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人民网-文史(原刊时代周报)

作者 / 严友良

原题:冯玉祥:与蒋介石二十年分分合合


当时的军阀三巨头,冯玉祥(左)、蒋介石(中)与阎锡山(右)。



蒋介石和冯玉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都是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是民国时期左右政局之人。现有资料显示,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最早的联系始于1926年6月3日,其后更于1928年2月18日,“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自此一直到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在黑海敖德萨港附近因苏联“胜利号”轮船起火去世,两人交往一共二十年又六个多月。蒋冯两人之分合,影响民国政局至深。蒋冯之间复杂关系,堪称中国现代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时代周报》记者严友良的文章通过对蒋冯两人来往函电的解读,揭示了他们之间的交往秘闻。



北伐时期:蒋“捧”冯到郑州结盟

1927年之时,蒋介石和冯玉祥头上都顶着“总司令”的头衔,这是早期蒋冯电文多以蒋总司令、国民联军冯总司令开头的原因。不同之处在于,蒋介石当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而冯玉祥是国民联军的总司令。


蒋介石的崛起同黄埔军校分不开。冯玉祥成为国民联军的总司令颇有一番曲折。冯玉祥本名冯基善,字焕章。从军之后,冯玉祥历任哨长、队官、管带、协统、师长,一直做到陕西督军、河南督军、陆军检阅使等,以治兵严厉闻名。1924年9月,北洋军阀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以直系部将,率所部自古北口班师回京,与老同盟会员胡景翼、孙岳两军会合,号称国民一、二、三军,趁机倒戈,反吴佩孚发动“首都革命”。从此,国民军成为新兴崛起的独立军系。1925年1月,冯玉祥专任西北边防督办,将国民一军各部统辖于西北边防督办署,改称为西北陆军。


1926年初,由于曹锟、吴佩孚的直系联合张作霖的奉系在华北夹击冯玉祥的国民军,广东的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指出:“国民军退出京津,尚未被完全消灭前,英、日两国之协定以奉军对西北之国民军,以吴佩孚对南方之广东革命军,故应联络国民军,使其退守西北,保留固有之势力;并于三个月内出兵北伐,在吴势力尚未充足之际,一举占领武汉。”


正是如此,1926年6月3日,蒋介石电邀冯玉祥来粤共筹大计。6月11日,人在苏联莫斯科的冯玉祥复电:“我救国军队非会师武汉,不能达救国之目的。”并电文派李鸣钟、刘骥全权赴粤会商。


其后,7月9日,广东国民政府誓师北伐。这年的9月16日,冯玉祥自苏联归抵五原,17日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实际上,国民政府誓师北伐之时,国民军正在与直奉联军酣战。誓师之后的冯玉祥,收拾残局,重整旗鼓,正式加入国民革命行列,平定甘陕,出潼关而鏖战中原。


这一时期,蒋介石对冯玉祥可谓 “赞誉有加”,其在1926年12月6日的电文中就写道:比闻督师出陕,节麾载道,风威所播,遐迩钦崇。吾兄救国之赤诚,奋斗之热忱,西北推为柱石,同僚视为导师。


1927年,中国的政治局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分裂成武汉和南京两派——宁汉分流,再加上占据北方的张作霖,出现了三个政权对峙的局面。统辖豫陕甘三省,控制着陇海、京汉铁路交叉口的国民党员冯玉祥,一下子成为南京蒋介石和武汉汪精卫都极力争取的对象。


对于双方的拉拢,冯玉祥采取了两面手法,一边派刘骥为驻武汉代表,一边派熊斌为驻南京代表。当宁汉两方都委任他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时,他均不就职,仍以国民联军总司令自居。


蒋介石最终用“雪中送炭”打动了冯的心。坐拥重兵的冯玉祥也有烦恼——西北穷苦,40万大军的军需供应始终是个难题。在宁汉之间,冯玉祥选择支持蒋介石,虽然婉拒后者要他“向武汉进兵”的提议,但在“清党”和联合北伐上都决定和蒋结盟。


宁汉合流后,蒋介石于1927年8月13日被迫下野,南京群龙无首,冯玉祥为张宗昌奉鲁联军进犯所苦。于是,他于1927年8月14日、9月25日、12月1日再三呼吁迎蒋复职,并约阎锡山一起于12月11日拥蒋出山,还派出部下张之江等东渡日本迎蒋回国,电文说“介公一身紧系党国安危,无论如何艰辛,无论如何谤毁,必须努力完成革命工作。”


1928年1月9日,蒋介石通电冯玉祥、阎锡山等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同时,冯玉祥大败张宗昌,蒋介石再次专程从南京到河南与冯相会。在郑州,两人交换兰谱,作了盟兄弟。蒋送冯的帖子上写着“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冯回赠“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


从此,蒋给冯来电必称 “冯总司令焕章兄”,冯去电必称“蒋总司令介石我弟”,煞是亲密。



“焕章兄”与“中正弟”分裂端倪

1928年4月7日,蒋介石在部署妥当之后下达北伐总攻击令。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担任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挥师北上。6月2日,张作霖宣布退出北京,北伐宣告成功。


