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8月15日,日本政府向全世界播放了天皇裕仁的投降诏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以同盟国的胜利告终。同日,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中央电台演讲,宣布“我们的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

裕仁天皇宣读投降书

  但是在对日受降的问题上,国民党政府却无视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发挥的历史性作用,以一党之私,垄断受降的权利,这一做法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及广大爱国人士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战场的贡献

  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国民党军队伤亡达80万人,佟麟阁、郝梦龄等著名抗日将领为国捐躯,北京、天津、保定、张家口、石家庄、包头、太原、上海、南京、杭州、济南、青岛、徐州、合肥、广州、武汉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面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不畏艰险,深入到敌人后方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

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先后建立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山东、华中等六大抗日根据地,并巩固了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多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人,敌后根据地总人口达5000万人以上。到1940年,抗日根据地扩大为16块,加上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拥有1亿人口,超过了当时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着日益重大的作用。从七七事变到日军投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军52.7万余人,伪军118万余人。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迫使日军不得不将原先用于进攻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量兵力转用于防守其占领区,从而阻止了日军的战略进攻,减轻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压力。

艰辛引领敌后军民的反“扫荡”斗争

  1941年至1942年,日军“扫荡”华北根据地时,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到万人的达132次,万人以上的达27次,并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制造大量的无人区,抗战进入了最困难的时期。在极其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歼敌办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武工队等等,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广大军民英勇顽强,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奉献。1941年8月1日,伪军包围冀中献县东辛庄,威逼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要她写信劝儿子投降。马母痛斥敌人说:“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最后坚贞不屈,绝食而死。9月25日,在冀西易水河畔狼牙山地区,八路军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面对日伪军的进攻,为掩护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转移,主动把敌人吸引到自己身边,一步步退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在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他们毅然砸枪跳崖,三人坠落崖底,壮烈牺牲,二人被挂在树枝上,后来脱险。人们称他们为“狼牙山五壮士”。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八路军总部遭到敌人合围的危急情况下,指挥部队突围,在率领最后一批人员突围时,不幸中弹殉国。这样的民族英雄成千上万。

组织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

  1941年前后,日军反复“扫荡”并实行“三光”政策,企图毁灭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敌后抗日根据地面临空前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对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毛泽东指出:“必须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各根据地上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是长期支持根据地的基本环节。”并提出了根据地建设和大生产运动的基本方针。如实行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等。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引和推动了各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发展。在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八路军各留守部队的成绩最为显著。359旅就是这一时期涌现的模范。该旅1941年3月到南泥湾,当年就开垦荒地1.12万亩,粮食和经费自给率接近80%,第二年达到90%以上。到1943年,不仅实现粮食自给,而且上交公粮近万石,养猪养羊达到了“两人一猪、一人一羊、十人一牛”的目标。各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为渡过严重困难,支持敌后长期战争,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抗战的八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国民党军队向后方转移的时候,开赴抗日前线,开辟敌后战场,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作出了卓越贡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国民党作为当时的执政党,掌握着全国政权,拥有200多万军队,控制着国家整个经济命脉,是抗日联合阵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抗战的胜利果实理应国共两党合作接收。

国民党政府受降安排中排斥共产党

  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当天,蒋介石便以特急文电训令驻云南的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要求他命令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转饬所部,就现态势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不得破坏物资、交通,扰乱治安秩序,听候所在地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或战区长官之处置”,同时命令各战区以主力挺进,解除敌军武装。

  8月10日,蒋介石对何应钦发出训令:“命令敌军驻华最高指挥官维持现状”“警告辖区敌军,除按政府指定的军事长官的命令外,不得向任何人缴械。”很明显就是不让中共部队参加受降。因为蒋介石感到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抗战中已迅速发展壮大,如再让其名正言顺地参加受降,就会让共产党如虎添翼,成为动摇国民党统治的最大隐患。于是8月21日,何应钦在第一号备忘录中命令冈村宁次:

  对本总司令所辖地区内之日军陆、海、空军及辅助部队,立即各就现在驻地及指定地点静待命令,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应各就现地负责维持地方良好次序,直至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及负责长官到达接受为止。在此期间,绝对不得将行政机关移交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行政官吏和代表人员。

  8月22日,何应钦又在第二号备忘录强调:

  在冈村宁次将军尚未正式投降以前,凡中国军队有奉命调往日军现驻地内者,沿途各地日军,应一律让其通过,不得妨碍,但以本总司令中字第一号备忘录附表内指定之各地区受降主官所命令并通知之部队为限。其未奉各该受降主官之命令及通知之部队,日军应拒绝通过,并防止其强迫占领城市,否则各该地日军指挥官应负其责。

  早在1931年,蒋介石曾通令国民党军,今后对共产党和红军一律改称“赤匪”。抗战期间,迫于形势的压力,国民党在明里不再称共产党、八路军为“匪”,但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旧病复发,在一系列命令中,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诬蔑为“匪”,称八路军、新四军为“非法武装组织”,公开阻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接受日军投降。这从何应钦发给冈村宁次的电令中就可以看出。

  8月23日,何应钦在给冈村宁次的电令中称:“如果各地在指定之国军接受前,为股匪所占,日军应负责任,并应由日军将其收复,再交还我接受部队。”

  接着,何应钦又在8月25日给冈村宁次的第九号备忘录中说:“据中国战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来电报告:‘余姚、慈溪、绍兴、宁波日军与附近土匪联络,企图解决各地之税警团而发生冲突,税警损失甚重,刻仍在对战行动中,请通知冈村宁次将军速令制止等语’。希贵官速令所属全部日军,除本总司令备忘录中字第一号所指定各地区受降主官所派之中国正规军外,不得向任何土匪接洽,或向其投降。”

