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餐梅色：吃货还是墨客？

文/谢文君

自屈原一曲《离骚》而将香草美人传统高树诗坛后，形态各异的花卉便陆续附带了不同的精神价值，在文人诗中争奇斗艳。迥异于以富丽的牡丹为贵的唐代，寒瘦的梅花在宋诗中得以独尊。据统计，在《宋诗钞》中，“梅”之意象出现888次，为植物第三、花卉之首，在《全唐诗》中却仅排植物第九、花卉第六（《草木缘情——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植物世界》）。以杨万里为例，他关于梅花的诗就有112首（包括一篇《梅花赋》），比位列第二的海棠诗多出76首（《杨万里花卉文学研究》）。有宋一代，的确是梅花的天下。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宋代诗人笔下的梅花，或刚正不阿，“只留清气满乾坤”；或素朴天真，“朵朵花开淡墨痕”；或飘逸出尘，“暗香浮动月黄昏”......给人以极佳的精神享受：

两枝残菊两枝梅，同入银瓮酿玉醅。

——《退休集.梅菊同插砚滴》

脱蕊收将熬粥吃，落英仍好当香烧。

——《寒食梅粥》

吾人何用餐烟火，揉碎梅花和蜜霜。

——《江湖集.昌英知县叔作岁赋瓶里梅花时坐上九人七首》

一花自可咽一杯，嚼尽梅花几杯酒。

——《江湖集.夜坐以白糖嚼梅花》

客官请慢......您看就看吧，怎么还往嘴里塞呢？

一、梅，可食乎？

关于先吃梅花还是先吃梅果这个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先吃梅果。《诗经.召南.摽有梅》就有关于收获梅子的描写，“摽有梅，顷筐塈之”，用梅子的纷纷成熟落地暗示了时光的抛掷、少女的成熟，从而烘托出待字闺中的急切心情。《尚书.商书.说命下》则将梅子的功用作了更详细的阐述，“若作和羮，尔惟盐梅”，古代梅果是作为类似盐、醋那样的调味品出现，并作烹调、祭祀等之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梅，血分之果，健胃、敛肺、温脾、止血涌痰、消肿解毒、生津止渴、治久嗽泻痢。”可见，当梅这一植物首先出现在人类的视野中时，首先得到重视的是它的实用价值。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1976年在上海市青浦县崧泽遗址中发现的野生杏梅果核碎片，距今约有5200-5900年。

不过，梅果能吃，梅花也能吃么？

不似兰花、菊花那般，要么佩香驱邪，要么泡茶下火，梅花的审美和食用价值都发现得稍微滞后些。汉代以后，东晋陆凯的《赠范晔》中才有折梅“聊寄一枝春”之语；宋代江湖诗人林洪的《山家清供》才出现了大量大量以梅花为佐料的食物：梅花汤饼、蜜渍梅花（杨万里原创）、梅花粥、梅花脯......

可是，谁是第一个吃梅花的人呢？

对此，只能说，第一个在诗中表达了对梅花的偏嗜并对其大吃而特吃的人，是宋代的杨万里。1174年正月，在好友于西湖钊寺为自己开设的饯行宴会上，杨万里却“醉登绝顶撼疏影，掇叶餐花照冰井”，管他清酒珍馐千斗万钱，他只取梅花嚼，从此一战成名。此等非同凡尘之雅趣，难怪杨万里要不无得意地提及蜀人君玉对自己的评价了：“韵胜如许，谓非谪仙可乎？”

二、食梅，墨客乎？

距离产生美。清逸脱俗的梅花，只可远观不可亵玩，杨万里这一左右开弓、大张其口，说是焚琴煮鹤还绰绰有余，怎么封成“谪仙”了呢？

这还是要从屈原的一曲《离骚》说起。“朝饮木兰之坠露兮，西餐秋菊之落英”，屈原将本来只具有观赏价值的坠露、落英演变出了食用价值，从而割裂了他与世俗实用物质的关系。这一割裂是层第渐进的：

