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第一次胜利,非台儿庄战役莫属。作为徐州会战的一场外围战役,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毙伤日军1万多人,大获全胜。然而,参加这场战役的主力并非国民党嫡系正规军,而是战前李宗仁临时收编组成的杂牌军,其中包括桂军、西北军、东北军、川军等,正是这么一支不被看好的杂牌军部队,却抢了国民党中央军的风头,上演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完美“逆袭”。

李宗仁在台儿庄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

  国民党军队素有嫡杂之分。所谓嫡系部队,是指那些政治名分上以嫡系正统的面目出现,在军事组织和实力上是正规的、强有力的军事集团,也就是蒋介石直接统辖的国民党中央军。那些政治名分上非正统、军事组织非正规、实力较弱的军事集团则属于杂牌军,也就是当时地方实力派军阀统辖的部队。

  1937年10月12日,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设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徐州,调派桂系领袖李宗仁将军出任该战区司令长官,统帅杂牌军部队,抵抗日军进攻,保卫鲁南苏北地区。

  蒋介石起用桂系将领李宗仁指挥第五战区,一方面由于国民党正规军在各条战线失利,士气低落,危难之际无合适人选可用,寄希望于李宗仁统帅杂牌军部队把日军拖住,使自己的嫡系中央军能从战场抽身出来休整扩编;另一方面蒋介石还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

  1928年“东北易帜”,蒋介石统一中国,但仅仅是名义上的统一,实际上各地都存在掌握各自军队的实力派,包括东北的张学良、西北的冯玉祥、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广东的李济深、贵州的王家烈、湖南的何键、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等,这些人对南京国民政府并非唯命是从。于是,通过借刀杀人来排除异己便成了蒋介石的一贯做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就曾借着“围剿”红军的机会,组织广东的陈济棠、贵州的王家烈、湖南的何键、四川的刘湘、云南的龙云等对红军进行“围剿”,最终既“围剿”了红军,又削弱了地方派系的实力,可谓一箭双雕。另外,抗战初期,蒋介石还通过组织太原会战,损耗了山西阎锡山的实力。当时李宗仁的桂系实力很强,俨然是一个游离于南京国民政府之外的半独立王国,蒋介石与李宗仁打打和和十多年,也没有彻底解决这个“眼中钉、肉中刺”。这次组织徐州会战,蒋介石盯上了李宗仁。他让李宗仁统帅第五战区,假如李宗仁打败了日军,创造了奇迹,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领袖脸上也很光彩,他的中央军也可以得到休整;如果李宗仁在徐州失利,桂系军队受到削弱,李宗仁的声誉受到打击,这也对蒋介石有利。

李宗仁收编杂牌军

  李宗仁上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后,加紧招兵买马,收编了川军系统的邓锡侯部队和西北军系统的张自忠部队。

  川军邓锡侯部装备低劣,枪械多半是土造,战斗力低下,但报国心很强。抗战爆发后,邓锡侯的第二十二集团军基于民族大义主动请缨,驰援晋东。从1937年9月起,川军将士脚穿草鞋、身披单衣,怀着一腔救国的热忱出川抗战。他们在晋绥军和中央军的溃潮中逆流而上,到达山西抗日前线。然而此时太原失守,武器装备落后、给养严重不足的川军立足未稳就被迫后退。蒋介石以战事吃紧为由,迟迟不给川军将士配发武器装备和粮饷。“山西王”阎锡山对这支川军也并不友好,拒绝向其提供援助。无奈之下,川军抢了晋军的军械仓库,气得阎锡山电告武汉军委会,要把川军赶出第二战区。白崇禧接到电报后,深感这是个烫手的山芋,立即打电话和郑州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商量。程潜曾经在清末川军中担任过教练官,和川军有袍泽之谊,没想到他此时却说:“连阎老西儿都不要的部队,你们为什么要塞给我?我也不要这种烂部队!”白崇禧又打电话问李宗仁是否愿意接纳这支部队,正忙着招兵的李宗仁立刻答应:“好得很啊,我现在正需用兵,请赶快调来。”川军到了徐州,邓锡侯见到李宗仁便苦笑道:“一、二战区都不要我们,天下之大却无处容身。李长官肯收留我们,真是恩高德厚。长官有什么吩咐,我们绝对服从命令。”李宗仁勉励川军,为了国家和民族,一定要不怕牺牲,并向川军配发了武器装备和给养,解决其后顾之忧。

  张自忠是西北军的著名将领。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后,张自忠随宋哲元收拾整顿西北军旧部。1933年的长城抗战,是张自忠第一次与日本军队在战场上交手,也是张自忠军旅生涯中的一个得意之作。在这次战役中,张自忠作为第五十九军前线总指挥,亲率第五十九军主力一万五千余人与日军展开血战,取得喜峰口、罗文峪大捷,大挫日军进犯关内的锐气。第五十九军大刀队也由此而名震四方。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自忠奉宋哲元的密令,在平津与日本人周旋,忍辱负重,而外界却不明真相,误以为他是卖国求荣的汉奸。有人主张对其进行军法会审,更有人想趁机收编他的部队。迫于压力,张自忠化装逃离北平,蛰居南京赋闲在家。李宗仁了解了真相,深为张自忠惋惜。于是向蒋介石进言道:“张自忠是一员忠诚的战将,绝不是想当汉奸的人。现在他的部队尚全师在豫,中央应该让他回去带他的部队。听说有人想瓜分他的部队,如中央留张不放,他的部队又不接受瓜分,结果受激成变,真去当汉奸,那就糟了。我的意思,倒不如放他回去,戴罪图功。”蒋介石沉思片刻说:“好罢,让他回去!”说完批了一个条子,要张自忠即刻回到本军中,并将其编入第五战区战斗序列。复归部队后,在第五十九军官兵组织的欢迎会上,张自忠说:“在天津时,我连累了大家。我们没有为国家为民族殉职,这是我们的耻辱。现在敌人气焰嚣张,正是我们戴罪图功之时。无论什么部队都可以打败仗,唯独我张自忠的部队不能打败仗。我的冤枉,只有一拼于死,拿真实的战绩,才能洗白干净。”

