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范围内电影教育最普遍的就是学院教育，而有一些导演则对此存在异议。

今天，first影展官方电影论坛，就另类的电影教育这个话题展开讨论，探讨电影的非典型教育方式。

对谈的两位嘉宾是本届影展评审会主席娄烨，和训练营导师贝拉·塔尔。一位是第六代导演中独特的世情观察者，镜头中尽显小人物的爱情与人生；一位是“欧洲仅存的大师”，《都灵之马》影响了一代迷影青年，62岁依然如初，以影像记录真相的贝拉·塔尔。面对纷繁的提问，他们的回答简单而有力。

拍电影困难重重，最大的祸手是电影学院

娄烨：电影学院学的是基础课。大部分的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教授的肯定是现实主义的，新现实主义等等都是作为基础教育。实际上通过意大利新盛主义一直到后面的意大利的新盛主义，包括安顿尼奥的那些影片，我们知道电影不仅于此。

贝拉·塔尔：我的电影教育的开始，其实没那么刺激，我本来不想做一个导演的，对我来说电影只是交流的一种形式。对我来说现在也是交流和表达的一种形式。我学习的其实是生活，是人生，不是电影。我也在过日子当中学习、体会。当你对生活有一定体会以后，你才会知道要怎么样表达它？拍电影是什么意思？你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你自己消化，再把它表达出来，与人分享，这是在我眼中的电影拍摄。

娄烨：实际上当时有很多人考电影学院是因为能够看电影，我们在那儿利用这个机会看各个国家、各种风格的电影，这实际上是一个开始，这让你感觉是在学习这些电影，实际上也在感受电影呈现的那些生活。那时对生活可能没有什么理解，因为太年轻。

这些电影打开了学生的眼界，你知道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国家，他们的怎样生活，怎样谈恋爱，怎样争斗。这是快毕业的时候才感受到的，在开始时并没有特别清楚。现在反回去看，当时在电影学院看的影片，好象是在学电影，可能也像贝拉·塔尔说的在潜移默化的感受生活，不能说是学习生活。因为感受不同的生活，使得电影学习的毕业生在毕业以后能够开始他的第一步工作。

因为我们就是这么学过来的，所以我们拍电影时就拍这么拍了，所以困难重重，觉得特别不公平。但实际上追本溯源，最大的祸手还是电影学院。（小声话说：开玩笑的）

不过，我不太了解现在的电影学院，从我的角度来看，比如80年代，我们这批人，第5代之后的那批人，我们做了很多的拍片练习，拍摄作业做的很多，学校也不管我们，你们自己想办法把这个短片自己作业拍了，无意识当中制造了一种可能性，也就是在90年代初之后的10年，中国出现的地下电影，也就是说，在学校就学会怎么拍地下电影了，情况是这样的。

电影节是交流的重要渠道

娄烨：你拍了电影，你没得通过，你看谁要这部片子，自然有外部电影节要这部片子，你去放了，你发现有销售商买你的片子，你就进入它的正常的销售轨道，就是这样的。

《周末情人》是在被禁两年后去了海德堡电影节，那是第一个。当时感受就是电影世界特别大，有特别不一样的作者，你会发现你更是从零开始。

贝拉·塔尔：如果我想让大家看到我的电影，通过电影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因为电影节是一个集合了媒体、宣传、买家所有人的场合，是个市场行为。想得到关注，那么就通过电影节来操作。

通过电影节首先能让你得到更多的关注，获得更好的市场，以此达到更好的海外发行，有时候去柏林，或者戛纳，威尼斯的时候，觉得好象几乎纯粹是一个市场操作。在电影节会看到你的名字跟所有的大咖并排在一起。

这就要说回到FIRST青年电影展，这个就跟欧洲的三大电影有一些不同，在这里青年一代电影创作者更加有活力，没有那么商业化，所以更加有活力。

80年代的时候有过一段非常活跃的时期，那个时候，是真的遇到做电影的同仁一起交流，一起分享，从中得到一些经验，他24岁的时候，在80年代的时候，真的能在电影节上，比如说安东尼奥面对面交流一小时，对于我来说有没有教育意义呢？好象也没有。

