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霸霸(历史研习社著名声优),本文首发网易历史频道


电影《胭脂扣》里有一个情节,如花要和十二少殉情,二人喝完酒松弛情绪以后,如花自己吃了一勺鸦片膏以后也喂十二少吃了一勺,药效很快发作,两个人抱在一起,口吐黑血不省人事了。



鸦片中毒会不会让人口吐黑血?我们不知道是真的,还是戏剧套路,但我们知道,鸦片的主要起效成分是吗啡,过量的吗啡麻痹了人的呼吸中枢,致人死亡。电影中有个细节,是如花与十二少吞鸦片之前都喝了酒,他们喝酒,一是为了壮胆,还有一个原因,是鸦片在佐酒之后药效更快。



自杀的方法那么多,为什么大家都爱选吞鸦片自尽呢?仅仅是因为毒物就在手边易于获得吗?这只是原因之一,大家选鸦片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用它自杀的“用户体验”特别好。


内服鸦片过量之后,人会产生一种迷幻感,能够在昏昏欲睡的情况下停止呼吸,尤其是佐酒服用,效果更佳,比其他的自杀方法温柔一些,受的痛苦小、发作的速度快,在美好的梦境之中登上极乐净土,实乃居家自杀之良品。


所以清末时许多人将它当做自杀的首选,比如溥仪生母瓜尔佳氏、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定远”管带刘步蟾,都是服用鸦片自尽的。



罂粟花:中国人种植了上千年


很多人觉得鸦片是帝国主义在晚清输入中国的殖民侵略产品,其实不然。我们说到鸦片,肯定绕不开罂粟的种植和普及,《唐本草》中所记载的底野迦,便是一种西戎传入的、由罂粟所制的复方药品,但这样的舶来品,并不能与罂粟甚至是鸦片画上等号。


早在七世纪末、八世纪初,罂粟便已在我国形成小范围的种植,等到九世纪,汉中与成都盆地已经开始种植罂粟,诗人雍陶就有诗云:“行过险栈出褒斜,出尽平川似到家。万里客愁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


米囊花是罂粟花的别名,诗人是成都人,他途径褒斜到达汉中,看见罂粟花,产生了一种到家的亲切感。晚唐时的《江南杂题三十首》中也有“碧抽书带草,红节米囊花”的句子,由此可知,此时江南已开始种植罂粟。


但此时,罂粟只是作为观赏花盛开在大家的视野中,盛唐时期的《千金方》与唐末宋初的《颅囟经》中,并无关于罂粟的记载,咱们可以推论出,当时的医家,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罂粟的医用价值。



北宋时期,罂粟的的种植范围进一步扩大,老百姓充分地发扬了能好怎的优良品质,将罂粟苗入菜、罂粟籽用于充饥,熬成的“佛粥”可以调养肺胃。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辙就曾写过《种药苗两首·种罂粟》:“筑室城西,中有图书。窗户之余,松竹扶疏。拔棘开畦,以毓嘉蔬。畦夫告予,罂粟可储。罂小如罂,粟细如粟。与麦皆种,与祭皆熟。苗堪春菜,实比秋谷。研作牛乳,烹为佛粥。老人气衰,饮食无几。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槌石钵,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调养肺胃。三年杜门,莫适往还。幽人衲僧,相对忘言。饮之一杯,失笑欣然。我来颍川,如游卢山。”


鸦片:一种神奇的药物


到了南宋,罂粟的种植范围进一步扩大,老百姓们在不断地应用中,摸索出了朴素却实用的信息,等到金元时期,罂粟在医疗上的适用范围扩大了许多,除了用于肺胃疾病以外,还开始应用于咳嗽、痢疾等顽症,并用以解金石之毒。



明朝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就罂粟的食用与炮制方法皆有记载:“罂粟秋种冬生,嫩苗做蔬食甚佳。叶如白苣,三、四月抽薹结青苞,花开则苞脱。花凡四瓣,大如盏,罂在花中,鬚蕊裹之。花开三日即谢,而罂在茎头……中有白米极细,可煮粥和饭食。水研滤浆,同绿豆粉作腐食尤佳,亦可取油。其壳入药甚多,而本草不载,乃知古人不用之也。”


“阿芙蓉(即鸦片)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罂粟花之津液也。罂粟结青苞时,午后以大针刺其外面青皮,勿损里面硬皮,或三五处,次晨津出,以竹刀刮,收入瓷器,阴干用之。”