  这样,李宗仁在上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后不久,便收编了两支部队,壮大了第五战区的军事实力。

杂牌军上演“逆袭”

  台儿庄战役包括池淮阻击战、临沂保卫战、滕县保卫战和台儿庄保卫战。参加战役的部队,除了担任外围运动战任务的汤恩伯部第二十军团属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外,其余全部为杂牌军:原西北军系统的孙连仲部第二集团军、张自忠部第五十九军、庞炳勋部第三军团;川军中的邓锡侯、孙震部第二十二集团军;韩复榘旧部孙桐萱部第三集团军;原东北军系统的于学忠部第五十一军;桂系的李品仙部第十一集团军、廖磊部第二十一集团军等。李宗仁对这些杂牌军兼容并蓄,晓之大义,平等相待,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抗战报国的积极性,使其在台儿庄战役中发挥了惊人的战斗力。

  发生在1938年1月至2月间的池淮阻击战是台儿庄战役的前哨战。李品仙部第十一集团军下辖的第三十一军刘士毅部在池河附近阻击日军;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在淮河附近顽强抵抗日军猛烈进攻,在张自忠部第五十九军的驰援下,与第十一集团军各部密切配合,联手击退日军进攻,将日军阻击到淮河以南,对整个正面战场产生了积极作用,更为整个战局赢得了时间。

  2月至3月间的临沂保卫战中,庞炳勋的第三军团坚守临沂,虽然击退日军一次次的进攻,但面临日军不断增兵和更加猛烈的炮火,第三军团伤亡惨重,有力不能支之势。此时李宗仁手下除了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外,已无兵可调。不巧的是,张自忠和庞炳勋之间有一段宿怨。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张自忠、庞炳勋都是冯玉祥麾下大将,不分彼此,情同手足。但是,由于庞炳勋暗中被蒋介石收买,投蒋倒戈反冯,并出其不意地袭击了张自忠部,使张自忠险些丧命。现在临沂吃紧,能解燃眉之急的近兵偏偏就是张自忠的第五十九军。第五战区长官部从上到下都感到事情很麻烦。李宗仁于是亲自向张自忠晓以利害,把国难、私仇并排摆在张自忠面前。没想到张自忠听了李宗仁的肺腑之言,当即表示:“绝对服从命令,请长官放心。”随后率领部队星夜驰援临沂,把日军杀了个措手不及,并与庞炳勋部内外夹击,协同作战,在临沂保卫战中大败日军,彻底粉碎了日军板垣、矶谷两师团会师台儿庄的计划,为第五战区部队在台儿庄围歼孤军深入的矶谷师团创造了有利契机。在民族大义面前,在战役的紧要关头,张、庞二人多年的恩怨顷刻冰释。

  3月14日至18日的滕县保卫战中,王铭章师长率领川军一二二师将士顽强抵抗,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力敌在武器装备和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日军,死守滕县县城,直至最后战亡。此役川军伤亡师长以下官兵1万多人,滕县虽然最后还是陷落敌手,但中国守军浴血奋战,挫敌凶锋,更重要的是阻滞了日军的南犯计划,为第五战区赢得了集结兵力布置台儿庄保卫战的宝贵时间。李宗仁对此高度评价:“若无滕县之死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

  3月至4月间的台儿庄保卫战中,孙连仲第二集团军负责坚守台儿庄及运河沿线,这支西北军旧部武器装备虽差,但擅长打防御战。第二集团军以血肉之躯与日军的大炮、坦克相搏,至死不退。战至4月5日,台儿庄城内四分之三的区域都被日军占领。孙连仲眼看全军覆没,直接请示李宗仁:“第二集团军已伤亡惨重,敌人火力强,攻势过猛,但是我们把敌人也消耗得差不多了。可否请长官答应暂时撤退到运河南岸,好让第二集团军留点种子,也是长官的大恩大德!”孙连仲说得如此哀婉,可见战事之惨烈。但是为了等待汤恩伯援军到达,实现歼灭敌人的目的,李宗仁命令孙连仲务必防守至次日拂晓,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孙连仲当即表示:“绝对服从命令,直到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第二集团军不愧为“善守之师”,他们拼死顶住日军的进攻,甚至还向日军发起了夜袭,打得敌军措手不及,最终坚持到汤恩伯援军抵达,将日军团团包围,为台儿庄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东三省沦陷,华北“自治”,上海、南京相继失守,“亡国论”甚嚣尘上之际,台儿庄战役大获全胜,对于破除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增强全民族的抗战胜利信心,打击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都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而参加战役的国民党杂牌军部队所表现出的顽强血性和誓死报国之志,也被历史和世人所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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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文史精华官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