是把紫禁城的地点,移到东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馆里罢了。


在一九二五年的元旦(春节)那天,我还是在我当时所住的楼上小客厅内,紧靠着南墙——因为房间虽小,还要保持“天子南面而立,臣庶北面而朝”的体统的缘故——摆上了一个“略式宝座”——普通的洋式椅子,而高坐其上受着曾经一度中断现又恢复过来的三跪九叩的“大礼”。虽然因为房小人多,不免使多犹过江之鲫的袞袞诸公暂受些拥挤之苦,而且也把“咫尺天颜”弄得更缩近了不少,但也因时制宜地采用了“多分批,少挤人”的权宜之计,解决了当时“朝贺”上的技术安排困难。不过是,在那“依稀风景似当年”的、差强人意的“元旦庆典”之中,却发生了一件使唯心论者皱眉摇首的——所谓“小煞风景”的“干嗥事件”。


曾经当过中华民国成立多年之后的清室内务府大臣金梁,当然在这“遗老大至,王公咸集”的“小朝廷庆典”中,绝对不会少了他的这一份的。不过是在他随众跪拜如仪,礼成退下之后,他却不甘于在磕完一顿头之后便平平凡凡地登车回家,而想要特别显露一下他的“出类拔萃,不同凡响”的地方。于是便在那挤得透不过气来的楼下小会客室中,放声干嚎了几声之后,分开了目瞪口呆的王公大臣,掩面匆匆走去。如果是表演到此便算是闭幕的话,那么,这位金大臣所扮演的这出“哭朝”好戏,也只能算是演了一半而有“功亏一篑”之嫌,所以他就在过了一两天之后,把这出“哭庙”的始末原由和自己的“肝肠肺腑”,都在“顺天时报”的文艺栏中,以金梁的真名实姓,投了一篇“五言古”的诗稿。诗的原题现已不能记忆,只清清楚楚尚记得其开首的四句:“元旦朝故主,不觉哭失声。虑众或骇怪,急归掩面行。……”


虽然这四句,只能算是这首诗的一个冒头,未能以“一斑”而概“全豹”,但我认为在这四句一共二十个字中,也已经足够描绘出这位金息侯老先生的整个反人民而甘为一姓家奴的没有出息形象的了。他不但没有出息,而且还很卑鄙与狡猾。因为他那首登在日本帝国主义机关报上的诗,不但可以给他的“哭朝”好戏,添补上一段带有所谓“艺术”性的“很好”尾声,还可以把他的“耿耿孤忠”传遍他们的“士林”,甚至海外瀛寰哩!


此外,我认为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我二十岁整生日的时候,芳泽夫妇和日本公使馆参赞以及武官等都曾来向我致贺。这还不算数,芳泽还“慷慨”地把他楼下自己专用的大客厅腾出,临时借给我作“坐朝受贺”之用。虽然在该大厅中央,也不是“宝座”,仍是以一把普通椅子暂供我坐,但是这并没有妨碍我高踞其上,坐受那帮封建余孽的“排班罗拜”。


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对我既是这样“体贴照顾”;而列位王公大臣对我又是如此“未能忘旧”,那么那位曾给英国公使“拉纤”未成,致使我成为日本公使馆中“嘉宾上客”,因而悒悒于心的庄士敦先生,当然也决不肯示弱于人而甘拜下风的了。于是他便大掏自己腰包买来了不少西洋点心和洋酒之类,而且还替我邀请了当时在北京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公使、馆员以及他们的家属等,在日帝的魔窟中,为我大办其“二旬正寿”。不但是杯盘狼藉地闹了大半天,我还收到他们很多的寿礼呢!


就是在平日,我在日本公使馆中的“寓公”生活,也并不感到怎样凄清与寂寞。除了和近水楼台的日本人时作往还之外,庄士敦也曾带我到其他各帝国主义公使馆去作访问。英国公使也曾招待过我和婉容以及陈宝琛、郑孝胥等共进午餐,等等。在当时,我还觉得这种火山口上的生活,比起紫禁城内的宫中生活,还怪不错的哩!


《末代皇帝》里溥仪骑自行车的画面

03

在日帝魔窟中的一些零星回忆


我从三岁起,就一直过着“深居九重”的宫廷生活,根本就不可能有随便走出警卫森严的紫禁城,而到市街上去开开眼界的机会。最大限度,也只能是在我十七八岁以后,偶尔在车队鱼贯跟随的大排场下,到我父亲、岳父、老师或叔父家中,或是到颐和园之类的地方,去作那难得的访问和难得的游览。至于北京的市容是怎样怎样,北京街道是土马路还是沥青路,什么店铺在卖着什么东西等,我一向是只有耳闻并未目睹。因此我就常想:如果有机会的话,我非得到北京市内各处看一看不可。


到了日本公使馆以后,我认为这正是大开眼界的良机已到,于是就在某一日的深夜十二点钟以后,等住在楼下的日本警察睡熟的时候,我悄悄带上一两名使用人,各自骑上脚踏车,蹑手蹑脚地溜出了日本公使馆的大门,偷偷到市内各处去做“无人之境”的黑夜车上观光。不过,当时在我心中,是存有一种互相矛盾的感觉:一方面是抱有“多年夙愿一旦实现”的快感;一方面则是抱有“如果被市内巡警识破了我的‘庐山真面’那就糟了”的害怕心情。所以每当“溜号”的时候,总是在头上戴上一顶“猎帽”,身上穿上运动用短衣裤,提心吊胆地对市容作“车上的观花”。因此每当我经过警察的岗位时,总是要两足紧蹬车轮,俯首急驰而过。


有一次,我骑车到了东安市场、紫禁城外和地安门外的一带地方,在东安市场那里,早已是客散摊空场门紧闭的状态,因此我只能是在那路灯暗影下,抬头瞻仰瞻仰我向往已久的东安市场概略轮廓而已。


再当我到了住过十七年之久的紫禁城外时,不由得把我那满脑袋的反动阶级本能——满心想要恢复“祖业”,复辟清朝的迷妄政治野心和对于冯玉祥将军的仇恨都紧紧结合到一起,于是我就像是疯子似的下了自行车,向那座已经深深溶入夜幕之中的黑魆魆的紫禁城北门——神武门拿出“悲怆激烈”的蚊子般声调,说了一声意味深长的“再见”。当我把那股“无限激情”发泄完了之后,登时又觉得心中空虚起来,然后就像是做贼一般,贼头贼脑地赶紧跳上了脚踏车抱着感慨无量的心情,急急忙忙离开那里,绕过了景山,顺着宽阔平坦一直向北的马路,穿过了地安门,经过鼓楼西侧,往西向着什刹后海、我父亲的家门口驰去。到了那里之后,很想出其不意地跑进去看一看我父亲和我祖母,但又转念一想:“这可不得了,这事情如果被冯玉祥将军得知,那还了得!”于是又把心一横,连忙扭转车头,头也不敢回地一溜烟离开了什刹后海。


我还如法炮制地到过闻名已久的前门和大栅栏等处。


这种担惊害怕的“深夜游览”,一连偷偷做了好几次。最后的一次是,当我游兴阑珊回到日本公使馆的大门口时,忽见那扇一向通宵不闭的大门,这次却紧紧关闭起来。我无法,遂绕到后边的小角门那里,不料那小角门也同样关闭着。终于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叫门,这才由看门的中国人给我开门放我们进去。后来听我的佣人对我讲:公使馆的人,已经知道了我夜间私自外出的事,并且对此也有了防备。我听了这话之后,从此便再也不敢黑夜私溜了。(摘自《我的前半生》 文/爱新觉罗·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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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大众文摘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