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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洁非 

来源:凤凰网


《环球人物》有诺奖得主莫言专访,云:“他的初衷很简单,听说写书有稿费,就能吃饱肚子。于是他开始在破旧的煤油灯下看书写字。”


此言非虚。有关莫言童年饥饿经历,可读《吃相凶恶》和《吃的屈辱》。两文均系自述,一言他在上世纪60年代初大饥荒中的生活情景,一言自幼不能饱腹给心理投下的永久阴影。


饥饿记忆与莫言创作的关系,很堪研究者注意。以此为入口,不单可了解他的生命体验,即对其作品里的内容、人格乃至语言特色,都不失为解读的钥匙。在他对记者的表白中,有几个字不容错过,亦即“写书有稿费”。这状若无奇的一语,却道出了现代以来中国文学一大要点。它约略可以表作:现代中国,文学成为谋生手段,作家则职业化;作品能够换取收入,收入环节也左右着文学所有方面。


以前不是这样。诗文不曾给陶渊明换来半文钱,他辞官后养活自己,得靠亲自种地。李白斗酒诗百篇,柳永“有水井处,皆能歌柳词”。这背后,都没有稿费的存在。曹雪芹写《红楼梦》,蒲松龄写《聊斋》,以今视之,仿佛是为文学史“义务劳动”。古人著文,非但无人付钱,相反所出每一本书全得自掏腰包。钱谦益虽为一时泰斗,其《初学集》却由弟子瞿式耜偕众同门集资为老师刻成,对此钱谦益已是心满意足,并不抱怨出书居然没有收入。


“润笔”固然早就有,但若以为那便是古代的稿费,颇属误会。“润笔”本义并非文章交易,而是对名头的购买,换回墓志铭、序、传之类,借作者声誉光自家门楣,其获酬理由,与如今广告费、代言费无贰。所以从来就有的“润笔”,并未在古代造就过职业作家。


文学可以买卖,抑或社会商品中出现“文学”这一新品种,普遍来说是现代才有的事。当然,中晚明开始可以找到一些文学商品化的苗头,但只限稗乘野史等类,主流的诗文不在此列。到了现代,文学则每寸空间都完全被商品交换所把持。实际上,与收入无关的文学根本绝迹。任何作家,无论伟岸与微渺,提笔而操此业,意识辄同,心里都有“收入”二字。而在国家、社会或时代,文学收入制度亦为调控文学之有力手段。虽然形式不非得是稿费、版税,也可以是别的。比如,建国后体制下“专业作家”岗位以及由此取得的工资和住房、医疗等福利,就是变换了形式或广义的收入。


故收入一端,于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深入腠理。许多事情,小如个人取舍,大至文艺政策和管理,以及创作丰歉、思想立场、文坛风尚、主题手法、写作姿态等等,皆可就中寻其踪迹。


然而此内容与环节,文学史著至今不论不载。中国的文学史研究,似乎很难脱品评优劣的趣味,总是把“载入史册”作为奖赏,颁予若干作家作品。因此难怪百年来的新文学,诸多问题和境况,都搔不到痒处,或没有触碰。


究竟如何,或许该看实例。我们且从老舍说起。四十岁时,老舍写了这么几句话介绍自己:


幼读三百千,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示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起。


老舍1899年生,其四十岁,适当1939年。假如他再过十年写这种自我介绍,想来就会另一副样子,因为彼时作家已经习惯高远地谈文学,而1939年还不必,能够讲得朴素、发为生计之谈,至与发财、奖券等“俗物”并提,说其之作小说,初衷止于“博大家一笑”(他当时自认所写皆属“幽默文学”),“没什么了不起”。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小说家阿城在创作谈中将写作比为“手艺活儿”,人有愕然者,以为亵渎了文学。那时人们已不知道,返回1939年,后来被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老舍,其眼中文学庶几近之。


阿城所谓“手艺”,老舍所谓“糊口”,都是从作家的生存角度来讲。这在文学未曾“组织”起来以前,抑或置身“组织”之外的作家那里,会非常现实。


职业化背景下,文学不复能如古代那样,只作为自我抒写而与社会无关。“现代”的文学,当其动笔之初,就是为别人写、写给别人的,不论作者如何自视不合流俗,他拿起笔来,也总是想到发表、出版,亦即投放和推广于社会,而非写成后静置匣中。这就是为何现代作家非得是职业的,不能一边做官或种地,一边当作家。他需要进入职业的状态,以写作为生,才能把事情做得像个样子。


老舍早就有意当职业作家,1929年回国已揣此想,下定决心却用掉好几年。“我在老早就想放弃教书匠的生活”,“我总是以教书为正职,写作为副业。我不甚满意这个办法”,“在我从国外回到北平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去做职业写家的心意”,“我不喜欢教书,一来是我没有渊博的学识,时时感到不安;二来是即使我能胜任,教书也不能给我像写作那样的愉快。”1934年,辞齐鲁大学教席,然而退缩回去;1936年,再辞山东大学教席,算是最后迈出这一步。


