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王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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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伦敦和曼彻斯特先后遭到袭击。


在新任纽约书评总编辑Ian Buruma和Avisha Margalit合写的2004年的《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中,他们把伦敦、曼彻斯特、纽约等西方文明下产生的现代城市当作了“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的典型代表,向读者讲述了源于西方内部、仇视西方的思想。



所谓“西方主义”,是一种把西方塑造成反人性或去人性的思想。在当代西方主义最极端的发声者当中,基地组织原首领本拉登可谓是最高调的一个。他在2001年10月接受半岛电视台记者Tayseer Allouni独家采访时说:“在美国领导下的西方文明价值观已经被我们摧毁了。那些象征自由、人权和人性的高塔已经被击毁。它们消失在了硝烟中。”


在本拉登看来,纽约和帝国大厦代表的是西方文明的代表,也是他们实施攻击的对象。作者把那些代表西方文明的城市定义为“the occidental city”(西方城市)。但是,这种将“西方城市”批判和仇恨对象的思想,仅仅是当代极端恐怖分子的发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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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之城”vs“上帝之城”


如果说纽约是当代的巴比伦,那么双子塔就代表了巴比伦最大的成就和野心。本拉登和基地组织策划的袭击,既实实在在,又充满了象征意味。这攻击的不仅针对美国、美国城市、建筑、公民,更针对“美国”和“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在当代情境中完成一个古老的寓言——毁灭“罪恶之城”。


在许多古老的宗教中都有对于人类自大的批判。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巴比伦的故事。巴比伦的人们贸易繁盛、生活舒适、性生活相对开放,致使当时虔诚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将巴比伦形容成“妓女的母亲”和“世界的仇敌”。巴比伦人还试图建造通天的巴别塔,超越上帝,建造一个人间的帝国。 最终,眼见高塔倾颓,一种语言变成了各种语言,一群人被散落到世界各地。


在这个神话当中,罪恶之城与人类的骄傲自大、帝国梦想、世俗化、个人主义、金钱至上等特征牵扯在一起。在尼布甲尼撒二世执政巴比伦时期,他下令建成了空中花园,毁掉了所罗门圣殿,征服犹大王国和耶路撒冷,还流放了犹太人。这位执政者还希望能把他的王国建造成一个黄金帝国。 在故事中,他最后受到神的惩罚,像牛一般地啃草吃。


在现实的历史中,自人类建造城市以来,贸易、财富、知识、权利和相对舒适的生活就和城市所提供的一切密不可分。但随之而来对于城市的批评也从未断绝。城市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说谎是生存必须的技巧,所有人和所有事物都能被出售和交换。旅馆、妓院、商场,无不在向人们出售关于优渥生活的幻想。城里鱼龙混杂,骗子、小偷、江湖术士应有尽有。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笔下,在古罗马城市中金钱就是上帝,外国人和本地人暧昧不清,侵蚀着罗马人的思想、意志和道德。在他看来,罗马的灭亡是必然的。


妓院被当作城市中最腐蚀人心的地方,也是将人商品化最骇人之处。你可以在城市里买到身体,却买不到人心。1860年代,巴黎是西方社会文明顶端的代表,也是不少人眼中的堕落之城。一个出卖身体的妓女就像一架没有表情、没有思想的机器人。而这种对于妓女的表述则是“西方主义”当中对于城市文明、资本主义最有代表性的批判——一个贪婪成性、没有灵魂的“机械文明”。


然而,在历史上,城市并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发明。城市也并非只有“罪恶之城”和“上帝之城”这么非黑即白的分别。穆斯林世界曾经出现过很多像巴格达这样伟大的城市,尤其在伊斯兰发展早期,城市曾被一度看作是治愈游牧民族无知的一剂良药。在东方,长安、北京甚至远在日本的江户,都是盛极一时的都市,赞美之辞也不绝于耳。问题是,从何时起国际化大都市成为了西方主义憎恶的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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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之都”中“熟悉的陌生人”


工业革命以来,以英法为代表的帝国迅速崛起,德国紧随其后。在描述工业革命以来的西方都市发展时,作者写到:“伦敦是十九世纪所有商业帝国当中最伟大的都城,曼彻斯特是最了不起的工业之都,也是黑暗的、撒旦般的磨坊厂之都。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会,巴黎无疑超过了伦敦,而柏林则总是在绝望地试图追赶这所有城市。”伦敦、曼彻斯特、巴黎、柏林这些欧洲城市成了当时工业文明的中心,互相之间竞争不断,但在当时其附属国、殖民地和被征服者的人们严重,所有这些城市都引发敬畏,也让人羡慕不已。


在这些工业革命发生最早的地方,财富迅速累积,贫富差距也日益悬殊。人们拥有了比以往更多的个人自由,却也开始逐渐感受到异化的反推力。1726年,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对于以伦敦为代表的西方商业城市推崇备至。他认为金钱打破了由血缘、世袭造成的固有等级界限,使得人们能够在市场上通过共同的规则、合同和法律进行交易。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他认为这不仅使得英国国民变得富有,财富更近一步使得他们变得更加自由,也使得国家更加富强,拥有足够强大的海军可以进行全球扩张。


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伏尔泰的看法。在恩格斯看来,曼彻斯特和伦敦这样的城市让人产生厌恶。在城市当中,不同阶级、等级的人们都混在一起,既缺乏秩序,也缺乏团结。每个人都成了原子化的个人,只是为了追求以自我为导向的需求。这样的评价与费孝通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对“乡土社会”的评价正好形成了鲜明对比。乡土社会是一个基于土地和农耕的社会,人们生于斯长于斯,低头不见抬头见,这个社会成了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每个人的社会关系都是在自己出生前就固定好的,不需要担心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但也无法摆脱出生带给自己身份的烙印,难以追求乡土社会关系之外的自我。


