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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一战”爆发之初,北洋政府为免战火波及中国,宣布“局外中立”,但加入协约国一方的日本,还是发动了对胶州湾德军的进攻,中国再难置身事外。针对中国要不要对德绝交、宣战的问题,朝野上下展开了一场大争论。当时在北京主政的黎元洪、段祺瑞意见相左,无法协同一致,以至久久未能确定对德方略。


这场争论是袁世凯死后,黎、段“府院之争”的延续,他们一方面想为中国做一个最有利的选择,另一方面又放不下眼前的政争,终于招来一场复辟大祸。



勉强通过的对德绝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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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14年8月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申明中国对欧战“严守中立”时,已有人预见,对德参战,才是中国的最优选择。袁世凯的亲信幕僚梁士诒即建议,为防止日本借和青岛德军交战之机,侵略中国,应抢先从德国手中收回胶州湾,“青岛若下,日本又以何说进兵!此不特防日本之侵略,且以杜将来之后患”。梁士诒还认为,同盟国一方胜算很小,中国“不妨明白对德绝交宣战”,在未来和会上争取一个有利地位。


不久,日本果然对德开战,占领青岛,中国中立地位刚一建立,就名存实亡。但一直到1917年1月,德国开启“无限制潜艇战”,宣布将击沉一切开往英国的船只,招致美国断交时,要不要对德开战,才真正成为中国朝野共同关注的问题——美国发出通知,希望其他中立各国,采取一致立场。英、法、意等国也相继劝中国对德绝交。


在大多数人看来,随着美国参战,协约国一方已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在对德问题上无须再做犹豫。他们相信,通过参战,能获得包括永远撤销德、奥庚子赔款,提高进口税,解除中国在天津周围驻军限制等一系列有利于中国的条件。同时,中国只要向盟友提供一些原料及劳工即可。于是国务总理段祺瑞召开内阁会议,起草了一个《加入协约国条件节略》,上呈大总统黎元洪。这一天是1917年3月3日,黎、段矛盾全面激化的开始。


黎元洪对绝交、参战,其实并不完全反对,只是有两个担心,一是日本在协约国之列,中国若参战,很可能会倒向日本,丧失更多国权,沦为又一个朝鲜;二是不想把参战大功让给段祺瑞,换言之,中国可以对德绝交、宣战,但不能由段祺瑞内阁来完成。


段祺瑞


因此,当段祺瑞带着阁员,要求黎元洪同意对德绝交时,他表示,如此重大问题,“非先得国会同意不可”,给段制造障碍。段祺瑞当场“怼”了回去:“宣战媾和,国会议之。今则先与与国政府通意见耳。果宣战者,自当交议。”黎元洪回敬说:“此宣战之先声也。宣战媾和,为大总统之特权。”段祺瑞盛怒之下,以辞职相威胁:“约法为责任内阁制,大总统既操特权,不以祺瑞为能负荷者,祺瑞惟有辞职,不敢肩此重任。”黎元洪不甘示弱:“宣战时只有大元帅令耳,无所谓责任内阁也。”这时段祺瑞早已从总统府甩手而出。


段祺瑞回去后,果然宣布辞职,前往天津。黎元洪曾想请徐世昌或王士珍出来组阁,这两人都出身北洋系统,当然不会出来拆段的台。无奈之下,黎元洪只好请来京办事的副总统冯国璋当“和事佬”,到天津找回段祺瑞,结束无政府状态。冯临行前,让黎答应,未来“内阁确定的外交方针,总统不再加以反对;内阁拟定的命令,总统不得拒绝盖印;内阁训示各驻外使节、督军、省长,总统不得干预”。总统府全面让步,段祺瑞欣然返京复职。


下面的事情就很顺利了,对德绝交案经大总统盖印后,提交国会,众议院、参议院都高票通过。北洋政府随即宣布和德国断绝邦交,召回了驻德公使颜惠庆。在向各省督军说明情况的电报中,北京方面明言,“现德国已处困境……协约国方面愿意考虑中国增收关税展缓赔款的要求,这既可调剂财用,又以维护主权,实为中国之利”,让他们理解。



两种对德政策的全面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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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在对德绝交后,紧接着就应宣战,成为协约国一员,才有可能在战后凭着战胜国地位,收回那些预想中的国权。段祺瑞参战政策最坚定的支持者,是掌控国内舆论,及国会第二大党“研究系”的梁启超。在他看来,当年加富尔领导下的意大利,1855年通过参加英法对沙俄的克里米亚战争,在战后巴黎会议上实现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如果投身欧战,同样能复制意大利经验,在未来的和会上,“为我中华民国国际上开一新纪元”。


反对参战的阵营,还是以总统府为首。日本《朝日新闻》有文章,分析黎元洪持此立场的原因,“(一)加入协商国后,协商国未必实行其所定之加入条件。(二)对于段总理之政策始终持反对态度。以上二理由,前者为昧于世界大势所致,俟有所悉,不难即时冰释。后者则属于感情的关系,一时不易融洽。”民国著名记者陶菊隐,也说黎元洪“在历史上也许不失为好好先生,以国家安危所系的一件大问题,受着私人意气的支配,实在太儿戏国事了”。由是道出黎、段矛盾,才是问题核心。