迟疑的原因,便是假如以写作为业,生计方面不知把握如何。辞齐大教职后,老舍专门去趟上海,探一探路。“我不是去逛,而是想看看,能不能不再教书而专以写作挣饭吃。我早就想不再教书。在上海住了十几天,我心中凉下去,虽然天气是那么热。为什么心凉?兜底儿一句话:专仗着写东西吃不上饭。”于是回到山东,老老实实接受山大聘书。“为了一家子的生活,我不敢独断独行地丢掉了月间可靠的收入”,然而,“我的心里一时一刻也没忘掉尝一尝职业写家的滋味”。又过两年,他觉得时机成熟,对靠写作吃上饭已有自信,又从山大辞职。“这回,我既不想到上海去看看风向,也没同任何人商议,便决定在青岛住下去,专凭写作的收入过日子。”


老舍自然是现代文学代表性作家之一。我们看得很清楚,他通往作家途中,决定性因素不是对于文学的理想,而是最实际的收入问题。他心中盘旋着这字眼,掂量沉吟,无非缘此。他的例子另一典型处,是当教授有不错的收入,为了做“职业写家”却两次辞职。我们或许会想,明明不必如此,一边教书一边写作,有何不可?实则那种状态,不在其间体会不到。老舍固然不喜欢教书,然而更主要的是,在现代从事文学创作,非得处于职业的意识和姿态,假如游移依违,不全身心沉浸、不真正承受其所有压力,对于创作终归是客串的心态。近年有与老舍相反的,从职业作家改行当大学教授,释放了职业作家的压力,也释放了职业作家的进取心。


老舍的坚决转型,把自己压迫出来一部《骆驼祥子》。这部现代小说经典作,倘从老舍个人体验来说,关乎生计,关乎他会不会“完全放弃了写作”,关乎在日后留下来的是大学教授舒庆春、舒舍予,还是“专凭写作的收入过日子”的职业作家老舍。



讲完老舍,再讲鲁迅。这是另一个故事,与老舍截然不同。


鲁迅1927年10月移居上海,1936年10月在此逝世。这最后的上海时期,鲁迅脱离公职,既不做官也不任教,没有工资收入,完全以职业作家或自由写作者身份度过。


此前,从1912年到1927年4月,鲁迅一直在政府和大学任职,而俸酬极高。任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起初月薪二百二十元,后至三百元。在北京大学、女师大等处任教兼职,亦为一笔收入。另外,还有稿费。其弟周建人忆此,称:“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当时,对鲁迅恭执弟子礼的许钦文在某杂志谋得一职,“十八块钱一个月,在我,比六块、八块一月的稿费多了近一倍多,而且是固定的,不至于再有搜索枯肠写不出而恐慌的时候。”可为鲁迅收入水准的参考。同文说到,鲁迅与周作人分家后购阜成门内西三条屋基(即今鲁迅故居),花费四百元;此大约仅相当其月入。亦可借鉴老舍的情况。1918年师范毕业后,老舍也在教育界供职:“每月我可以拿到一百多块钱。十六七年前的一百块是可以当现在二百块用的;那时候还能花十五个小铜子就吃顿饱饭。”十五枚铜子即可吃顿饱饭,当时一元约合一千枚铜子,一百多元即不下十余万枚铜子。所以,老舍已觉自己是“阔佬”,而鲁迅差不多能顶他三个。1926年,鲁迅去厦门大学任文科教授,月薪高达四百元。翌年一月至广州,受聘于中山大学,薪水远逊厦大,然每月亦入二百八十元。


公职收入外,还有写作收入。鲁迅是现代文学开山祖,成名早,影响大,而又笔耕不辍,报刊稿费与出书版税皆甚可观。兹借他与北新书局李小峰版税纠纷之一隅,稍稍窥之。1924年北新书局设立后,鲁迅著作多交其出版,但书局对于支付版税做法暧昧,不是不给,亦非全给,鲁迅信中对人说:“我就从来没有收清过版税。”1928年,矛盾激化;1929年,鲁迅准备打官司起诉要回版税。经调解,8月25日在律师处双方“商议版税事,大体俱定”;28日,“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事遂得解。日记所载金额,为李小峰当天携来之数,而经核算北新书局应补鲁迅版税为:“北新欠鲁迅的版税,售出与未售出的总算起来,共欠二万,分十一个月摊还。”此为拖欠未付的部分,过去半给半不给,鲁迅曾得到过一部分。换言之,仅北新书局版税这一项,五年间鲁迅收入至少二万余元。


刚才老舍迈向“职业写家”的犹疑、退缩与艰难,我们犹然在目,转眼面对鲁迅1912年以来的持续高收入,不禁油然想起没有丝毫奴颜与媚骨的著名评价。鲁迅毫无奴颜和媚骨,旁人对现实却多少有些眉目低回,内中诚有个性之根由、品质之不同,或思想境界的高低、立场的明暗等等原因。然而,精神自由与独立程度如何,真的不是凭空而至。设若如老舍那样,“在上海住了十几天,我心中凉下去,虽然天气是那么热。为什么心凉?兜底儿一句话:专仗着写东西吃不上饭”,大抵很难有足够底气,来傲视所有的奴颜与媚骨。



