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情局也读法国理论:

冷战时期CIA瓦解文化左翼的知识劳动

文/加布里埃尔·洛克希尔,译/庄沐杨



在某种意义上,今天的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接受了自由主义的一些假定:自律的公共领域,客观中立的知识分子,对行政权力进入文化领域的恐惧,等等。对知识与权力的纠缠不清的批判,也正是隐含了知识应该远离权力以保存清白的假设。知识或者知识界在何等程度上是自律的?权力的介入究竟是对常态的扰乱,还是它本来就是一种常态?这些早已盖棺论定的问题应该被重新探讨。保马今天推送的文章《中情局也读法国理论》介绍了冷战时期美国中情局(CIA)以柔性手段干预法国左翼理论运动的史实。意识形态、国际关系和知识的暧昧关系在这场干预中暴露无遗。可以说,CIA浓厚的理论热情和耐心所瓦解的,不只是一场文化革命,更是一次政治运动。时至今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事例不会局限在一时一地。在传播技术和手段极大发展的今天,对知识的干预手段也未必原地踏步。在这样的条件下,如何开展理论工作,如何把握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这是今天的知识分子们需要面临的难题。

本文原载于“澎湃新闻”,作者加布里埃尔·洛克希尔,译者庄沐杨。感谢“澎湃新闻”授权保马转载本文。


人们通常会认为知识分子仅仅能够掌握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政治权力。栖身于养尊处优的象牙塔内、为了细枝末节的专业问题而卷入毫无意义的学术争论当中、或是徜徉在高玄的理论的云端……知识分子常被刻画成既和现实政治毫无瓜葛,同时又无力对现实施加影响的形象,但美国中央情报局可不这么认为。

事实上,策划过政变、暗杀以及秘密操纵外国政权的中情局不仅相信学术理论的力量,他们还组织了专门的特工小组钻研这些被认为是最为深奥复杂的学说。根据《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公布的资料,一份写于1985年的报告表明,中情局一直派人学习复杂而又引领风潮的法国理论,包括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等人的著作。

美国特工们聚集在巴黎大大小小的咖啡馆里头,埋头苦读法国理论和意见领袖们的著作,并认真做着笔记,这样的画面大概会震惊不少人,比如把知识分子奉为伟人、并认为他们的“空想”可使其免遭世俗叨扰的人们;而把知识分子看做卖弄修辞话术、且无力影响现实的江湖骗子的人们,同样也会对此感到惊讶。然而,一些人对此则丝毫不觉得意外,他们熟知中情局对文化战争持之以恒的投入,包括对先锋艺术的支持等,这些都被弗兰西斯·斯托纳·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吉尔·斯科特-史密斯(Giles Scott-Smith)和休·威尔福德(Hugh Wilford)等研究者很好地整理并记录了下来。

托马斯·W·布雷登(Thomas W. Braden),前中情局文化事务主管,在一份刊载于1967年的坦诚的内部人员陈述中说明了中情局的“文化攻击”所具有的威力:“在欧洲,当(中情局支持的)波士顿交响乐团比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的演讲赢得更多的欢呼时,我感到莫大的喜悦。”这绝不是什么小范围的行动。事实上,威尔福德就曾指出,总部位于巴黎、后被发现是中情局在文化冷战期间掩护机构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堪称历史上最重要的赞助人,这一机构支持了范围惊人的艺术和知识活动。该机构在35个国家设有办公室、出版了大量极具声望的杂志、渗透进图书行业之中、组织过引人注目的国际会议和艺术展、安排演出和音乐会,还为各种文化奖项、奖学金和法弗德基金会在内的掩护机构提供了充裕的资金。


巴黎的“地下组织”:中情局特工及文化自由代表大会主席迈克尔·乔塞尔森(Michael Josselson)(中)同约翰·克林顿·亨特(John Clinton Hunt)和梅尔文·拉斯基(Melvin Lasky)(右)共进午餐。


中情局文化斗士的“双向运动”:
引导知识分子从批判美国转向批判苏联


中情局相信,在他们为保障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所部署的武器库中,文化和学术理论将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一份写于1985年、题为《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倒戈》(France: Defection of the Leftist Intellectuals)的研究报告最近被公布出来,该报告考察了——无疑也是为了把持操纵——法国知识界及其在塑造足以影响政策制定的知识潮流时所发挥的基础作用。虽说在法国历史上,左翼和右翼在知识界相对而言保持着意识形态上的平衡,但该报告强调,由于共产党人在对抗法西斯及二战的胜利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因而在战后左翼很快就赢得了垄断地位,而如我们所知,这正是为中情局所深恶痛绝的。尽管右翼由于直接参与了纳粹集中营的暴行、全面的排外主张、反平等主义以及(按中情局所描述的)法西斯式的行为动机,从而在声誉上遭到沉痛损失,但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右翼重新抬头,对此,也不难察觉出秘密特工们在起草研究大纲时的喜悦。

更具体地说,这些暗中工作着的文化斗士们为他们眼中的“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欢呼呐喊,因为这一双向运动使得知识分子们的批判矛头从美国转向了苏联。就左翼而言,他们对斯大林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渐生不满,激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远离了公共讨论,而在理论上他们也开始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分道扬镳。至于右翼,随着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机会主义者在媒体上高调地发起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造谣诽谤运动,他们也荣获“新哲学家”和“新右翼”知识分子的称号。

当世界各地的特工组织开始把魔掌伸向推翻民选领导人、为法西斯独裁者提供情报和资助以及支持右翼敢死队等活动时,巴黎知识界的特工分队则收集起了资料,以了解理论界的“右转”将如何使美国的外交政策直接受益。战后,左倾知识分子公开谴责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