我很清楚的记得跟戈达尔的会面，对我来说他就是神一样的存在。我那时候才24岁，我跟他面对面坐着，他一直在抽雪茄。当时我问他你是怎么拍的长镜头？为什么？

戈达尔没有回答，就一直在抽雪茄看着我，我就坐在那儿吓呆了。电影节对于我的有意义，在于能相遇不同的、有意思的人，很多朋友都是在电影节遇到，能够让你们相遇，通过作品，通过谈话。

娄烨：对我来说，去电影节很难受，但是我告诉自己，去电影节这是一个电影导演的工作的组成部分，所以就这样吧，因为确实可能是需要的。所以，没有特别好的印象。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的录音师在技术检查的时候要撒尿，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每个导演不一样，当然。因为在终剪来说，对我来说一个电影导演的工作结束了，应该交给下面的工作人员销售这部影片，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部影片，我觉得是有分工的，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另类电影教育：差异化，不同是关键

贝拉·塔尔：我在2011年后暂停了导演工作，决定转行做制片人。匈牙利的政治体制发生了一些变化，国家对电影的理解跟我的理解有一些不同，所以我有两个选择，要么接受国家的理解，要么关掉我的公司，所以我就关了我的公司。

关掉公司以后，我在思考之后做什么？之前25年我都非常频繁的参与世界各地的工作坊和电影学校的教学工作，也算是一名电影教育行业比较资深的从业者了。我实话实说，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所特别好的电影学校。

我开始思考教育的意义。教育对我来说应该是老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教育学生，告诉学生规则是什么，必须做什么，给你指引方向。

这全都是错的，教育不应该是这样的，娄烨导演刚才提到了一个关健词，就是差异化、不同。人跟人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这样规范化的教育体制下，老师不把学生当做不同的个体来看，如果每个人都是不同的话，教师需要体会到学生的不同。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

在波斯尼亚萨拉热窝的电影工厂就是基于这种理念创建的，持续了三年半的时间。这个电影学校是建立在一所私立大学里面的，当我们对外宣布以后，世界各地都有学生慕名而来，当你看到一个冰岛的学生遇到了一个日本的同性恋女孩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交流会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生活背景，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故事，所以你就会发现世界很大，人跟人真的很不一样。当我看到我面对了这么一大屋子人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一丝胆怯。

我应该怎么对待这些学生呢？用怎么样的方法教他们呢？他们因为相信我慕名而来，但是我教不了他们，要是能真的教他们，我需要很了解新加坡，很了解里约热内卢，但是我不了解。由此我觉得我需要更加有同理心，让教学更加个性化，我们从来不讲一板一眼的理论。所有的讨论都是基于每个学生不同的背景而开展的。我渐渐了解到了，其实教育不是最重要的，自由是最重要的。

我跟学生说，现在已经21世纪了，拍电影没有什么局限性，可以拿手机拍电影了，你就放手去做吧，不要害怕，自由一点，不要规则，不要有预设的来拍电影，打破规则，打破局限。这就是我们的电影工厂，我的电影语言只是我自己的电影语言，不是你的电影语言，你需要建立你自己的电影拍摄手法和你自己对电影的理解。每个电影创作者都是不一样的，电影创作者都有自己不同的、都有自己富有个性化的电影语言。

对我来说开一个电影学校和开一个制片公司有相似的地方，都是为了培育人才，保护人才，挖掘新的项目，挖掘新的声音，不同的个性，我需要保护这些人才，对我来说，我从来不希望我的学生、我的同事，只是给我一个剧本，因为电影对我来说不是词汇，而是画面。当我不管是做教育还是做制片，如果你的描绘的画面能够说服我，我就会尽全力来帮助你。

于是，我邀请了一些我在电影圈的同仁一起跟我的学生们进行探讨。我很自豪的说当时邀请了30多名电影界的同仁跟学生进行交流和探讨，比如阿皮差朋、拉夫·迪亚斯。交流中，让每个学生能开展或者建立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你能想象跟着学生们一起进入到森林开始冥想吗？或者著名墨西哥导演跟着学生们一起游泳吗？