一般来论,市场对作家作品价值的确认,与其名望为正比。文名益盛,收益愈好。然确有例外,且难知究竟,让人摸不着头脑。郭沫若就是这样。


“五四”后小说、散文的成就,由周氏兄弟代表,说到新诗,就必推郭氏不可。1919年,他已诗名大振,然而竟未使生活景状有何起色。此时郭尚在日本,并结婚育子,每月以七十二元官费维持。1920年,田汉从东京跑到福冈看他,正逢其次子出生。“我因为他的远道来访,很高兴,一面做着杂务,一面和他谈笑。我偶尔说了一句‘谈笑有鸿儒’,他接着回答我的便是‘往来有产婆’。他说这话时,或者是出于无心,但在我听话的人却感受了不少的侮蔑,他没有想到假如我有钱,谁会去干那样的事?”


那时出了名的新文人,以我们读到的,都有不错的就职。偏偏郭沫若苦盼而不至,也真是怪事一桩。当时哪怕刚从中专毕业、做着小学教师的老舍,每月也挣大洋一百五十四块之多,以致只好挥霍到烟、酒、赌上头去。而郭沫若呢?1921年4月至7月,他为泰东书局辛苦编稿、译稿,奔波杂志筹备事,三个月总共只拿到一百四十三块钱,抵不上老舍一个月薪水。他很愤恼地写道:


住在日本的时候,就像要发狂的一样想跑回中国、就使有人聘去做中学校的国文教员也自誓可以心满意足的我,跑回上海来前后住了三四个月,就好像猴子落在了沙漠里的一样,又在烦躁着想离开中国了。我深切地感觉着我自己没有创作的天才,住在国内也不能创作。——已经三四个月了,所谓纯文艺的杂志仍然没有一点眉目。像我这样没有本领的人,要想在上海靠着文笔吃饭养家,似乎是太僭分了。


缺钱,让他品尝着“贱”的滋味。


他对这社会,已爱不起来;对人生,则鼓满了敌意。1920年仍能醉心庄、陶、王传统的郭沫若,到1925年则宣布:“我从前的态度是昂头天外的,对于眼前的一切都只有一种拒绝。我以后要改变了。”怎么“变”,“变”成什么?解释在此:“从前的一些泛神论的思想,所谓个性的发展,所谓自由,所谓表现,无形无影之间已经遭了清算。从前在意识边沿上的马克思、列宁不知道几时把斯宾诺莎、歌德挤掉了,占据了意识的中心。”


庄、陶、王被马、列“挤掉”,不能说郭氏之爱庄子有伪,他于千流百派,独醉心这一派,应非偶然,而有性情上的根由;问题是他已处在“现代”,庄、陶、王话语毫无支撑,现代文人做不了庄陶,不在于性情,而在“靠打草鞋吃饭”已变成了“靠文学吃饭”。文学职业化或以文学为职业,是庄陶从来不知的事情。“长吟掩柴门,聊为垄亩民”,根本已成过去。


文与食挂钩,文学变成谋生手段,是一切变化的根本。历史格局已经如此,就算有人仍抱“为文学而文学”之想,现实也毫无余地。所以“现代”以来,的确没有与吃饭无关的写作,从吃饭角度看百年以来文学发展,很多问题能够删繁就简。


而今,文学收入在中国,又演为一种或系世间独异的状态。目前的中国文坛,同时存在吃公家饭和自家饭两种作家。亦即,一面是文学已向市场打开,一面是体制内生存仍得维持。后者较三十年前国家的大包大揽,缩水不小,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依旧极富吸引力,多数想以文学为业者,求之而不能得,真正自甘其外的少之又少。


上世纪80年代,围绕“坚持”与“自由化”曾有反复而激烈的拉锯,最终结果却是互相妥协。“坚持”论尺度有所修正,对“新潮”人物不再拒门外。而后者何尝不如是?“八五新潮”一代,本悉数身在体制外,逮于今日,未入“彀中”者百不及一。考其原因,实不在理念、取向等,唯生存(广义的收入)可解,比如莫言所坦承“吃饱肚子”的问题,生计之有所靠、生老病死之有所托,没有人会敬谢不敏。


近年文学分野那样大,“严肃”与“庸俗”各自判然,人每从道德、精神上有无理想求之,实则却是生存、收入情态使然。吃公家饭的无后顾之忧,同时市场的利益也沾得上,态度当然从容。吃自家饭、完全委身市场者,朝不虑夕,孤魂野鬼,饥不择食,岂能不搜奇媚俗以求一逞?这种“一文两制”收入格局,十分有趣。它其实是百年来文学体制递替的产物,也是一种暂时的调和,不久或将有变,我们从出版的企业化以及事业单位改革动向中,略见端倪。那时,文学免不了又有一番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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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
来源:时代书屋