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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



面对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惊恐万状的美、英、法、日帝国主义在增调军队进行武装干涉的同时,加紧了对中国革命阵营的分化活动,积极策动资产阶级右派的叛变。名为三民主义信徒,实为反共、仇共的蒋介石,正想借洋人之力以实现自己积蓄多年的反革命野心,也积极与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勾结。


1926年11月,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蒋介石企图将国民政府置于他本人的控制之下,极力主张迁都南昌,挑起了一场迁都之争。


1927年3月10日到17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否决了定都南昌的提议,并以改变领导体制的办法,在实际上撤销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蒋介石重兵在握,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共活动。从3月16日离开南昌到26日到达上海,“走一路打一路,专门打倒赤化分子”。


“四一二”政变时,国民党反动派捕杀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的情形


蒋介石到达上海后,随即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上海流氓头子等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帝国主义列强鼓励他“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江浙财阀给了他几百万元的巨额资助,黄金荣、杜月笙保证用他们控制的青红帮流氓充当他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的打手。蒋介石又约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至此,蒋介石已完成了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的准备。


4月12日凌晨,被蒋介石雇用收买的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从上海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国民革命军第26军强行缴械,杀伤300多人。


次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工人大会,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会后,当请愿群众走到宝山路时,早已埋伏等候的26军士兵向密集的人群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接着,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在上海的得手,更助长了其他地方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他们妄图在全国范围内把革命者斩尽杀绝。随后,在厦门、福州、宁波、南京、杭州等地,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也惨遭杀害。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东南各省。



陈独秀制订的预案并不顶事



在北伐军攻克武汉后,中共中央委员开始向武汉迁移,进而组建了临时中央委员会。但是,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坚持坐镇沪上,并指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一度拥有上海与武汉这两个领导中心。


然而,随着已充分暴露其反共面目的蒋介石到沪,国民党右派势力纷纷聚集,帝国主义、上海资产阶级趁机拉拢,形势朝着不利于共产党的方向迅速逆转,逼迫中共中央必须做出应对决策。


为此,陈独秀先后提出两个对策以避免同蒋的冲突:


其一,是争取“左”倾的薛岳部对付右派军队。然而,蒋介石到沪后,听白崇禧汇报第1师师长薛岳“有左倾迹象”,立时将其调离上海中心城区。接着,共产党努力争取来接防的刘峙第2师,蒋索性将此两部调往沪宁线,改由原孙传芳部队第26师驻沪。   


其二,通过扩大反帝运动来迟滞蒋介石的反共攻势。打倒列强除军阀是国民革命的任务目标,在抗击外敌任务吃重的情况下,会自然增强内部的团结,从而缓解国共的冲突。然而,蒋介石集团为争夺北伐胜利果实,宁愿与帝国主义媾和。


形势迫使共产党人奋袂而起。在3月26日召开的中共上海区委会议上,陈独秀指出:“现在帝国主义与新军阀已经进攻了……所以中央与区委已决定准备防御战争。”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主要从军事与群众两方面准备。在军事准备方面,加紧上海工人纠察队的建设,加紧编制与训练。在群众工作方面,则“作深入群众的宣传”,“做到一下命令即可发动的地步”。上海区委积极行动起来,命令“如果蒋介石来缴纠察队的械,所有工人都罢工,到华界来援助缴蒋军队的械”。


仅凭力量有限的上海工纠队武装,设想以数十万众的赤手空拳群众来对抗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右派军队,胜算到底有几成,就是中共中央与上海区委也并不乐观。更何况对手招术阴毒,青洪帮流氓打上门来,制造工纠队内讧的假象,反动军队以此为借口发动政变,仅用5个小时即将上海共14处工纠队各个击破,全部缴械。丧失工人武装,此后工人群众运动于事无补。



中共“五大”并没缓解政治危局



随后,中共“五大”于1927年4月下旬在武汉召开。会上,陈独秀的长篇报告谈到“四一二”政变,虽然承认对敌人的估计不足,但却认为“这是一个与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问题。”