后来的历史很清楚:冯玉祥先是于1929年5月19日布置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 (国民军)反蒋;又与第三集团军的阎锡山一起于1929年10月10日通电讨蒋;再和阎锡山、第四集团军的李宗仁一起于1930年4月1日通电反蒋,并掀起了1930年的“中原大战”。“焕章兄”与“中正弟”的亲密不再。


在1928年5月22日的蒋介石“致冯总司令请赞成由阎锡山和平接受京津电”写道:奉军退出关外,阎部和平接收京津,事属可行。电文还称:如果冯玉祥接管京津,会让日本、英国等北京的外交使团对他心生芥蒂。可是,之前蒋介石向冯玉祥许下诺言:如攻克平津,即以冯部将领鹿钟麟担任平津卫戍总司令、韩复榘任河北省政府主席。


《冯玉祥日记》记载,此事令冯玉祥大为光火。一直称病,不参加北平举行的善后会议。后在李宗仁“顾全大局、忍辱负重”的调停劝说之下,才动身北上。而蒋介石自知亏待了冯,为安抚他的情绪,任命冯的部将孙良诚为山东省主席、何其巩为北平特别市市长。


据说,当阎锡山极力劝说蒋把平津分给他,蒋还非常犹豫。阎说:你看看谁没有吃过他的亏。蒋听闻此言,立刻下了决心。后来的历史学家解释,这是冯玉祥后来反蒋介石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伐成功后,身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的冯玉祥率先入南京,其重要文武干部,也都带到了南京。原来,国民党中央为促成全国统一,对冯玉祥、阎锡山、李济深、李宗仁等高级将领,分别给予专职。


此时,冯玉祥手握40万重兵,又是蒋介石的结拜大哥,前思后想觉得蒋介石不会亏待自己;而蒋介石此时也需要冯玉祥作出表率,造成两人结盟以压迫阎锡山、李宗仁等势力的目的。


但是,编遣会议在南京一召开,冯玉祥就意识到了蒋介石对他早有戒备之心。


 当时,身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的冯玉祥提出了“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的方案,主张各集团军部队混合来编,军权归中央统一掌握,各军总司令均到中央供职。特别在自己的方案中提到,第一、第二集团军各编12师,第三、第四集团军各编8师人马。


结果阎锡山提出四大集团军各编11个师,另设立一个中央编遣区,也编11个师,归蒋介石掌握,这样,“拆散了冯蒋合作关系,最大程度地便宜了自己,也讨好了桂系”,这个方案得到蒋、阎、李的认可。


当时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最强大,按这个方案,他首当其冲地成为“削藩”的对象。冯玉祥自然不会认可,最终编遣会议无疾而终。


难怪到了3月12日,人已经在河南的冯玉祥干脆给蒋介石发了一封请辞军政部长的电文:南京国民政府蒋主席钧鉴:窃以为军政部为全国军事行政最高机关,范围既大,指责尤重。玉祥猥以菲材,忝长斯职。……卒以才有所不逮,力有所不胜,精神体气,渐觉不支。……伏乞俯体微忱,准予开去军政部部长职位……


这又可看做是蒋冯分裂的重要原因。


1929年,桂系首先在武汉发难反蒋,蒋桂战争爆发。从3月24日、4月2日、4月3日、4月6日和4月10日蒋冯之间的电文可以得知,当时冯玉祥出动了13万大军到武胜关。


但后来的历史是:冯玉祥的大军一直按兵不动,电文只是为了应付老蒋,表示服从中央。而蒋为防止他两面讨好,公开发表了冯给他的电报。冯又向李宗仁表示,此举只是为了麻痹老蒋。同时密令韩复榘紧急行军,抢夺湖北地盘。韩问布告内容是写“讨桂”还是“讨蒋”,冯说:“哪方都不写。你仔细观察,若桂系胜了,就填上蒋逆;若蒋胜了,就填上李、白逆。”


冯玉祥的两面做法惹恼了蒋介石。打败桂系后,蒋介石拉拢冯已没有必要,于是命令部下抢在冯部到达48小时之前占领了武汉三镇、并通电山东省主席孙良诚,不得在日军撤出后接收济南,随后在山东聚集重兵,活生生从冯玉祥手里抢了地盘。


原来,困于西北的冯玉祥一直渴望拥有港口和铁路,部下孙良诚虽然担任山东省主席,因为青岛和胶州铁路掌握在日本人手里,始终未能完全如愿。蒋桂开战时,为稳住冯玉祥,蒋介石派邵力子赴豫会谈,除许诺200万,还答应让他完全控制山东全境。


山东事件,让“结拜兄弟”公开决裂。于是有了5月19日冯部将领刘郁芬、孙良诚等28人联名通电“护党救国”,要求蒋下野,并拥冯为“护党救国西北路总司令”。另一方面,南京方面宣布开除冯的党籍和一切官职,下令缉拿军办。


正当这个关口,不愿听命西撤、放弃地盘的冯玉祥部下韩复榘突然离冯而去。他说服石友三和马鸿逵等几位高级将领一起投靠了蒋介石。三人带走十余万精兵,约占冯玉祥部的三分之一。不久,杨虎城也脱离而去。于是就有了冯玉祥1929年5月27日下野的通电。