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工人,也使得原来乡土社会的经济基础逐渐瓦解。进入城市的人们获得了乡土社会没有的自由,却也需要为这些自由付出代价。原来基于乡土的“熟人社会”式微,而德国哲学家齐美尔所说的“熟悉的陌生人”(familiar strangers)则开始充满城市空间。这些人通常不生于城市,但因为各种机缘巧合,聚集到了一个大都市,成了城市里的陌生人。同时,他们也不像以前的江湖术士或游商,今天来明天走,漂泊不定。这些人往往在城市里的某个角落居住下来,也就是所谓的“熟悉的陌生人”。



在西方现代都市,这样的形象比比皆是。故事往往发生在来自小镇或乡村的少年身上,他们进入光怪陆离的城市,无所适从,成了黑社会的一员,试图找到一种归宿感,最后英年早逝,或大彻大悟,回到乡村。还有那些打扮如波西米亚人的城市流浪者和犹太人,被当成阴险狡诈、投机倒把的游商,不断受到驱逐。这个主题也被敏感的诗人捕捉到了。1920年,出生于美国后改入英国国籍的现代诗人T.S.艾略特,在《荒原》的前奏曲《小老头》 当中,就写道:“我的房子是一座倾颓的房子/犹太人蹲在窗台前。”如果我们回到“罪恶之城”的描述,可以看到正是犹太人把巴比伦形容为“世界的仇敌”;讽刺的是,千年之后,欧洲人则把犹太人当作城市中的盲流,除之而后快。


这种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方城市里像犹太人这样“熟悉的陌生人”成了最容易被攻击的对象。对于不少德国的浪漫主义者来说,1933年之前的柏林简直无法忍受——伟大的普鲁士帝国的首都居然到处都是工厂、贫民窟、夜店、民主人士、左派、犹太人和外国人。 他们迫切渴望一个更加纯粹、不受污染的环境,建立一个“德国人”的德国。于是,纳粹趁势而起,而作为投机主义者的希特勒更成了这种“西方主义”的代言者和实践者。当然,他们没有把柏林炸毁或弃都而走,而是驱逐犹太人、建立集中营,同时建起各种歌剧院、体育馆等设施,试图营造一个反映德国人精神世界的首都。在毕生研究纳粹主义George L. Mosse笔下,纳粹这种改造城市空间的做法正是民族主义的一种极端体现,政治思维的背后却是一种类似宗教狂热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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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义的全球扩散


这种源自欧美内部、对于以城市为中心的西方文明的否定,也蔓延到了世界各地。1942年,一群日本知识分子聚集在京都,集中批判欧美的现代性。在他们看来,日本的东京和大阪变得越来越欧美化,充斥着各种好莱坞大片、咖啡、舞厅、广播、新闻、电影明星和短裙女郎。他们感慨人心腐化、日本昔日的传统不在,人们失去了根基和灵魂,变得异常浅薄。在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影响下,当时的日本学者强烈抨击以美国和欧洲工业城市,以及相关的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虽然这些并非导致二战中日德与英美对战的直接原因,却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了这种反城市、反西方的“西方主义”并非当代恐怖分子的发明。


二战后,美国的纽约后来居上,成为西方世界现代文明的代表。1948年,埃及作家赛义德·库特布参观了纽约。库特布于1906年出生在埃及中部一个叫作慕沙的小镇,身兼数职,作家、教育家、诗人和逊尼派伊斯兰理论家。1950年代至1960年代间,库特布参与创立并领导埃及穆斯林兄弟会。1966年,他被指控参与了暗杀埃及纳塞尔总统的阴谋,并处以绞刑。库特布的生平和思想在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在伊斯兰世界,他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 ;在西方,他则被普遍认为是现代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创始者之一。


1948年,在库特布思想体系尚未变成兄弟会的指导纲领之前,他眼中的纽约是一个巨大的工作坊,充满各种噪音,连生活在城市里的鸽子看起来都很悲伤。对于空气中弥漫的诱惑气息和美国女人的放浪举止,库特布在家书中表示非常沮丧。于他而言,纽约代表了西方文明的堕落、肮脏与污秽。后来,这些沮丧被政治化的团体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出来—— 他们试图用最极端的方式对抗这个城市代表的文明,并用精神和种族纯净的梦想取而代之。


《西方主义》一书的作者们从“城市”入手,用犀利的笔触探微发源于西方内部的“西方主义”。作为两个西方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对于城市的抨击并非当代伊斯兰世界独有的病态心理。正如他们在开篇中坦承,写这本书的最大动力,并非要去美化西方现代文明的产物,也不是要将所谓西方的敌人妖魔化,更不是为西方各大城市中愈演愈烈的恐怖袭击寻找开脱的借口。所有的思想和情感一样,都有自身的历史和演变。而思想的历史往往跨越时空的限制,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东方主义”如此,“西方主义”亦复如是。铭记历史并不代表无谓宽恕,理解过去也等同于放弃改变现状的希望。


参考书目:

Buruma, Ian, and Avishai Margalit. Occidentalism: The West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 Penguin, 2005.

费孝通. "乡土中国." 上海: 观察社 20 (1949).

Simmel Georg. "The Stranger".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By Kurt Wolff, New York: Free Press, 1950

Mosse, George Lachmann. 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masses: Political symbolism and mass movements in Germany from the Napoleonic wars through the Third Reich. Howard Fertig Pub,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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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东方历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