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1924—2009),原名陈文统,武侠小说家,著有《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萍踪侠影录》《云海玉弓缘》等作品。



中国武侠小说略谈



我不敢妄谈中外武侠小说的比较,但就我看过的而论,我觉得中外的武侠小说各有特点,我个人是更喜爱中国的武侠小说的。


中国的武侠小说,有资格列入一般文学史的,我大致看过。外国的武侠小说,也看了一些。还有一些是未曾看过原书,而仅从文学史的间接评论,知道它的大概内容的。我不敢妄谈中外武侠小说的比较,但就我看过的而论,我觉得中外的武侠小说各有特点,我个人是更喜爱中国的武侠小说的。

    

中国的武侠小说最早是作为“传奇文学”的一支,起源于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的时期,算起来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

    

但关于“武侠”的记载,则还要早得多。远在汉代,司马迁《史记》中《刺客列传》里的荆轲、聂政,《游侠列传》里的朱家、郭解,就都是“武侠”一流人物。但这些“列传”属于传记体裁,并非小说写法,所以还不能称为“武侠小说”。不过,唐代的武侠小说,也颇受到《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的影响,因此叙其渊源,顺带提及。

   

武侠小说在唐代藩镇割据时期兴起,这是有其历史原因与社会背景的。

    

唐代的藩镇可以比作民初的军阀,各占地盘,互相攻伐。因为天下扰乱,藩镇专横,所以,人们希望有一种能够替他们打抱不平的侠客出来。“武侠小说”的兴起,便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另一方面,由于割据的军阀,互派刺客,刺杀政敌,刺客的本领,被渲染夸大,演成很多神奇的传说。这也是唐代小说的另一社会因素。

    

中唐之后,暗杀之风非常兴盛,在“正史”上也可窥见一斑。例如:《资治通鉴》二一五记载说:“(李林甫)自以多结怨,常虞刺客,出则步骑百余人为左右翼,金吾静街,前驱在数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则重关复壁,以石甃地,墙中置板,如防大敌。一夕屡徙床,虽家人莫知其处。”防备如此严密,想象中的刺客,当然是有神出鬼没的技能了。唐代武侠小说中空空儿、精精儿就是这一类被军阀所雇用的职业刺客。

    

出于这两方面的因素,唐代武侠小说中的“游侠”也就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老百姓幻想的侠客,为百姓打抱不平的;一种是军阀所蓄养的“游侠”,为军阀做保镖或职业刺客的。后一种其实只是统治者之间争权夺利的工具、看门的鹰犬,实在不能称为“游侠”。还有一种更复杂的是,本来依附于军阀,而所做的事情也有符合于当时百姓的愿望的,如《红线传》中的红线,以节度使婢女的身份,凭个人的能力,制止了两个藩镇的割据战争。

    

唐代著名的武侠小说有《红线传》、《虬髯客传》、《刘无双传》、《昆仑奴传》、《聂隐娘传》,等等(空空儿、精精儿则是附在《聂隐娘传》中)。《虬髯客传》与《红线传》这两篇尤其写得出色。

    

《虬髯客传》写隋朝末年,杨素当权,书生李靖以布衣进谒,愿献治世奇策。杨素傲慢无礼,李靖直斥其非,侃侃而谈。杨素身边一个执红拂的婢女对他甚为注意,当晚李靖回到旅店,红拂便来私奔。二人途中遇虬髯客,意气相得。虬髯客本有争霸天下雄心,后来见了李世民,认为李才是“天下真主”,遂把所积的资产送给李靖,让他去辅佐李世民统一中国,自己则到海外称王。

   

红拂、李靖、虬髯客这三个人物都写得非常生动,性格鲜明。后世称他们为“风尘三侠”。但这“三侠”的“侠”的表现,却又各个不同。虬髯客豪迈绝伦,红拂是豪爽脱俗,李靖则在豪侠之中带了几分书生气。小说中旅舍遇虬髯客一段,寥寥数笔,就写出了他们性格的分别(引文及评论见《与武侠小说的不解缘》一篇)。

   

红拂作为一个女奴,而敢鄙视权倾朝野的杨素,认为杨素是“尸居余气,不足畏也”。而且毫无愿忌地走出相府(杨素官位“司空”,相当于宰相),选择自己的自由幸福。这反映了反封建束缚的要求,是《虬髯客传》进步的一面。

    