娄烨：曾经我在罗马见到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我想问他一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导演在拍摄的现场最重要的是什么？他的回答是睡觉。我有点生气，这不是应付我呢。他说是真的睡觉，四小时布一个光，我怎么能不睡觉呢？哪怕是这样的回答，我觉得还是获得了一些东西。我会跟摄影师说补光时间短一点，不然我要睡着了。交流中，虽然哪怕是一些细枝末节的信息，都会帮助你思考一些事情，或者重新看那些影片。

贝拉·塔尔：我们每个人是不同的，每个学生是不同的，打开每个学生的锁是不同的，大家有不同的情感，一切都是基于情感得来的。

我再举一个例子，我拍摄我自己第一部片子的时候，我对拍电影的基本要素一无所知，我唯一有的是一个16毫米的摄像机，我就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觉得我应该把这个人的脸拍进来，应该把那个人的脸拍进来。22岁的时候拍第一个剧情场片，只有5天的时间。

我拍完每部片以后有一个新的问题产生，当然这个新的问题不能用老的答案来解释，一部片一部片这样拍下来就形成了自己的镜头语言，就形成了自己的电影语言，当然每一部片更加的深刻，越深刻下去，就能越纯粹。当然你也会犯错误，当你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觉得很羞愧，并且从这个错误当中汲取到以后，你下次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而不是其他的人来告诉你，你犯了什么错，他强调的是自己的反省、自己的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当然，一定会一直犯新的错误，不同的错误，因为人无完人。

娄烨：刚才说是不是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需要学习，我的看法是根本没有基础的东西，不需要有基础的东西，不存在基础的东西，因为电影怎么拍都可以。

创作自由，想拍就去拍吧

贝拉·塔尔：我一直是很自由的，这可能是我很幸运，也可能是因为我太不在乎了，以致于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勇敢，从而变的很自由，我相信如果一直很关注一些外在的东西的话，那是拍不出好东西的，所以只有一直了解自己想要什么、想拍什么，才能拍出好内容。

我从92到94年一直在拍《撒旦探戈》这部片子，两年中，剧组的同事不断的在跟我说，从来没有一部电影有7个小时，这样是行不通的，你疯了吗？我就是疯了，那又怎样呢？在我之前也许没有7个小时的片子，但是我就做出了7个小时的片子。如果你一直特别关注别人的想法，这样行不行得通。后来他把相机往桌上一摔说，我不拍7分钟一个的镜头。扔完相机以后，我和颜悦色的抱了抱他，说喝点东西，两个半小时他又冷静下来了，我把他找回来，说咱们看看摄像机有没有摔坏吧。我们一起回到了拍摄现场，修了摄像机以后，一直拍到第二天早上5点。这之后情况也没有改变，我们还是长镜头加一个长镜头的拍。拍了100天之后这个拍摄还在继续，每个人都近于疯狂。所以大家每天都不知道自己今天要拍什么？

电影导演一方面来说需要非常冷酷，不应该关注别人到底在想什么，同时又要非常有同理心，一定要关注别人在想什么。所有的事情都关乎情感，我前几天跟人说过，不要用脑子工作，要用心工作。当然最好的状况是头脑和心灵同时工作。每个人都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一把锁，想打开这个人需要不同的钥匙。

娄烨：刚才我听贝拉·塔尔说你必须不管别人，但你又得管别人，这个是电影导演工作最重要的部分，我深有体会，也是很难做到的。有时候也很困难，你没法做一些决定，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有些决定没法预测它的未来，或者从另一个角度你不用预测它的未来，不用管吧。不用想太多，我的感觉是这样的。

我不太一样，我老觉得不自由。各种问题，电影审查，没有足够的钱，找不到好的场景，找不到最有力量的表达，时间长了，我认为这是一个电影工作的一部分，也就不是特别在乎了。

观众提问

Q：电影创作有时候会被政策影响，我们到底该怎么面对这样的情况？

娄烨：我没什么建议。我没主意，没建议，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唯一可以做的可能是拿起摄影机去拍，拍你想拍的电影，这是我唯一的建议，你去拍就完了。

贝拉·塔尔：每个人都可以拍片子，用啊，用起来啊。

娄烨：要是没钱，先挣点钱，打打工，到公司或者是公务员，但是得去电影检查部门，那是一个特别要命的地方，而且电影审查员是一个特别可悲和可怜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