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编年史之十二：1972，我见到了最早的城里人

文/张秀阳

1972年，那年春天，我家里被大队安排来一个县里的干部，一个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多少年后，我从县志里看到了相关的记载，因为自上而下开展的批林整风运动，淮滨县革命委员会（“县革委”）决定派出几百名干部深入到基层和各公社，领导进行大批判运动。来城郊公社夏营大队住队的是县革委一个姓李的中年干部，他住在大队部里，饭在我家里吃，吃饭他要交伙食费和菜金钱。李干部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正正经经的国家干部，他让我对城里人有了最初的印象。1984年，我在马集镇高中教学时，在我所教的班里有一个长辫子的女同学。女同学当时很腼腆，我记得曾经提问过她，让她站起来回答问题，一叫她的名字她的脸就变得绯红起来。这个女生毕业后我很少见到她，1992年我来郑州后不久，女生也来了郑州，我才知道，她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后来结了婚，对象就是这位李干部的儿子。女学生告诉我她离了婚，一个人带着儿子来郑州闯世界了。我听了她的话，想想二十多年前李干部可能四十岁不到的模样，很有一种无限苍茫的感觉。

1972年，我上小学三年级。家里来了一个城里人，吃的饭食比平时好了一些，最起码每顿饭有下饭菜了，而且是炒菜。本来，平常日子家里吃饭是很少有下饭菜的，一年四季吃的都是腌咸菜，萝卜干、咸辣菜、酱豆子，有时干脆就是吃白饭，什么菜都没有。来客人时花二角钱打一块豆腐，配青菜一起炒，肉不到逢年过节是吃不上的。家里喂了几只鸡，下了蛋攒起来，偷偷拿到街上卖给城里人，换几个零钱花，自己是舍不得吃的。但那一阵子因为这个李干部的城里人，父亲从洪河北的集镇上买了一些粉条回来，这样，粉条和豆腐一起炒，在那时，成了我心目中最美好的食物。

其实，既使没有菜下饭，母亲做出来的饭在我们那个村子里都是最好的，不然，大队也不会安排县里来的驻队干部到我家代饭。我最爱吃母亲手擀的面条，一碗面，一半麦面，一半豆面，母亲慢慢地在擀面板上揉，母亲说面要揉透，揉不透擀出来的面条不柔韧，面团柔好后，放在那里醒一会儿，擀得薄薄的，切得细细的，放到锅里煮，放一把时令青菜或是地里挖的野菜，滴几滴香油，熟了盛出来，滑溜筋道，汤是汤面是面。母亲手擀的面条禁得煮，不像村子里其他的妇女擀的面条，放在锅里多煮一会，就成了一锅面糊汤。

母亲擀的面条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菜，面条下在锅里，锅四圈贴了锅饼子，面是死面，没有发酵，一块块用巴掌拍出来贴上去，面条好了饼子也熟了，一人一碗面条两块锅饼子，就这样吃，锅饼子抵饿，面条是盐的就省了菜，一举两得。除了面条外，母亲蒸、炸、炒、炖，样样在行，可惜那些年，母亲的手艺并没有多大施展的空间，谁家有了喜事，就把母亲请过去做饭炒菜，母亲炒过菜，自己不吃，把人家给的好吃的用碗端回家，我和妹妹就能吃到一顿美好的大餐。

和村子里其他妇女相比，母亲的喜欢干净是出名的，家里再穷，一家人的衣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破了的地方缝补得很周正。村子里的有些孩子，一年四季鼻涕多长，十天半月也不洗一次脸，在我们家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母亲说，咱没钱打扮，农村水又不要钱，洗得干干净净，别人看着心里舒坦，自己也漂亮。村子里的其他妇女做饭，米只淘一次，菜只在盆里涮涮的大有人在，母亲不这样，她来回要淘洗好几遍，直到她认为洗净了为止。

所以当李干部从县城来驻队，知道城里人喜欢干净利落的大队支书张祥林老叔就把他安排到了我们家代饭。

李干部如何指导我们大队的批林整风运动，我们这些孩子是不关心的，所以只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们大队的那个运动是如何开始如何结束的，只记得好像经常开群众大会，有一次开会是批斗大队里的一个小偷霍赖孩。霍赖孩是个小偷，但他只到外面偷，从来不偷村子里的人家的东西。常在河边走，没有不湿脚的，霍赖孩在外面偷东西失了手，被批捕了，从县里拉到村子里来接受批判。有人在台上讲话，我们这些小学生在台下喊口号，喊的什么现在也忘记了。

直到现在仍然还记忆犹新的是母亲在那半个月里做的饭菜的香气。光是面食，母亲就做过鸡蛋煎饼、煎面块、面鱼儿、豆面皮儿、面疙瘩汤、葱花饼，母亲做的饭菜，城里来的李干部吃得津津有味，吃得赞不绝口，他对大队支书张祥林老叔说，陈素珍真会做饭，比城里的饭店做得好吃。这话是真的，因为那时候城里也没什么好吃饭店，车站旁边的人民饭店只卖馒头和杂烩菜，我记得当时是五分钱一个馒头，一角钱一碗杂烩菜。

李干部在村子里驻了一个月，在我家吃了半个月，后来他搬到别人家吃去了，是大队让轮着管饭的。李干部到了那家代饭后，还到我家吃了两回，他仍然要掏饭菜钱，父亲说什么也不收，父亲说，我们再穷，也不怕吃这一顿饭，你来我们家是看得起我们，只当朋友来家里，我们难道不能管一顿饭吗？

李干部驻队结束后就回城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他也没有能够成为我们家的朋友。多少年后，提到他的名字，父亲说还知道这个名字，只是忘了他长什么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