其次,各省督军大都反对参战,他们起初以为,加入协约国后,一则“势必抛弃其养尊处优的生活,投入枪林弹雨之场,地盘不可保而生命亦在不可知之数”;二则需要派兵到欧洲打仗,导致自身实力的削弱。时任长江巡阅使的张勋即看好德国,致电国务院,“德国兵力尚强,胜负尚难预决。万一联军赢胜,我将何以自处”。即便中国如愿参加和会,他也不相信能获得什么好处,“以空言而获实利,虽在强国犹有未能,矧以积弱之如我国者乎?”安徽军阀倪嗣冲更声称,参战就要“惹祸上身,导致亡国”,攻击梁启超是“亡国文妖”。


黎元洪


最让人意外的是,一向和总统府作对的徐树铮,这一次竟站在了黎元洪一边,反对向德国宣战。小徐崇拜德国,在他看来,德意志“民族优秀,科学进步,无战败之理”,几次上书段祺瑞,主张保持中立。有一次,段气得当面把他的上书摔在了地上。


在反对参战问题上最为坚决的,要数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孙中山致电参、众两院,批驳段祺瑞、梁启超的观点,认为“一国之地位能否上进,须视自力”,想通过参战“一跃成为头号强国,外交从此顺利”,完全不切实际。他担心日本会借机控制中国,自己要用“十二分力量,来反对日本把中国放在日本保护底下来参战的新计划”。外交之外,孙中山还从内政方面,提出两点反对理由,一是中国人向来有“排外”传统,一旦对德宣战,很可能重演义和团滥杀外国人的历史;二是,中国加入协约国,和身处同盟国的土耳其为敌后,也许会招致国内“回教徒之离叛”。革命党此种立场,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反段”决定的。


国内黎元洪、孙中山这些政敌的反对,让段祺瑞内阁的参战政策万难推行。这时,共和国的法律、制度都成为段祺瑞的眼中钉。他要促使中国参战,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说服总统和国会,而是动用自己在军界的影响力,让督军们来恐吓国家元首。



段祺瑞联合北洋势力对抗总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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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利用自己身兼陆军部长的名义,召集北洋系势力,组织了一个所谓“督军团”——直隶督军曹锟、福建督军李厚基、江西督军李纯、安徽省长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等20余省督军及代表,到北京参加“军事会议”。几次会议后,督军们终于知道,即使政府对德宣战,也无须他们出一兵一卒。倪嗣冲原本是反对参战的急先锋,这会儿摇身一变,改持起“中国应无条件加入论”“加入愈速愈妙论”和“惟宣战始足以图存论”来。


到了1917年4月29日最后一次会议上,段祺瑞准备好一张签名单,让与会督军及代表们签字,宣示“赞成总理外交政策”。随后,倪嗣冲和李厚基、张怀芝等代表督军团,列席国务会议,宣称“地方老百姓都是赞成打德国的,若不尊重民意,怕闹出风潮来,咱们地方官不能负责”,阁员们既怕段总理,更惧这些武夫,当即“统一思想”,一致同意参战。


紧接着李厚基带头直闯总统府,向黎元洪进谏。黎总统被称为“黎菩萨”,但终究是行伍出身,当场斥责:“参战问题本大总统自有权衡,岂容尔等饶舌!尔等职司守土,竟敢干预外交,擅与外交团交接,发表对外主张,试问民国之体统何在!”黎元洪大概觉得不解气,到了晚上又把倪嗣冲召到总统府,一阵有关“军人不得干政”的数落。


黎元洪没有在督军团压力下让步,皖系大将傅良佐建议“驱黎”:“非赶去黎元洪,毫无办法。”先后当过国务院和总统府秘书长的张国淦老成持重,当即劝阻:“这是非常举动,不敢与闻。但此案有正当手续可循,何以这路不走?”他说的“正当手续”,即通过国会,“约法上对外宣战,当交国会。可由国务会议议决,备文送府盖印。总统平时总说从多数,今提交国会,即是依法从多数,料想总统不致拒绝盖印。”其实,黎元洪接受《京报》采访,确实说了这个意思:参战问题“当由中国国民决之,非可由中央政府当局或公私之顾问等决之也”。于是段总理和黎总统有了“默契”,都寄希望于国会支持自己的主张。


5月6日,段祺瑞带领阁员,请黎元洪在“对德参战提交国会案”上盖印,然后交参、众两院表决。黎元洪本就想让国会做段的“绊脚石”,这时当然同意,命唐姓监印官盖印。谁知唐竟说:“此案我不能盖印。”教育总长范源濂怒道:“尔何人?不配说不该印!”说罢和段祺瑞一起推门而去。黎元洪不想因此闹僵,赶紧在参战案上盖了印,提交国会。