  8月31日,何应钦再次在致冈村宁次的第十六号备忘录中说:“据报我察哈尔省会张家口于八月二十五日晨被不明番号之军队,一说系股匪占领,本总司令殊为遗憾。”

  何应钦还在军字第十七号命令中强调:“日本共产党领袖冈野静近复派多人赴平、津、山东、徐州、海洲等地煽动日本官兵携械投匪,希严予防止。”

  更有甚者,为了反对共产党受降,国民党不惜借用侵华日军之手,要日军对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抗战中坚力量的共产党军队进行“武装自卫”。要侵华日军和伪军在国民党军队尚未到达接收前,仍负责维持当地秩序和治安。侵华日军也有恃无恐、推波助澜,今井武夫在芷江期间就表示:“在平素与中共勾结日人中,亦有‘日军将来之出路是否与中共妥协较好’之意见,但我等秉承天皇一贯意旨,不予赞成。”冈村宁次更是根据其在侵华战争中对付共产党的一套,向国民党政府出谋献策,对付共产党。

  1945年8月25日,国民党政府发布了中国战区各受降区的主官和具体安排:

  第一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胡宗南,在洛阳接受日军第一一○师团师团长木村经广所部投降(后调整至郑州);

  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太原接受日军第一军司令官澄田徕四郎所部投降(后未举行正式仪式);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杭州接受日军第一一三师团师团长野地嘉平等部投降(后未举行正式仪式);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刘峙,在郑州接受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鹰森孝所部投降(后调整至漯河);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在汉口接受日军第六方面军冈部直三郎所部在湖北部队投降;

  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在汕头接受日军第一○四师团师团长末藤知文等部投降;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在南昌接受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笠原幸雄所部投降;

  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在徐州接受日军第六十五师团师团长森茂树等部投降(后调整至蚌埠);

  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在北平接受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下村定所部投降,副司令长官李延年,在济南接受日军第四十三军司令官细川忠康所部投降;

  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在归绥接受日军蒙疆军司令官根本博所部投降;

  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在越南河内接受日军第三十八军司令官土桥勇逸所部投降;

  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在广州接受日军第二十三军司令官田中久一所部投降;

  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在南京、上海分别接受日军第六军司令官十川次郎、第十三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所部投降(后未举行正式仪式);

  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在长沙接受日军第二十军司令官坂西一良所部投降。

  9月4日,又命令台湾警备总司令兼行政长官陈仪,在台北接受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兼台湾总督安藤利吉所部投降。

  由这份名单可以看出,在所有受降区的主官安排上没有一位中共的代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敌后战场的中坚力量,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却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承认。

  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草拟了这份中方受降人员名单时,本来是有中共代表的。由蒋介石侍从室一处主任林蔚和二处主任陈布雷呈送去审阅时,蒋介石看到名单上有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字时,便用红笔划去了。林蔚和陈布雷小心地解释说,如果这份名单上一个中共代表也没有,恐怕无法向国内外舆论交代。蒋介石坚持说:“让朱德待命好了。”陈布雷事后忧虑道:“先生连这点儿气量都没有,结果必然会弄巧成拙……”

  国民党打着合法政府的名义,垄断受降的做法,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所有爱国人士的反对和抵制。

中国共产党

主动争取受降权利

  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一切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正当的受降权利,针锋相对,于8月10日在日本政府乞降以后,朱德总司令向其所辖部队下达指示:

  1.派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及朝鲜义勇队司令武亭等赴东北,配合苏军作战。

  2.派聂荣臻等向绥、察、热行动,配合外蒙军作战。

  3.所有山西共产党军队统归贺龙指挥,循同蒲铁路进攻太原。

  4.所有华北、华南、华中各交通线附近军队,一律积极进攻,击破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阻碍。

  5.各地共产党军队均得向敌伪提出通牒,限时缴械,如有拒降,即坚决予以消灭。

  6.对占领区实行军事管制,如有破坏或反抗,即以汉奸论罪。

  以上6条命令,是在日本广播乞降、蒋介石电令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 “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之后,朱德、彭德怀两将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立即下令所部坚决进军,促敌限时投降缴械,同时向蒋指出其“电令”之严重错误,表示抗议。并于8月10日、11日,以延安总部的名义,又连发7道命令,规定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部队均得向附近之日、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期投降缴械。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11日,蒋介石也下了3道命令,一是命令中央军“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二是命令伪军“应就现驻地点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不得受非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三是命令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

  8月13日和16日,朱德、彭德怀两次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原地驻防”的错误命令,提出了“凡被解放区军队包围的敌、伪军队,由解放区的军队受降,而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敌、伪军,则由国民党军队受降”的公正解决办法。

  8月15日,为了抗议蒋介石要求中共部队“就地驻防待命”的命令,中共方面也致电冈村宁次,要求:“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并对受降作出部署“在华北的日军,应由你命令下村定将军派出代表至八路军阜平地区,接受聂荣臻将军的命令;在华东的日军,应由你直接派出代表至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天长地区,接受陈毅将军的命令;在鄂豫两省的日军,应由你命令在武汉的代表至新四军第五师大悟山地区,接受李先念将军的命令;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目前时局的宣言》再次提出,要求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报告,他指出: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

  这篇报告对国民党、蒋介石垄断受降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新华日报》也发表社论,揭露国民党为了不让共产党受降,勾结日本人对付中共的阴谋。

  在国民党、蒋介石一意孤行,仍然拒绝让中国共产党参加受降的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向拒绝投降的敌伪军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和坚决的打击,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就收复县以上城市197座,毙、伤、俘日伪军27.7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8万余支,各种火炮800余门,解放人口1870余万,取得了反垄断受降的伟大胜利,也为我军的进一步壮大、为全中国的解放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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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文史精华官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