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不少人有这样的经历:一说起历史就觉得头疼,难记的年代和人名,看不懂的古文,读了半天什么都记不住。

 

其实,群众对历史还是有兴趣的,要不然怎么会在看到像《明朝那些事儿》那样的跟唠嗑似的把历史讲成故事,帝王将相跟小说主角似的一个个蹦出来的书,便会惊为天人,然后这种讲故事一样的写法又在网上风靡,读者们看得非常开心。

 

咳咳,你以为就网络写手才会讲历史故事吗错。

 

我们历史学家的老祖宗司马迁,就是最最一流的“故事大王”。《史记》里的列传,篇篇都是精彩的人物故事。还有司马光、欧阳修,这些大历史学家,哪个不是讲故事的高手?

 

不过现在我们的历史学家,真的很少讲人的故事了——他们的论文专著,没有足够的基础,你不一定看得懂。

 

以前不是这样的。邓广铭先生,宋史大家,研究成果丰富,他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是人物传记——《陈龙川传》、《岳飞传》、《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辛弃疾传·辛稼轩年谱》、《韩世忠年谱》,通称四传二谱。他能把精深的研究,化入人物的生平事迹,这是历史学家才能写出的书,和现在的流行历史读物,不可同日而语。

 

可是你翻翻现在的历史传记,很少有历史学家写的。这是为什么呢?

 

邓广铭先生的女儿、北大历史学系的邓小南教授说:

 

学科分开,史学家似乎觉得写传记不是我们的事了。我们多半会认为,传记写作以中文系出身的学者见长,现在写传记的学者也多半是文学史背景的,他们也强调以史料为基础,我们之间的距离不算太远。但是现在一些面向大众的传记,越走越远,基本上把握不到它里面的历史脉络和历史积淀的深厚性,就是一个人物故事而已,它和史学传统下传记的内涵已经很不同了。

 

“其实,海外史学界这几十年转而强调叙述式的写作,要讲好一个故事,一个好故事或一组好故事可以成为学界承认的标志性的研究成果。但在我们心中,还是会认为叙述是比较低层次的,而研究是高层次的、真正学术性的。”

 

现在的历史学界,有自己的学科规范和评价体系,不过,历史学家李开元先生(如果你还没看过他的《秦崩》、《楚亡》和《秦谜》,读读君非常推荐)说,应该突破这些条条框框,历史学家也要会讲故事。

 

李开元先生是邓广铭先生的学生,他给读读君发来一篇文章,叫做“怀念邓广铭师,恢复历史学的叙事传统”。


今年是邓广铭先生诞辰110周年,三联书店再版了他的“四传二谱”。邓广铭先生的“谱传史学”,是一份需要被重新激活的遗产。


邓广铭先生


怀念邓广铭师,恢复历史学的叙事传统

文| 李开元

  在历史学界,邓广铭先生是我极为敬仰的一位大师,也是我时时感到亲切,一直引以为楷模的老师。他的教诲和恩德,我终身铭记,他的学术道路和学术精神,我学习继承。

我在北大历史系14年。从学生时代办“求实学社”开始,因为与小南同班的近便,请邓先生取名题词,做顾问,听教示,求帮助……大学四年下来,接触最多的老师,就是邓先生。那时候的历史系中国史,以三位导师最为著名:邓广铭师、周一良师和田余庆师,游丝一线,携手共行,将民国以来的典雅风范和优良学风,辗转传递下来,成为我等学子心中的偶像,传承的火炬。

邓先生是山东人,草根出身,直率豪爽,最好打交道。我为学社的事情,多次临时造访,敲响朗润园10公寓3楼的门。邓先生一点不介意,看我等坐下后,开始侃侃而谈,那些沙滩红楼的北大逸事,那些天下唯有北大好的直言快语,听得我等流连忘返。相对之下,周先生完全是欧美的洋派,世家大族的遗风。燕东园独栋洋房,楼上楼下,电铃电话,去前需要预约,几点到,谈什么?见面马上切入正题,多余的话几乎没有,谈完事就到了时间……对于周宅,我等始终心存敬畏,无事不敢登三宝殿。

1982年毕业,统一分配工作,我最初打算回故乡成都,四川省的名额是公安厅,我不想去。邓先生知道我的想法后,将我留在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

当时的中古史研究中心,断代从魏晋到宋,我的毕业论文和兴趣,一直在战国秦汉。邓先生专门和我谈了断代的事情,要我重新考虑。后来,他和周一良先生商量,说田余庆先生研究魏晋上及秦汉,就安排我去给田先生当助教,在中世纪古代史中收留了我这个战国秦汉史的异类。这是影响我一生的大事,终生难忘的恩德,也是我师从田先生的开端。

如此的恩德,还有很多。八十年代初,田先生去普林斯顿大学讲学一年,我成了无人管教的自由人。在思想解放的世风中,我与李零、唐晓峰等青年学者一道,倡导新史学运动,要用科学的眼光,重新审视既有的史学,要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中,寻找历史学的安身立命之处。当时,我醉心于史学理论,构筑起史学理论的层次模式,为新史学代言,高呼史学危机。