随后,黎元洪把曾任司法总长的张耀曾找到总统府,询问他:“国会通不过怎样?他们能不能解散国会?”张耀曾回答:“纵令解散国会,也要召集新国会,再行提出宣战案,获得通过后方能执行。若照现行约法,政府无解散国会之权,解散便是违法,违法便是谋叛。”黎元洪仿佛吃了一粒定心丸,有点安慰性地自言自语:“对,谋叛便是造反!”事实上,无论黎元洪,还是段祺瑞,都只是把法律作为一件武器而已,没有真的当回事。


国会中的大多数议员,原本对外交问题了解不多,经过几个月来的讨论,议员们逐渐理解有关参政问题的各项利弊。范源濂估计,参战案在国会通过的概率不小。但真的把决策权交给国会,是段祺瑞所不能允许的,他要的是稳操胜券,无法容忍不利于自己的表决结果。他想起来了自己的老领导袁世凯,当年一面让各地通电拥护,一面收买“公民团”,包围国会现场,在选出他为正式总统前,所有议员不许吃饭,更不得离开会场。


段祺瑞、傅良佐有样学样,不仅让各地督军组织人发表通电,表态支持对德宣战,还在国会讨论参战案的时候,发动乞丐、游民冒充“陆海军代表请愿团”“五族代表请愿团”等“公民团”2000多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国会附近,向路过的议员手里塞请愿书和传单。邹鲁、田桐等10余名议员因拒绝接受,被当场痛打。“公民团”代表威胁众议院议长汤化龙,如果当天不能通过参战案,就要采取“激烈手段”。警察和宪兵配合“公民团”,一起将议员们围困起来。当天,有人亲眼见到国务院参议陈绍唐和陆军部咨议张尧卿,在人群中坐镇指挥。


会场内的议员们真的被激怒了,他们决定停止讨论参战案,直接打电话到国务院,质问段祺瑞能否维护北京治安。其实,议员们对这种阵仗早已见怪不怪:“民国二年十月六日选举总统时,我们已领教过了,现在是第二次,我们有了经验,就不怕什么了。”当天晚间,议员们迫使段祺瑞来到会场,驱散了“公民团”。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全国舆论哗然,内阁里的总长们纷纷辞职,段祺瑞变身“光杆总理”,一场风潮再难避免。



黎元洪请来张勋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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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顺利通过参战案,段祺瑞一方先祭出督军团,又派出“公民团”,结果适得其反,激起总统府、国会对国务院更大不满,愈要和段祺瑞为难。众议院集体议决,“现内阁仅余段总理一人,不能行责任内阁之实,本院对于此种重大外交案件,应候内阁改组后再议”。督军们又分头以地方长官身份,请本省议员吃饭,让他们帮忙在国会疏通。结果除了梁启超领导的研究系外,其他党团的议员全部不给面子,坚持先解决内阁问题,再谈参战案。督军团对这些书生们再无办法,干脆祭出“撒手锏”,上书大总统,要求解散国会、改定约法。


事到如今,黎元洪也没有了让步的余地,宣称要用“不违法,不盖印,不怕死”九个字应对督军们的无理要求。他召见督军代表孟恩远、王占元等,向他们申明,按照约法,大总统无权解散国会,现在要打破僵局,惟一的办法,就是段祺瑞辞职走人。段祺瑞在督军团的支持下,着手补充阁员,他打定主意,赖在总理位置上,和总统府、国会斗争到底。黎元洪则在身边幕僚“倒段”的怂恿下,抢先发布命令——免去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


1917年8月,北京政府发布大总统布告,宣布对德、奥开战,图为北洋军队参战前在毕竟接受检阅


这完全超出了段祺瑞的意料,他想不到,除了袁世凯,竟然还有人敢免他的职。段祺瑞当然不会求饶,看到命令后,便第二次出走天津。行前他发表通电:“查共和国责任内阁制,非经总理副署,不能发生效力。以上各件(指免去段职,任命他人代理等命令),未经段祺瑞副署,将来地方国家,因此发生何等影响,祺瑞概不负责。”段祺瑞这是宣布总统府对他的免职令无效,然后要在天津看热闹,看黎大总统怎么收拾北京的烂摊子。


至于黎元洪,他首先需要再找一个倾向北洋系的新总理,安抚那些聚集京师的“大帅”。徐世昌、王士珍依旧不肯出山,选来选去,选中了李经羲。这人是李鸿章的侄子,与脱胎于淮军的北洋系颇有渊源,更重要的是李经羲一向同张勋保持着密切联系——张勋手握重兵,反对参战,且有“反段”倾向,黎元洪希望他来做自己对抗督军团的后盾。当时英国《泰晤士报》看破此点,报道说,“张勋将军:一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旧时代军官。他在徐州府率领着重要军队。据信,直至上周为止,他仍站在支持总统的一边”。


李经羲手中无拳无勇,也不敢一人进京,也提出“必须张勋北来,方肯偕同到京就职”。事已至此,黎元洪骑虎难下,随即通电“安徽督军张勋功高位重,公诚体国,盼即来京共商国是”,张勋回电“拥护元首,力任调停”。由是,坐镇徐州的“张上将军”以“调人”的身份,名正言顺地率军进京了!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文/杨津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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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大众文摘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