陈独秀


检讨“四一二”势必牵“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调动军队宣布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逮捕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广州东山的苏联顾问所,驱逐黄埔军校中及国民革命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陈独秀如此解释:“我们的力量不足以镇压蒋介石。因此党中央坚决主张采取退守-让步的策略。”


陈独秀的报告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反弹,在小组讨论时,张太雷直言:“蒋之所以敢如此,我们大家固有责任,但主要负责是我党领导者不得辞其咎”;“合作固然必要,但……不能因为合作,就把党的政策右倾,如不要搞农民运动,农民运动过火,工人不准武装,一切迁就国民党以图合法生存,等等。”


共产国际代表团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等人对“四一二”政变充分发表了意见。罗易认为,无产阶级在上海短暂取得领导权后归于失败,是因为“资产阶级脱离了运动,小资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结果无产阶级陷于孤立”。


关于下一步如何应对,共产国际代表与中共中央存在着分歧。但是,共产国际代表与陈独秀在暂时放弃上海方面却是出奇的一致。罗易认定:“不能选择上海作为对帝国主义发动直接进攻的地点,这是一个策略问题。”鲍罗廷强调:“我们的军队无法对付上海帝国主义的高级军事技术和大量的军队。”陈独秀则认为:“未来的革命基地应当设在陇海铁路和京汉铁路的交点上。”


中共“五大”最终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写入了“四一二”政变的内容,分析上海失败原因基本袭用罗易观点。罗易在大会上讲话,声称中共“五大”“批判右倾,谴责失败主义理论和警告投降主义倾向”,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为迎接伟大斗争的到来作好准备”。实者不然。


大会否定了陈独秀主张的“先扩大、后深入”策略,但土地革命政策制订却因为顾忌地主家庭出身的军官而受到共产国际掣肘。更为遗憾的是,陈独秀在主报告中提到“现时我们没有群众的军事力量”,意识到“只限于做政治工作,我们就不会取得任何成果”,但这些思想精华在大会的议决案中却毫无体现。至于毛泽东组织武装农民的主张,遭陈独秀拒绝,根本就没提交大会讨论。


如此抓不住问题的关键,中共“五大”没能集中全党智慧,对“四一二”政变以来的危局做出正确决策,反而贻误时机。



斯大林主张“把武汉变成中国革命的中心”



对于蒋介石叛变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斯大林在1927年4月21日《真理报》上发表的《中国革命问题》一文中谈到:首先,要用把右派逐出国民党的政策取代保持国民党统一的政策;其次,“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密切合作是革命胜利的保障;再次,要进一步开展工农革命运动和巩固工农群众组织,加强工人和农民的武装;最后,保持共产党队伍的独立性。


斯大林的这些意见表现出他对国民党“左”派的革命性给予轻率的信任,对他们抱有过高的期望,也对他们的行动能力做了过于天真的估计。


以拉狄克和托洛茨基为代表的反对派针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采取的无原则退让等政策提出批评和指责。拉狄克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立即武装工农,完成土地革命,满足工人要求以解决社会问题,而最重要的是争得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


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一些基本问题上同拉狄克的看法大体一致,而在如何取得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地位等问题上看法不同。拉狄克认为中国共产党力量薄弱,不应立即退出国民党;托洛茨基主张中国共产党应立即退出国民党。在谈到苏维埃问题时,反对派季诺维也夫认为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时刻已经到来。


而斯大林断然拒绝了关于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等主张,并反对托洛茨基等人提出的退出国民党的主张。


在同反对派论战过程中,斯大林阐述了自己对中国革命形势的看法,提出当前中国革命面临的任务和应采取的措施。他认为,当前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扩大和加深土地革命,保证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巩固武汉,把武汉变成中国革命的中心。 

 (摘自《上海党史与党建》、《理论观察》  文/段照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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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大众文摘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