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法治周末记者 张舒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里,曾有这样一个课堂:它不签到、不收费、也不定时。这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新光平民发展协会开办的工友夜校,来听课的“学生”大多是奔波在人民大学校园各个岗位上的工友。2017年4月25日,在开办6年后,这所曾经登上过《人民日报》的工友夜校,宣告关停。




10个人,5个人,2个人,没有人……


空荡荡的教室与迷惘的志愿者,是中国人民大学(以下简称人民大学)新光夜校停办前留下的最后影像。


在过去的6年时间里,这所专为校园各个岗位上的工友而设的夜校,一直是人民大学一个特殊的存在。


开办夜校的是人民大学学生社团“新光平民发展协会”(以下简称新光协会)。


新光制作了印着志愿者联系方式的“新光小帮手”名片发给工友们。


夜校平均每周开课一次,没有学费,不设门槛,无须报名。学生志愿者确定授课的主题、时间和地点后,会在工友群中散发传单,张贴海报,招呼工友来听课。


2011年创办之初,新光协会时任负责人、人民大学2010级本科学生吴俊东曾在一封公开信里表示:“教育绝非少数精英们的专有品,而应成为平民大众的进步阶梯。‘人民大学’理应成为‘人民的大学’。”


即使来参加夜校的工友越来越少,志愿者们依然教得很用心。


然而,彼时的热血少年并不曾料到,6年之后,来新光夜校上课的工友数量会愈来愈少。


“从上学期到现在,新光夜校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低谷。面对这段时期,新光人有过迷茫、怀疑、失落、愤慨、无奈……到今天,我们终于相信我们不能再做其他的努力去改变什么,只有平静地接受现实,面向社团内外发出这个声明:对不起,我们即将停办夜校。”


4月25日、26日,新光协会连发两份声明,最终关停了夜校。


这场延续6年的平民教育试验,最终在惨淡中收场。


“我们这个小小的社团一直有些不敢担当‘人民’的大学的重任,如今是真的不能担当了。”夜校现任负责人吴家伟在困惑中感慨道,“在人越来越少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选择停办。”


活儿多太累大都是搪塞的话

收到夜校停办的消息时,校工韩雷(化名)没有丝毫吃惊。尽管他曾是夜校开办之初的忠实拥趸,“但也有很久没去过了”。


吴家伟曾数次发来信息邀请他来听课,韩雷总是默默地回上一条:“活儿太多了,不过去了。”


同样的答案,吴家伟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听到了无数次。


“不只一位工友告诉我们,学校裁员了,没有再招人,他们的活儿几乎加了一倍,每天的工作都很劳累,下了班以后在宿舍一动也不想动,门都懒得出。”吴家伟解释道。


不久前,一位学校食堂负责卫生的阿姨还向他抱怨。“两年前她刚来食堂的时候前厅有15个人,到现在只剩下8个人,活儿还是一样多,工资却基本没有上涨。”吴家伟说,阿姨每天晚上八九点才下班,而夜校的活动只能八点开始,“还有不少工友为了多挣点钱,同时打两份工,时间因素是我们难以克服的限制”。


最终,在协会发出的停办声明里,问询过数十个工友的吴家伟郑重写下:工友日常工作多、做工时间长、下班后太累不想出门是夜校停办的主要原因。


而翻着声明的韩雷,却有些忍俊不禁。


“这大都是我们搪塞给学生的话。”韩雷说,“时间确实也是不够”,但他不再去听课,并不是因为工作劳累,而是“感觉没多大意思”。

曾经的新光电脑课,大家围在一起,更像是聚会,而不是课堂。


今年3月开学以来,吴家伟将新光夜校的课程规划为英语、社会与法两大类,每周各上一节。


英语课尚能维持,“有4个保安差不多每次都来,主要是出于兴趣。”吴家伟说,但社会与法的课程,应者寥寥。


“第一周讲消费者权益保护,来了六七个工友。第二周讲社会保险,来了十个工友。”第三周讲食品安全,吴家伟预期能来五六个,“结果完全没有人参加,课也就没有讲”。


“可能当初想得太简单了。”夜校关停后的一个月,吴家伟依然显得困惑而不知所措,这场持续6年的平民教育试验,被社团前辈们形容为“争夺工友闲暇时间”的战役,为什么陷入僵局?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理由再明显不过。”韩雷直言,课程内容离生活有些远,工作中的现实问题并不能因为“学一些法律知识”就能得到解决,“最初都是图新鲜,抱着好奇的态度来听,但授课的内容我们不见得真正感兴趣。”