也正是在明朝,鸦片作为“其价与黄金等”的西方国家商品,被输入了中国。此时的鸦片还是珍贵的药物,但因为广泛的应用范围,埋下了滥用的隐患。


从药物到毒物


爪哇人将烟草与鸦片掺在一起吸食,发明了鸦片烟,此方法由荷兰人传入中国,吸食鸦片烟,康熙末年时在福建沿海、台湾变成了一种流行风气,雍正二年,一位参与镇压台湾朱一贵起义的官员给雍正上了折子,痛陈鸦片烟之害。


待到雍正七年,清廷第一次颁布了第一道查禁自己的臣民贩卖鸦片烟的命令——《兴贩鸦片及开设烟馆之条例》:“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若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右人等俱杖一百,徒二年。如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讯口地方文武各官,及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



可我们需要明确的是,雍正朝禁的是“鸦片烟”,而不是鸦片。鸦片烟是鸦片膏与烟草的混合物,是抽吸消遣之物,而鸦片是作为药物被医家和百姓们运用在疾病的诊治中。


二者的应用看似泾渭分明,但到了乾隆中后期,单纯吸食鸦片方法的发明,鸦片膏承袭了“鸦片烟”之名,和“鸦片烟馆”一起,慢慢渗入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自此,鸦片彻底从药品沦为了毒品。上海开埠以后,烟馆也紧跟着经济的繁荣的脚步,林立起来,当时“抽吸鸦片点灯所用之油,沪上日需二三十篓”,可见其风靡程度。


鸦片烟:农民的消遣


尽管在明清时期,鸦片作为昂贵的药品被进口,但它并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大多数人都以为,鸦片作为帝国主义榨取中国白银的一条捷径,贻害的只是社会中的富裕阶层,让他们散尽家财只为吞云吐雾之间的逍遥快活,这个观点失之偏颇。


我们经常在社会版块里见过不少以贩养吸的犯罪分子,他们是毒品的消费者、也是销售者,但在民国,很多有吸食鸦片的习惯农民,是种植罂粟的烟农。



毒祸最严重的,当属罂粟的大产地甘肃,《甘肃民声》中记载到:“一进甘肃的交界,那真好像入了云雾了。一个小小的村庄,十家之内有八家总是云烟缭绕,一家之内,老子有老子的灯,儿子有儿子的灯,媳妇有媳妇的灯,听差有听差的灯。一家商店里上自掌柜职员,下至工匠学徒都各有各的灯,所以凡是西北的男女老幼,大部分都总会吞云吐雾。”


这与鸦片的药理作用有关。当时的医疗条件极为落后,乡镇居民不懂医理,鸦片对胃肠疾病、肺系疾病如胃病、痢疾、肠炎、咳嗽、哮喘等病的症状有一定缓解作用,在缺医少药又广泛种植罂粟的甘肃来说,鸦片自然成了屡试不爽的灵药。


且当时的社会活动缺乏、百姓文化水平有限,精神无所寄托,吸食鸦片自然是打发时间消遣的好路子。



对于烟农来说,种植是吸食的前提,可他们为什么会放着可以果腹的粮食不种,而种罂粟呢?这跟甘肃省政府脱不去关系,当地的工商业发展滞后,地方财政主要靠田赋,财政重压之下,老百姓为了生计,改种罂粟。


女旅行家林鹏侠谈到此问题时,“尝问土人:‘尔一辈贫寒至此,何尚不知鸦片之害?’据言:‘为环境所迫,不得不尔’”。可见窘迫的生计刺激了农民的种植欲望。


鸦片的毒害虽然被很多人所认知,社会也有了戒烟的意识,但就连戒烟的场所,也被利用做鸦片经营所。1915年至1928年,日本殖民当局在关东州取消了个人经营鸦片的特许制度,在宏济善堂内设立了戒烟部——此前的宏济善堂本与鸦片贩卖毫无关系,日本人将鸦片经营业务放进中国人开设的慈善机构,借戒烟之名行贩毒之实,捞取大量利润的同时,拖垮了中国民众的健康。


参考文献:

王宏斌:《罂粟传入中国及其在古代的医药价值析论》

尚季芳:《民国时期甘肃鸦片吸食状况及成因论述》

尚季芳:《双重贫困——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种植成因析论》

赵朗:《“以毒养战”: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实施的鸦片战略——以在辽宁的鸦片走私活动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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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历史研习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