一时间,风生水起。我等不仅撰写文章,制定新史学的出版计划,而且到北京各个高校讲演串联。《历史研究》刊登,《文史知识》讨论,《人民日报》报道,《新华文摘》转载……难忘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思想自由的年代,难忘的1986年,在那个信息有限的时代,我有点飘飘然。

就在这一年,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安徽歙县召开,给我发来了邀请信。喜气洋洋的我,拿着邀请信去见邓先生,请他签字同意我去。殊不知,邓先生脸一沉,冷冷说道:“李开元,不许去。这种会,开不出名堂。”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这话说完,邓先生手一伸,摊开五指放在我眼前,不紧不慢说道:“你给我拿成果出来。”

这一当头棒喝,当即将我打醒。我等办学社,邓先生题名“求实”,是经过考虑的。解放以来,在苏式教条主义的引领下,历史学丧失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走入了假大空的死胡同。有戒于三十年来的惨痛教训,邓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对于高调指导的理论充满了戒心,致力于恢复历史学的求实传统。他寄望我等年轻学者,要求我们严格地走实证史学的道路,尽早拿出有理有据,实实在在的成果来,切忌坠入华而不实的空论中。

当时的我,尽管心中有保留,还是服从了邓先生的权威,听从了老一辈的训诫。三十年后的今天,回首往事,我对邓先生的良苦用心理解益深,感激不尽。我入史学之门,由考据起家,继而写历史人物,探讨历史事件原因,再在史学理论上出名,虽说是根红苗正,毕竟是根基不稳,路数上跌跌撞撞,如果不加以约束和规范,很可能步入天马行空的旁门左道,开花不结果,最终流于无成。以邓、周、田为首的导师们,对我等学子是既有期待,也有规划的。

我后来到日本留学,邓先生、周先生和田先生一致以为,日本东洋史学的坚实学术训练,正是我所需要的。得到理解和支持的我,在东京大学读博士期间,发表了长篇论文《西汉初年军功受益阶层的成立——以“高帝五年诏”为中心》,刊载于日本最权威的历史学刊物《史学杂志》(第99编第11号,1990年)。听说邓先生知道后,高兴地说,这就对了,长篇,还发在头版头一篇。田先生后来也说,不怕思想新,更要功夫深。这都是前辈的教诲爱护,殷切期待。

在北大求学的日子,学得的知识,多已经淡忘了,唯有这些逸闻掌故,一辈子记得,终身受益。这就是传统,薪火相传的学术传统,是前辈学者给我们留下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邓先生的学术道路和学术精神,超凡出众。归纳起来,就是学跨文史,既研究历史,也书写历史。这个特点,是邓先生不同凡响的所在。对此,周一良先生曾经敏锐地指出:“与一般史学家不同的一点,他不但研究历史,而且写历史。”

我们知道,邓先生受知于胡适先生,以《陈龙川传》作毕业论文,后来写有《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传》等人物传记,加上《辛稼轩年谱》和《韩世忠年谱》,合称“四传二谱”,成为邓先生的代表作。他写《宋史职官志考证》,为陈寅恪先生所赞赏,尔后不断积累众多的研究成果,成为宋史的一代大家。

《邓广铭历史人物书系》

作者: 邓广铭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7-4


人物传记,是历史叙事;职官志考证,是历史研究。邓先生的很多研究论文,都是围绕着人物传记中的问题而作,论文写出来,又不断地将新的研究成果补入传记当中。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光,邓先生还念念不忘将四部人物传记重新增补改写。邓先生的学术,是研究与叙事并举,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个特点,是邓氏史学的精髓所在,也是最值得我们反思和继承的精华。

经过多年来的实践和思考,我逐渐认识到历史学不是科学,也不是艺术。历史学在科学和艺术之间,是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学科。历史学的科学基础,有两点含义:史料的可信度;解释的合理度。这两点,集中体现在历史研究中。历史学的人文性,也有两点含义:历史学的本源和主体,是以人为本的历史叙事;在历史学的四个基本要素之时间、空间、事情和人当中,人是连接其他要素的关键。

研究与叙述并重,邓氏史学的这个特点,完整地体现了历史学是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学科的基本精神。

今年五月,我到华东政法大学,做了《补“史记·軚侯利苍列传”——研究、叙事和思想的交合》的报告,进一步从实践和理论上明确了:研究和叙事,是承载历史学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叙事,接近于艺术,追求美;研究,接近于科学,追求真。历史叙事,是在研究基础上的叙事,在求真的基础上求美。我所选取的经典范例,就是邓广铭师。同时也讲到,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是研究和叙事的交合,田余庆先生的著作,特点是夹叙夹议,是一种精致的人文艺术史学。

历史学,是有科学基础的人文学科。就内容而言,历史学是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的母体;就方法而言,历史学游走在科学和艺术之间;就未来而言,历史学包含了各种非虚构的巨大空间。有了这种认识以后,我们就可以开阔思路,改变自闭和畏缩的现状,建立起开放的大历史学新观念。如今,对我自己来说,在倡导这种新观念的时候,纪念邓广铭师,恢复历史学的叙事传统,就有了特别的意义。

(作者为日本就实大学人文科学部教授,《秦崩》、《楚亡》等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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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青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