“新鲜劲儿”过后,“还愿意坚持来上课的(工友)自然越来越少。”在韩雷看来,相比于夜校枯燥的文化课程,身边的工友显然更喜欢唱歌跳舞式的文娱活动,“工作太累了,下班以后大家都去找自己的乐子了,学习的很少,特别少。”


“这把年纪也没有什么理想,听课费劲。”韩雷说。


热衷自考的保安不像以前那么多了

吴家伟和新光协会的其他成员也曾反思过:是否是课程主题选择的不够好。


但他们很快就否定了这一想法。


“历史、时政、法律、英语……这些课程都是我们延续了之前的经验定下的课程,每一堂课都会制作PPT,课前也进行了讨论或试讲。”在吴家伟看来,坚持了6年的课程体系,理应不会出现问题。


但每到上课时间,教室里依然空空荡荡。


“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大学生的知识结构是很精英的,不适用于打工者,完全是两个系统的人在对话。”新光夜校曾经的指导教师、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表示,创办夜校的学生们有情怀,但缺乏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


而这也是夜校停办以来,吴家伟反思了几天后悟出来的道理。


“我们有时经验不足,不接地气。”在他的记忆里,夜校举办过一次观影会,他选择放映了一部香港喜剧电影《家有喜事》。可港式无厘头的情节让很多工友摸不着头脑,“好多人半路离开”。


“也许夜校对于工友而言,还是处于太高的需求层次了,尤其是在社会不能给予这些知识以现实价值上的反馈的情况下。”吴家伟解释道。


他一直记得,新光夜校曾经帮助过一位学校保安。


去年,这名保安凭借几年来在夜校的课程和日常的学习,最终通过了北京大学法学专业的自学考试并拿到自考的本科学位证。


然而,在辞去人民大学保安工作后,他依然没有找到其他“光鲜”的工作,仍旧是微薄的薪水和偶尔无薪的“加班”。这也让夜校的其他工友愈加看不见希望。


“于是热衷自考的保安不像以前那么多了。”吴家伟说,他越来越感觉到平民教育养分的稀缺,感觉到来自农村的打工者在城市里生存空间的狭小,“不仅是在文化上、精神上,更是物质层面出路的逼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制式教育不适用于打工者所需的知识体系

另一个现实问题,对于吴家伟和他的小伙伴们而言则更加尴尬。


“学校里很多上了年纪工友,经历过的事情也比我们多太多,很多我们志愿者要讲的事,他们比我们还清楚。”吴家伟说。


去年,夜校曾邀请过人民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苗中泉给工友讲课,主题是农村土地流转。


主题是苗中泉自己定的。“那时他刚参加完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个农村土地流转课题研究,认为这个话题接地气,贴近工友的实际利益需要”。吴家伟记得来听那堂课的工友很多,但表达意见的人很少,也没有人提问。


课后,他曾询问听课的工友课程效果。工友却告诉他:“我就是农村出来的,土地流转就是跟着政策走。工友最想听谈判性的知识,什么都没学到。”


对此,温铁军认为,制式教育提供给学生的知识体系,不适用于打工者所需的知识体系。

在一次书法课上,一位大姐用饱经沧桑的手写下:“劳动最光荣”。


“打工者在城市边缘生存,追求以他们能力为基础的发展。他们所需要的知识,很难从高校里面的学生身上获取,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条件。这就导致工友即使去上课,也很难互相之间真正理解沟通。”


在吴家伟的记忆里,自己和工友结合最紧密的时刻,是在去年新光协会专门为工友举办的圣诞节晚上。当时,协会成员和工友们一起合唱了一首《红尘情歌》,“直到那一刻我才真正觉得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而时隔近半年,新光夜校也落幕了。只有英语课仍在持续。


“我们会将它坚持到学期结束,这大概是新光夜校的尾声。”吴家伟说。





来源:法治周末


编辑 唐晓芳 见习编辑 朱婵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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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