“如果不是山东被夺,他们之间还不至于兵戈相见。”冯玉祥的小儿媳、冯史研究专家余华心曾在《冯玉祥传》中如此评论。



兄弟再携手到最后的决裂

正是这几次“过节”直接导致后来的冯玉祥联合阎锡山、李宗仁起来反对蒋介石,并有了冯玉祥的队伍中“蒋介石是敌人,阎老西是仇人;敌可化为友,仇则不共戴天”故事。


事实上,冯和阎之间是有过节的。早在北伐前,阎锡山曾参与直奉的“讨赤联军”,攻打过冯玉祥的国民军。北伐时,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打到靠近保定,遭遇奉系精锐王牌部队的猛烈攻击,曾向冯玉祥求援,冯以无兵可调拒绝了。


特别是1929年在阎的邀请下,冯玉祥兴冲冲地奔赴山西共商反蒋大计。结果,在晋祠,阎锡山一边盛情款待冯玉祥,隔三岔五携公子、夫人前去拜访,商谈反蒋策略。另一边到北平“检查身体”,与蒋介石密谈,讨价还价。


直到1930年4月,原二、三、四集团军组成反蒋联盟,推举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就任副总司令。


当时冯玉祥的许多部下都反对联阎,认为其阴险狡诈,反复无常,不可与之共事。之前,鹿钟麟曾对何应钦的代表说:“蒋介石是敌人,阎老西是仇人;敌可化为友,仇则不共戴天。”


中原大战因为张学良通电入关,蒋介石大获全胜。失败了的冯玉祥移居泰山脚下,过了一段山居读书生活。


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兵力迅速扩大到10万,一度收复、接管察省全境,这引起了南京政府的惊恐。在日蒋联合进攻下,冯被迫通电全国,辞去总司令职务。几个月后,抗日同盟军战败。冯玉祥再回泰山读书。


1935年由于日军步步紧逼,蒋介石在抗日态度上有了变化。1935年9月,蒋介石公开表示:“中国对于日本的妥协让步,毕竟有一定的限度。”10月蒋介石再次发电报邀请冯玉祥出山。这年的11月1日,冯玉祥乘专车前往南京,为了表示敬意,蒋介石让出自己在中山陵四方城的官邸,让冯玉祥居住。


冯玉祥到南京初期,蒋介石与他几乎朝夕相处,事事向他请教,他每提出一个建议,蒋介石都诺诺答应,甚至用红铅笔记下。


正是如此,在这段时间内,冯玉祥致蒋介石的多封书信开头写道“昨晚聚谈,以鄙见所及,荷蒙嘉许”、“昨晚承招饮,相谈甚欢,所陈三事,颇蒙嘉许”、“昨谈各事,快甚!”等的话语。而冯玉祥确也将自己关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甚至包括法律的一些观点,写给蒋介石阅览。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为逼蒋抗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冯玉祥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请求释放蒋介石,同时表示,自己愿意去西安做人质,以保证张杨的安全。在12月13日这封致张学良的电文中,冯玉祥写道:“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为释回介公之保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冯玉祥选择全力拥护蒋介石,到南京就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两人携手走向抗日战场。


淞沪会战期间,冯玉祥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其后冯又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期间冯玉祥举荐的人才如冯治安、鹿钟麟等蒋一概予以录用。


自1939年下半年起,蒋介石、冯玉祥的互动日渐减少。因为,此时冯玉祥经常接触者,多为共产党或左派人士。而冯玉祥又遇事好作批评,致蒋介石对其“敬而远之”。此后,冯玉祥基本无公事可办,直至抗战胜利。


1945年,冯玉祥提出出国考察。蒋介石给了他“水利特使”的名头,并给他办了退伍手续。“他为这个事很伤心,他可是个终身的职业军人啊。”据余华心介绍,这是冯玉祥后来始终不肯原谅蒋介石、反蒋到底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6年9月14日,冯玉祥携夫人李德全、参议冯纪发等8人抵达美国。不过,蒋冯最后的决裂是在1947年。这一年的9月9日,冯玉祥在美国组织“华侨和平民主协会”,以促进其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对中国之一切援助。其后,又多次在美国街头发表演讲,呼吁美国民众不要支持蒋介石。


1947年11月12日,蒋介石以其“反政府言论和行动,过于离谱”,撤销了其赴美考察水利专使名义,令即回国。冯玉祥不予理睬,随即国民党开除了冯玉祥的党籍。1948年元旦,李济深领导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冯玉祥被选为中央委员之一。


2月8日,冯玉祥在《纽约下午报》发表了一封致蒋介石的公开信,信中冯玉祥指斥蒋介石撕毁了政治协商会议全部议案和诺言;要求蒋介石,“下野,立刻离开中国,把所有的交还人民!如果你仍是基督信徒的话,那么,你应该向上帝招认你的罪过”。


信中,冯玉祥告诉蒋介石,我写给你这一封信,或者是最后一封信。没想到,一语成谶,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在黑海敖德萨港附近因苏联“胜利号”轮船起火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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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水煮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