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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禁毒日:今天,是第30个国际禁毒日。联合国于1987年建议将每年的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以引起世界各国对毒品问题的重视,共同抵御毒品的危害。因林则徐虎门销烟是6月3日起,到6月26日止,故将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 。

鸦   片:从罂粟当中加工提取而成。罂粟在唐代时由阿拉伯人介绍给中国。鸦片则至少到明朝天顺、成化年间已经可以在我国市场上流通,并在医疗方面有所应用。而鸦片对中国社会造成巨大危害,始于1624-1662年间荷兰人盘踞台湾时,将烟草与鸦片拌合吸食(即鸦片烟)的方法传入中国。


在中国近代史中,鸦片发挥了一个既隐晦又特殊的作用:它是英属东印度公司瓦解中国闭关锁国政策、打开中国市场的利器;是荼毒国人身心,侵蚀国民财富的毒草;是引发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直接因素。同时,它又是促进中国融入世界的诱发物,是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在近代中国,人们对鸦片既痛恨又重视,曾经对其明令禁止,也曾进行过广泛种植。这一集合了诸多矛盾的植物,在中国近代史中有着自己的独特身影。


下面溯源君(ID:gmrbjzb 光明日报中华文化溯源工作室)将带你回溯鸦片在近代中国的历史。


清朝吸食鸦片的烟客


雍正皇帝禁毒


鸦片进入中国,要比我们想象的早很多。


还在唐朝,穆斯林商人就把罂粟带入中国,作为止咳治痢的药物出售;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鸦片也是一味珍贵的药材,主治“泻痢脱肛不止”。


直到17世纪,英国和荷兰在东南亚的殖民活动不断开展,鸦片作为一种毒品,随着不断增长的贸易网络渗透入中国,开始流毒于我国南方。


收到官员的奏章后,雍正皇帝于1729年颁布了最早的禁毒法令《惩办兴贩鸦片烟及开设烟馆条例》,严厉禁止了贩卖鸦片和开设烟管的行为。


“兴贩鸦片烟照收买违禁物例,枷号一个月,发边卫充军。若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右人等俱杖一百,徒二年。如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讯口地方文武各官,及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


鸦片走私的路线,出发地是印度的孟买(Bombay)和加尔各达(Calcutta),目的地是中国的澳门(Macao),广州(Canton),厦门(Amoy)


英国人的敲门砖


雍正皇帝的禁令在一段时间内,是卓见成效的,每年仅约数百箱鸦片(每箱约重63.5公斤)进入中国。


1773年,长期打不开中国市场,必须用白银换取中国茶叶和丝绸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了印度的鸦片生产,获得专卖权,开始用金钱贿赂和武装走私向中国大规模输出鸦片。


当鸦片的吸食人群从底层波及至精英,从南部扩展到京城时,清政府再次行动了起来,1800年嘉庆皇帝宣布禁止进口鸦片,这一年的鸦片进口量是4000箱。然而皇帝的禁令无法遏制英属印度的财政需求,也难挡国内官绅的趋之若鹜,当虎门销烟的主角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时,每年流入鸦片已达30000多箱。


1839年11月3日,中英穿鼻之战,关天培率领的清军水师被击退


随之而来的便是众所周知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胜利的英国人获得了五口通商的权利。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并没有让鸦片贸易合法化,但清政府采取不干预政策,鸦片走私日益猖獗。到40年代末时,每年进入中国的鸦片已达40000箱,并在50年代末达增加至60000箱。1854年,上海的进口货物总值为1262万两,其中鸦片的价值就达到了911万两。


《南京条约》签订现场


随着鸦片贸易的不断增长,英国对于鸦片贸易的依赖也越来越深。如果没有鸦片,英国将无法将对华贸易的巨大赤字扭亏为盈;没有鸦片,英国也无法维持东南亚殖民地(印度、香港和新加坡等)的巨大开支;没有鸦片,英国甚至无法从美国购买足够英国本土工厂开工的原棉。


所以尽管鸦片会使人身体虚弱、意志涣散,尽管从英国民间到议院,都有着大量反对鸦片的声音,谴责鸦片收入在“道德上不可原谅”,但在滚滚利益洪流面前,坚守道德的声音瞬间被吞没,对华输出鸦片依然是英国的第一选择。


英国画家阿罗姆在他的《中国记忆》中描绘的广州鸦片烟馆内的情景


从外来到内植,罂粟花曾经盛开在中国


英国的鸦片贸易也并非一帆风顺。1880年,每年来自英属印度的鸦片进口量达到了80000箱,此后,鸦片进口量急剧下降到每年50000箱左右,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初。


鸦片进口量的大幅下降,难道是侵略者的良心发现吗?


