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年至万历二十六年,东北亚是一个炸药桶,中国、日本、朝鲜三国经历了长达七年的战争状态,中国史称“万历援朝战争”,被定为“万历三大征”之一,日本史称“文禄长庆之役”,曾两度与中朝交战,朝鲜史称“壬辰丁酉之倭乱”,此战乱被朝鲜人视为“万世必报之仇”,总之,这段历史对于这三个国家而言,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迹。

  十六世纪八十年代,丰臣秀吉基本完成了统一日本的大业,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日本的邻国——朝鲜,当然,更大的野心是在吞并朝鲜后,以朝鲜为跳板,入侵中国,然后构建以北京为核心的“大东亚共荣圈”,他的这个“大东亚构想”的思维可以说极具野心和侵略性。

  列位看官看到这里,是否觉得和历史上的另一份文件很类似?那就是三百余年后,即一九二七年,由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所提出的著名的《田中奏则》:“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则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是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  

丰臣秀吉夙愿建立一个亚洲大帝国,他决心到比日本更广大的空间施展一番。首先要征服朝鲜,再来征服中国,后再征服印度。图片来源于网络

  田中义一的思维完全是丰臣秀吉“大东亚构想”的升级版,可见,日本“亡我之心”是百年相继,而朝鲜则成了日本实施侵略的首选目标,根据此后的历史也可以发现,清末,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也是从朝鲜开始的,好了,我们继续谈万历援朝战争。

  丰臣秀吉绝对是个枭雄,他在入侵朝鲜之前,还专门派使者致书朝鲜国王说:“吾欲假道贵国,超越山海而直入于明使四百州溶化我俗,以施王政于亿万斯年。”意思就是说,我想借你的道,去进攻大明,望你让道包涵,好一招“假途灭虢”之计啊!

  列位看官知道,朝鲜没有什么靠谱的军事力量,小西行长、加藤正清等率领二十万日军在釜山登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日军,朝鲜君臣立马吓尿了,不到一个月,大片国土沦陷,两个王子成了俘虏,国王李昖只得向“老大哥”大明王朝求救。

  日本入侵朝鲜这件事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重视,当然这主要是长期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惯性思维在作祟,鉴于中朝的特殊关系,明朝只派出了三千多兵马,结果一败涂地,兵败的消息使得朝野震惊,万历皇帝决定抗日援朝,任命宋应昌为“备倭经略”,还特别将在宁夏平叛的总兵李如松召回,专任提督,并让兵部尚书石星负责统筹安排。

  万历皇帝在此时体现出了一个中国君王应有的气魄,从大局而言,朝鲜是大明王朝的外围屏障,抗日援朝的决策显然是正确的,但从微观上看,万历皇帝依然有很多不足,他延续了朱元璋疑心、猜忌的基因,但在政治谋略,任人唯贤上,却少有他祖先的英明,至少在用人上就有重大失误。

  首先,宋应昌就不是做经略为帅的料,他官至兵部侍郎,素有口才,但是这个人非常迷信,只知道相信鬼神,据史料记载,到了辽东之后,还专门请了一个方士,披发持剑施符演法,指望着天将十万天兵去抵挡那二十万日军,这种人怎能为帅?

  其次,石星虽为兵部尚书,但此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在军事指挥上并无长处可言,他还专门派精通日本文化的沈惟敬前往朝鲜,其目的在于争取与日军和谈,可见,他的主要方针是着重与“和”,这与当时的大环境是格格不入的,要知道朝鲜已经基本沦陷,朝鲜国王一再要求明军支援并抗击日军,可明军首战不利,退而求“和”,与全局不利。

  倒是总兵李如松,是一个打仗的材料,他是名将李成梁的儿子,须知,张居正当国,就是以戚继光与李成梁守卫北疆,李如松自幼随父征战,久经战阵,作战经验丰富,他正是在宁夏平叛时被召至朝鲜的,更可贵的是他非常熟悉东北及朝鲜一带的地形环境,可以说,他在出征朝鲜的人事安排里,最具有战斗力的。  

丰臣秀吉的政策具有划时代意义,对日本社会由中世纪封建社会向近代幕藩体制转化有一定成就。图片来源于网络

  从这个人事安排,可以看出万历皇帝在抗日援朝的整体策略上,是重援朝而轻抗日,对于战和二策,他始终没有做决断,而朝廷中,如石星等具体负责人,则是主和一派,后来的故事其实很戏剧化,让一代名将李如松首鼠两端了。

  沈惟敬在石星的授意下与日军和谈,李如松则趁此机会,率部出其不意,奇袭平壤,一举收复开城、黄海、京畿、江源四道,此役体现出李如松的军事才能,然而,仅仅过了半个月,李如松却因为轻敌冒进,在碧蹄馆遭遇日军伏击而失败,其实此役损失并不大,相比半月前的平壤大捷而言根本不算什么,但由于此役李如松的亲兵损失惨重,至此,李如松再未有进取之意。