但《虬髯客传》在思想上也有极大的缺点,那就是认为“真命天子”是不可抗的正统观点。试看像虬髯客那样非凡的英雄,见了唐太宗尚且推枰敛手,甘拜下风,不敢逐鹿,自己到海外另辟事业。至于李靖那就更等而下之,只配为李世民打天下了。作者的立场,显然是在歌颂“天子圣明”,维护李唐王朝的。

    

《红线传》的主角“红线”是潞州节度使薛嵩的婢女,小说写另一个节度使田承嗣想吞并潞州,薛嵩忧惧,无法可想,红线便自告奋勇,替他去探虚实。一个更次,往返七百余里,将田承嗣床头的金盒取回为信。薛嵩遣使者送返金盒,田承嗣惊恐非常,赶忙和薛嵩修好,一场战祸,遂得避免。

    

小说的主角是个婢女,以奴隶作为小说的主角,在封建社会中确是大胆之作。但写红线是为了对薛嵩“感恩图报”,才去取金盒,弭战祸,尽管这符合于当时百姓厌恶军阀混战、要求和平的愿望,但把一个“女侠”变成了军阀的工具,这却未免大大减弱了作品的价值,也损害了作者所要着意描写的“女侠”的精神面貌。另外,小说中的佛道迷信思想,如说红线前生本为男子,因犯过错,而“陷为女子”,现在为百姓立了这场功德,就可以“还其本形”,重为男子,等等,这也是小说中的糟粕。

    

唐代的武侠小说都是短篇,如《虬髯客传》、《红线传》都不到三千字。在这么短的篇幅中,写故事、写景物、写性格,每一方面都写得很精彩,这确是极不容易的事。从这里也可见到它的艺术功夫了。

    

到了宋代,民间“说书”(讲故事)的风气盛行,民间艺人(宋代称为“说话人”)根据传说编造的故事称为“话本”。“说话人”所讲的故事,大都是英雄豪侠的故事。最著名的《水浒传》中的许多英雄故事,就是宋代“说话人”的集体创作,早就在民间流传了的。元末明初施耐庵将这些故事经过艺术的加工和整理,成为现在通行的《水浒传》。

    

《水浒传》是我国最受重视的文学遗产之一。它是一本写官逼民反的农民起义小说,把它作为“武侠小说”那是不适当的。但其中一个个的英雄豪侠故事,如“林冲雪夜歼仇”、“武松打虎”、“李逵与众好汉劫法场”、“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大闹五台山”,等等,都具有武侠小说的色彩。后世的武侠小说,受《水浒传》的影响最大。所以谈到中国的武侠小说,还是不能不提及《水浒传》。

    

《水浒传》的英雄已是比唐代武侠小说的“侠客”进了一步,他们并非只凭个人的力量,而是结成一股集体的力量反抗统治者的了。在艺术性方面,人物性格的刻画,也远远超过了前人。《水浒传》的一些主要人物,如宋江、卢俊义、林冲、鲁智深、李逵、阮小二,等等,各有各的性格,而且都是与他们的出身相吻合的。注意人物出身与性格的关联,这是《水浒传》的一个艺术特点。

    

但《水浒传》也并非十全十美,毫无瑕疵,和其他文字遗产一样,它也是有精华,也有糟粕的。它一方面写了农民的起义,一方面又贯穿着要接受“招安”的妥协思想,以宋江为代表,他反抗的统治者只是贪官污吏,却不是皇帝本人。同时它将其他的农民领袖,如方腊、田庆、王虎等诬为盗寇,而宋江等人虽是被迫上梁山,却还是要“替天行道”的。这一个“道”,一方面是替百姓“打抱不平”,一方面又是替“天子”维持正统。所以才有了后来宋江接受招安,替朝廷“征四寇”之举。因此尽管它写了农民起义,还不能说是站在农民立场的。

    

不过尽管如此,在封建社会中能出现这样一本小说,也是难能可贵的了。同时,它虽然以宋江为代表人物,贯穿了要维持正统的妥协思想,却也描写了“下层”出身的李逵、朱贵等人,蔑视皇帝的思想。如李逵几次提出要推倒大宋皇帝,被宋江压下,就是一例。因此,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们还是应该承认《水浒传》是封建社会中的一部应受重视的作品。

    

一九六五年五月

    

补记:这是我早年对中国武侠小说的论述。论点颇受当时流行的“唯物史观”影响,现在看来,是不够成熟的。为存其真,不作改动。至于我目前的史学观点请参看本书乙辑“师友忆往”中的《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一篇。



文字来源:《笔花六照(增订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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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现代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