答案是否定的,事实反而更加令人痛心。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已经无力管控鸦片贸易。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也十分紧张,不仅要筹备军饷,还要摊派清政府的赔款,出于经济考虑,地方官员纵容甚至鼓励农民种植鸦片,主张以自产代替进口。


四川的鸦片从19世纪中叶开始种植,到90年代时,本土出产的鸦片已经可以抵消由进口棉花、纱线和洋布引起的贸易逆差。到1906年,鸦片种植为四川省政府带来了250万两白银的税收,占全省税收的15%。除却四川省外,鸦片的种植同样遍及全国。


清朝的海关土药税专照


1908年的清政府总税收约为2.92亿两,其中土药(本土鸦片)税收高达2800余万两,洋药(进口鸦片)税收仅502万两。从练兵军费到海军经费,从创办工厂到兴学办校,都得到了土药税的重要支持。例如张之洞创办的南京陆军学堂,每年办学经费需6万两白银,土药税负责筹集其中的1.3万两。


人人都知道鸦片是个坏东西,但鸦片在经济、政治、医疗甚至文化上的强大吸引力给予了它顽强的生命力。每一个限制鸦片的政策一经发布,就会受到整个社会有意或是无意的抵制。


从此,鸦片从撞开国门的洪水猛兽,转身成了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


清朝时的四川罂粟田


20世纪初,从短暂根除到再度猖獗


上个世纪初开始,中国也曾短暂“根除”鸦片。


一方面是中国民间禁毒呼声的高涨,1906年,光绪皇帝颁布禁烟法令,试图逐步减少本土鸦片种植直至完全消灭;另一方面,英国议院内反对鸦片贸易的声音日渐占据主流。1907年,中英就鸦片贸易问题签订合约,英政府承诺,只要中国停止本国的鸦片生产,英国将每年减少10%的鸦片出口量,三年后再作续订。


当时的禁毒运动的确效果显著,1911年初,四川省的鸦片生产几乎完全停止,云南和贵州的鸦片产量也减少了四分之三,谢立山爵士代表英国政府在鸦片产区调查后,也亲自证实了这一点。


1913年,在英国议会上,印度事务次达成蒙塔格激情宣布:“印度现代历史上第一次……我们不向中国出售一盎司罂粟。”英属印度也在1913年的规定日期前停止了对华的鸦片出口。


英属印度的鸦片工厂


然而这次鸦片贸易和鸦片生产的终止十分短暂,随着清政府的崩溃和军阀混战,到了1926年,罂粟种植又变得随处可见。军阀们为了筹集军费,强迫农民种植罂粟以征收鸦片贸易税,甚至经常为了鸦片贸易的控制权而兵戎相见。


上海浦东黄浦江边,运送鸦片的船只


此后国民政府的禁毒计划,是把鸦片贸易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垄断鸦片贸易,逐步减少鸦片的吸食总量。然而这两个目标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是矛盾的。当鸦片税收带来了巨大经济利益时,很多人没能抵制住它的诱惑。在国民党三心二意的禁毒政策下,贩毒集团日益猖獗,禁毒部门假公济私,让中国百姓饱受鸦片的荼毒。


1946年,一名正在吸食鸦片的烟客


“无毒国”——史无前例的成功


1925年,担任东征军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人周恩来针对烟赌盛行的情况,下令予以禁绝;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毛泽东痛斥国民党以苛捐杂税尤其是大烟税剥削农民;中央红军抵达陕后,陕甘宁边区对于鸦片和毒品采取了坚决措施,基本上根绝了烟毒。


1950年12月29日,在拓东体育场召开“昆明市各界人民禁毒大会”,销毁了收缴的烟毒、烟具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旧社会留下的贩毒、吸毒现象仍十分严重,极大危及了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繁荣。禁毒是一项迫不及待的工作。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严禁鸦片毒品的通令》,一场雷厉风行的禁毒行动展开了。在西南大区,仅1950年就缴获毒品94.8万两,烟具22万件,查封烟馆5400家,查获相关罪犯1万多名。

 

收缴展出的鸦片烟具


1952年,南京召开各类群众会议8800余次,听众达74万余人,使得禁毒运动家喻户晓。政府机关收到了58300件检举信,吸毒者和毒贩们坐立不安,纷纷接受登记,坦白罪行。当时共逮捕毒贩1153名,收缴鸦片2万余两。

 

同年,武汉召开了2万多人参加的宣判大会,共计公诉和宣判了20多名毒贩,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者两名,极大打击了毒贩的嚣张气焰。大会之后,贩毒集团开始分化瓦解,被抓获的毒贩开始交代罪行,5000余名毒贩进行了登记,百余年来武汉的烟毒也得以禁绝。

 

截止1952年12月,禁毒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全国共查获毒贩近37万人,逮捕82056人,缴获毒品近400万两,枪毙毒贩880名。从内地到边疆,基本肃清了鸦片种植、毒品制造,以及贩毒、吸毒现象。

 

重庆市公安局开办的戒毒学习班


从1949年到1952年三年时间,祸害中华民族两百余年的烟毒一扫而光,中国得以享受“无毒国”这一殊荣二十余年。直到80年代海洛因等毒品的卷土重来。


目前,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达390万人,35岁以下吸毒人员占59.3%。仅2015年一年,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1.3万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3.4万。

 

鸦片虽禁,但滋生罪恶的温床没有被彻底打破,其背后的社会境况和民众心理错综复杂。但只要有人敢铤而走险,以毒害人民身心的方式积累财富,等待他的必将是法律的制裁。


作者:光明日报记者 周梦爽



内容来源:光明日报 中华文化溯源微信公众号

本期编辑:滕菲 陈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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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