从衣服、配饰、占卜工具、作物、饮食再到环境，无处不在的香草构成了一个生机盎然的自然世界，将一切世俗的物质排除在外。似乎只有最简单的取之于大自然的物质，才能反衬出最丰富的升腾于内心深处的精神。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庄子“草木遂长”的至德之世，陶潜“芳草鲜美，落英缤纷”“良田美池桑竹”的桃花源。屈原对香草的描摹之中，或亦蕴藏了他在艰难国运中对淳朴和乐的尧舜之世的向往。

离世的姿态也暗含着死亡倾向。同屈原一般“饮露餐英”的，远有首阳山上采食薇草的伯夷、叔齐，近有《红楼梦》中收集落雨、梅雪泡茶的妙玉（甚至被乡下刘姥姥喝过一口的成窑茶杯也要扔弃）。同是“不食人间烟火”，前者为心中的政治准则，后者为骨里的清高孤傲，两者最终都走向了世俗意义上的悲剧。由是，不承认世俗的生活方式，而凭一己之力营造出精神的乌托邦，便往往被世俗委弃。屈原在《离骚》中身披香草、手栽香草、口食香草，其生活方式已经脱离了世俗的标准，世俗也将以对他的否决来回应他对世俗的否决。

同样，梅花作为观赏性植物，其食用功能并不是世俗期待的主要价值，以之为食，则展现了一种离俗的品味、绝世的姿态。杨万里一生爱梅，他在政治上的清正方刚，又足可为梅之秉性作一注脚，故君玉对其有“谪仙”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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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食梅，吃货乎？

但是，杨万里的食梅之举，真就如他自认的那般“韵胜”、骚雅了吗？恐也未必。

细观杨万里之食梅花，或酿酒、或熬粥、或和蜂蜜、或添白糖，这些附加的、极具实际调味意义的举动，将杨万里的食梅和屈原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区别开来。真正的不食人间烟火，是不要再贪爱酒香和蜜甜的，又怎会“只有蔗霜分不得，老夫自要嚼梅花”呢？就像那曹植的洛神，虽然也“采湍濑之玄芝”，有“荣曜秋菊，华茂春松”“灼若芙蕖出渌波”之美，却“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已经和人造物质产生了千丝万缕的关联，又怎么比得上屈原的“香草美人”那般决绝离世呢？

这让人不得不联想到宋代的两部作品：张鎡的《玉照堂梅品》与林洪的《山家清供》。同样是爱梅之风的产物，张鎡有“花屈辱凡十二条”，让赏梅与种种俗人陋事拉开距离：不可庸僧窗下种、不可酒食店插瓶、不可生猥巷秽沟边......林洪却将梅花制成糕点食物、纸帐卧具，让梅花与日常生活亲密无间。这固然有贵族公子和清贫文士之别，却也体现了市民生活情趣向文人士大夫的延伸。饥饿与食欲再也不是一件难登大雅的事，对食物的关注与创新为墨客骚人们津津乐道。苏轼自称老饕，于诗文中独传东坡肉之秘法，大赞玉糁羹之奇绝；读陆游之诗，则知他爱吃苜蓿，农家腊酒、甜羹也每每成句。

因而，杨万里的食梅，看似从屈原之传统中来，实则充满了充满宋代市井文化的“尝鲜”气息，联想到杨万里对童趣的独到发掘，他这些变着法子尝鲜的诗歌，也就更像是孩童好奇心态下的实验。同为晨炊、同有烟火，雅如“晓汲清湘燃楚竹”的渔翁，是不食人间烟火，俗如杨万里“秋水乘新汲，春芽煮不浑”，则是肚皮里温温热热地填饱烟火。

当我们探讨食梅之人是吃货还是墨客之时，实际上已经踏入了宋代“雅俗之辩”的领域。这个问题不会有答案，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在口在心，则不俗；有口无心，则不雅。

现在，骚年，你知道自己的本性了吗？

作者 ：谢文君

谢文君，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级本科生。

栏目主持：谢琰

谢琰，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章黄国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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