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常谈》是朱自清先生介绍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经典的启蒙读物,内容包括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等十三篇。全书见解精辟,史笔卓越,通俗流畅,深入浅出,已成为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入门指南。本文节选自《经典常谈》第四篇《诗经》。


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给别人或自己听。日常的言语不够劲儿,便用歌唱;一唱三叹的叫别人回肠荡气。唱叹再不够的话,便手也舞起来了,脚也蹈起来了,反正要将劲儿使到了家。碰到节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乐,唱歌的机会更多。或一唱众和,或彼此竞胜。传说葛天氏的乐八章,三个人唱,拿着牛尾,踏着脚,似乎就是描写这种光景的。歌谣越唱越多,虽没有书,却存在人的记忆里。有了现成的歌儿,就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随时拣一支合式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闷。若没有完全合式的,尽可删一些改一些,到称意为止。流行的歌谣中往往不同的词句并行不悖,就是为此。可也有经过众人修饰,成为定本的。歌谣真可说是“一人的智慧,多人的机锋”了。

 



“诗言志”是一句古话,“诗”这个字就是“言”“志”两个字合成的但古代所谓“言志”和现在所谓“抒情”并不一样,那“志”总是关联着政治或教化的。“春秋”时通行赋诗。在外交的宴会里,各国使臣往往得点一篇诗或几篇诗叫乐工唱。这很像现在的请客点戏,不同处是所点的诗句必加上政治的意味。这可以表示这国对那国或这人对那人的愿望、感谢、责难等等,都从诗篇里断章取义。断章取义是不管上下文的意义,只将一意中一两句拉出来,就当前的环境,作政治的暗示。


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宴晋使赵孟于垂陇,赵孟请大家赋诗,他想看看大家的“志”。子太叔赋的是《野有蔓草》。原诗首章云:“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子太叔只取末两句,借以表示郑国欢迎赵孟的意思;上文他就不管。全诗原是男女私情之作,他更不管了。可是这样办正是“诗言志”,在那回宴会里,赵孟就和子太叔说了“诗以言志”这句话。


到了孔子时代,赋诗的事已经不行了,孔子却采取了断章取义的办法,用诗来讨论做学问做人的道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本来说的是治玉,将玉比人。他却用来教训学生做学问的工夫。“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本来说的是美人,所谓天生丽质。他却拉出末句来比方作画,说先有白底子,才会有画,是一步步进展的;作画还是比方,他说的是文化,人先是朴野的,后来才进展了文化——文化必须修养而得,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他如此解诗,所以说“思无邪”一句话可以包括“诗三百”的道理;又说诗可以鼓舞人,联合人,增加阅历,发泄牢骚,事父事君的道理都在里面。孔子以后,“诗三百”成为儒家的“六经”之一,《庄子》和《荀子》里都说到“诗言志”,那个“志”便指教化而言。



但“春秋”时列国的赋诗只是用诗,并非解诗;那时诗的主要作用还在乐歌,因乐歌而加以借用,不过是一种方便罢了。至于诗篇本来的意义,那时原很明白,用不着讨论。到了孔子时代,诗已经不常歌唱了,诗篇本来的意义,经过了多年的借用,也渐渐含糊了。


他就按着借用的办法,根据他教授学生的需要,断章取义的来解释那些诗篇。后来解释《诗经》的儒生都跟着他的脚步走。最有权威的毛氏《诗传》和郑玄《诗笺》差不多全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断句取义是在一句两句里拉出一个两个字来发挥,比起断章取义,真是变本加厉了。


毛氏有两个人:一个毛亨,汉时鲁国人,人称为大毛公,一个毛苌,赵国人,人称为小毛公;是大毛公创始《诗经》的注解,传给小毛公,在小毛公手里完成的。郑玄是东汉人,他是专给《毛传》作笺的,有时也采取别家的解说;不过别家的解说在原则上也还和毛氏一鼻孔出气。他们都是以史证诗。


他们接受了孔子“无邪”的见解,又摘取了孟子的“知人论世”的见解,以为用孔子的诗的哲学,别裁古代的史说,拿来证明那些诗篇是什么时代作的,为什么事作的,便是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其实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倒是说要看全篇大意,不可拘泥在字句上,与他们不同。他们这样猜出来的作诗人的志,自然不会与作诗人相合;但那种志倒是关联着政治教化而与“诗言志”一语相合的。这样的以史证诗的思想,最先具体的表现在《诗序》里。



《诗序》有《大序》《小序》。《大序》好像总论,托名子夏,说不定是谁作的。《小序》每篇一条,大约是大小毛公作的。以史证诗,似乎是《小序》的专门任务;传里虽也偶然提及,却总以训诂为主,不过所选取的字义,意在助成序说,无形中有个一定方向罢了。


可是《小序》也还是泛说的多,确指的少。到了郑玄,才更详密的发展了这个条理。他案着《诗经》中的国别和篇次,系统的附合史料,编成了《诗谱》,差不多给每篇诗确定了时代;笺中也更多的发挥了作为各篇诗的背景的历史。以史证诗,在他手里算是集大成了。


《大序》说明诗的教化作用,这种作用似乎建立在风、雅、颂、赋、比、兴,所谓“六义”上。《大序》只解释了风雅颂。说风是风化(感化)、风刺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颂是形容盛德的意思。这都是按着教化作用解释的。照近人的研究,这三个字大概都从音乐得名。风是各地方的乐调,《国风》便是各国土乐的意思。雅就是“乌”字,似乎描写这种乐的呜呜之音。雅也就是“夏”字,古代乐章叫作“夏”的很多,也许原是地名或族名。


雅又分《大雅》《小雅》,大约也是乐调不同的缘故。颂就是“容”字,容就是“样子”;这种乐连歌带舞,舞就有种种样子了。风、雅、颂之外,其实还该有个“南”。南是南音或南调,《诗经》中《周南》《召南》的诗,原是相当于现在河南、湖北一带地方的歌谣。《国风》旧有十五,分出二南,还剩十三;而其中邶、鄘两国的诗,现经考定,都是卫诗,那么只有十一《国风》[11]了。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商颂》经考定实是《宋颂》。至于搜集的歌谣,大概是在二南、《国风》和《小雅》里。



赋、比、兴的意义,说数最多。大约这三个名字原都含有政治和教化的意味。赋本是唱诗给人听,但在《大序》里,也许是“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12]的意思。比、兴都是《大序》所谓“主文而谲谏”,不直陈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讽刺叫“谲谏”。说的人无罪,听的人却可警诫自己。


《诗经》里许多譬喻就在比、兴的看法下,断章断句的硬派作政教的意义了。比、兴都是政教的譬喻,但在诗篇发端的叫做兴。《毛传》只在有兴的地方标出,不标赋比;想来赋义是易见的,比、兴虽都是曲折成义,但兴在发端,往往关系全诗,比较更重要些,所以便特别标出了。《毛传》标出的兴诗,共一百十六篇,《国风》中最多,《小雅》第二;按现在说,这两部分搜集的歌谣多,所以譬喻的句子也便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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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