  由于李如松的一胜一败,给中日朝三方和谈创造了有利条件,且不说石星、沈惟敬本身力主和谈,宋应昌根本无心战事,就说这李如松一胜一败,须知胜败乃兵家常事,更何况碧蹄馆之役并未伤明军元气,借此便要言和,由此观之,明朝方面决策层是倾向于主和的,于是,中日朝三方开始了艰苦的和谈。

  朝鲜显然是不愿意明朝求和的,然而明朝却表示了和谈的态度,从万历二十一年至万历二十四年,三方就和谈事宜争论不休,特别是关于日本请求明朝“封贡”的问题,更是引起了一场大讨论,这场讨论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呢?

  什么是“封贡”呢?说直白一点,就是允许中日之间互有贸易往来,现在看来这很正常啊!但在当时这却是要掉脑袋的,明朝的国策是闭关锁国,太祖曾多次下严旨,即为“寸板不得入海”,私人不得进行海上贸易。

  很多人又要说了,人家郑和下西洋贸易做得那么大不是很好吗?怎么能说明朝是闭关锁国呢?这里有个概念需要说明一下,郑和下西洋属于国家行为,以国家的名义进行贸易属于明朝的朝贡体系的范畴,而太祖之所谓“寸板不得入海”,即为海禁政策,是专门针对私人而言的,就算是在成祖时期,依然在实行海禁政策。

  日本是很想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因为从中可以获得很大的利润,要合法的与中国进行贸易,只得通过市舶司勘合,在嘉靖年间,发生了“宁波争贡事件”,中日的朝贡贸易出现了危机,因而成为“后期倭寇的发端”,后来,明朝罢市舶司,中日的朝贡贸易中止。

  官方的贸易渠道断绝了,日本只得另想办法,由于中国的海禁政策,日本只得与沿海的走私商人进行贸易,这种势力逐渐形成了一股对抗海禁政策的力量,以中国的海上走私商人为首领(如王直、李光头等),其中包括了一些落魄的日本武士、日本浪人,还有一些带有政治目的的不良政客,这就是嘉靖年间“倭寇”的实质。

  为了剿灭倭寇,明朝专门派了名将戚继光和俞大猷来经略东南一带,倭患得以缓解,但并未根除,至隆庆年间,隆庆皇帝决定开关,取消海禁政策,海上贸易合法后,东南一带才真正得以太平。

  万历援朝战争中,日本在和谈时提出了恢复贸易勘合,就是想借合法贸易,一来可以获得丰厚利润,更重要的是可以窥视内地,为以后侵入东南做准备,御史杨绍程就认为,嘉靖晚年东南沿海倭患不断,就是“封贡”造成的,如果答应此条件,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可不答应此条件,和谈又难以进行,这也就是朝廷官员对于日本是否“封贡”意见不一的原因。  

明军在李如松的带领下,誓师东渡参加了世界史上著名的壬辰抗倭援朝战争,这就是“万历三大征”中的第二征。图片来源于网络

  万历二十三年,万历皇帝派使节前往日本,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这就意味着恢复了与日本的朝贡贸易,丰臣秀吉身穿明朝服饰,在大阪接见了明朝使节,并行礼接旨,按道理说,和谈取得了成功。

  可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朝鲜的日军并没有撤退!而且于万历二十五年,再度发起对朝鲜的战争,此次入侵显然是事先做了充足的准备,丰臣秀吉借着和谈时机,瞒过了中国和朝鲜,展现出了典型的“奸雄”嘴脸。

  万历皇帝如梦初醒,在认识到日本的野心后,再次派兵援朝,并增加了兵马,在战略上确定了“战”的方针,经过了两年多的浴血奋战,与日军互有胜负,曾胶着状态,可是,万历二十六年,日军竟然主动撤军,事后,方才发现,丰臣秀吉死去,日军士气低落,只得撤军。

  万历援朝战争最终以中朝人民的胜利,日本侵略者的失败而结束,但是所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著名历史学家谷应泰在《明朝纪事本末》中评价万历援朝战争,“七年之间,丧师十余万,糜金数千镒,善后之策,茫无津涯,律之国宪,其何以辞!”可见,明军损失十余万,所耗钱粮无数。

  如果丰臣秀吉不死,这场战争可能还会持续下去,《明史》中也曾评论:“自倭乱朝鲜七载,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中朝与属国迄无胜算,至关白死而祸始息……”笔者认为从国力来论,明朝肯定是胜利的,这一点在以后的历史中也得以验证,但是这场战争明军完全可以有更好的表现,上层建筑的决策失误,用人不当,导致了此役代价沉重,实在是虽胜尤败!此后,明朝在军事和财政方面均体现出捉襟见肘,这也直接导致了努尔哈赤率领的建州女真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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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Avalon·W    校对: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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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趣历史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